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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古典全球化时代(3)

2015-07-24 12:28 作者:朱步冲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30期
明代,中国人最大的海洋地理疆域认知进步,在于产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

 

夕阳下的孤帆——海上丝路的末日辉煌和终结

明代洪武年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使得明代中国的海外朝贡/宗藩体制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明代朝廷在波斯湾的忽鲁木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印度古里和马来西亚马喇加(马六甲)设立了集官署贸易站与海运补给中心一体的“官厂”。然而在这种富丽堂皇的表象下,明廷对于海上丝路贸易力图收回官办的举措,以及下达的禁海令,严重影响了唐宋元历代在印度洋上开辟建立的民间海上自由贸易生态。直至今日,在海上丝路西段的各古代港口中,依旧几乎没有永乐、宣德年间的明代私窑瓷器出土,就是当日中国海上贸易骤然遭遇寒冬的证据。

作为对应,自15世纪70年代起至正德四年(1509),大规模的东南沿海走私贸易开始勃兴,最终迫使明廷于隆庆元年开放海禁。2009年,于广东汕头南澳岛附近发现的明代走私沉船“南澳一号”上,发现1.0624万件外销陶瓷,绝大部分为明代漳州青花瓷以及景德镇窑青花瓷,纹饰包括丰富的花卉、花鸟、麒麟、仕女。

有明一代,虽然私人海洋贸易在前期遭遇了禁止,然而官方背景的外交航行使得中国对于周边海洋地理疆域的认知进一步细化,在典籍中,出现了许多全新的海域命名,诸如“细兰海”(孟加拉湾)与“南大洋海”(南太平洋至南印度洋),而最大的海洋地理疆域认知进步,在于产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东洋”最早诞生于元代人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而具体疆域的明确划分则要待到明人张燮的《东西洋考》,张氏在“文莱条”中明确指出,西洋即是自福建、广东沿着亚洲东南海岸线南下,直至印度,所经水域与岛屿国度。而“东洋”则是自台湾南下,至吕宋诸岛,沿西太平洋岛链至爪哇海、苏拉威海、苏禄海等疆域,东西两洋以今日之南海为界。

郑和船队所取得的功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拉伯天文观测与航海技术的东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所造就的东西文化交流,促成了这一16世纪东亚最为庞大的海上探险远航。《武备志》中保存的20页郑和海图中,就拥有4幅“过洋牵星图”,海员们所用的观测仪器,称为“牵星板”。明代笔记小说家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过这种仪器,是12块边长2~24厘米,带有刻度的乌木板。观测者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下边缘与海天交界线垂直,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板上引一长绳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计算单位为“指”与“角”,一指大约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星名达到18个之多,包括被称为“北辰”的北极星,以及“灯笼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雾遮蔽了这些天上的导航者,郑和的水手们就会转而借助水罗盘来调整航向。根据现存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部罗盘针经,我们可以知道在呈圆形的罗盘上刻有8个天干、12个地支和4个卦位组成的24针位,每个针位之间相隔15°,能够方便地实现导航。

牵星术,无疑来自阿拉伯。元代朝廷曾数次下令收集、编纂阿拉伯文航海技术书籍(回回文喇那麻),而在明廷定都北京后,亦继承了这批宝贵的典籍,并借用了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在15世纪阿拉伯航海家西迪·阿里的《印度洋航海记》中,就详细介绍了牵星版的形制与使用方法,而在其航海记附带的海图中,其牵星记录,以及所记录确定方位的方位星,与郑和航海图基本吻合,差异之处仅有灯笼星、七星、水平星三星。在郑和首次下西洋之前的永乐元年,明成祖亦派遣李恺、杨敏等人率领小规模船队前往西洋诸国航路进行小规模试航,以校正手中原有的罗盘针路与牵星图样。在郑和船队中,亦有不少阿拉伯与西域血统人士,担任航海专业人员、翻译专使等,例如蒲寿庚之后人,加封泉州卫镇抚使的蒲日和,而其他担任番火长等船员的阿拉伯血统人士,数量更多。

在晚明至清代早期,以福建、广东等各中国东南港口与日本长崎港之间的“唐船贸易”亦进入高潮。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海外贸易只限制在长崎一港,中国沿海倭患断绝后,两国贸易逐渐恢复正常。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每年入港中国商船最多可达70艘以上,中国大宗输出货物为生丝与糖,获利丰厚。福建巡抚陈子贞曾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上奏,称“贩于日本之利,倍于吕宋”。中国内地生丝价格百斤在银百两左右,而长崎港口收购价格最高可达500两之多;同样重量砂糖价格为1.5两,而长崎到埠收购价亦高达3两以上,一艘中国“唐船”载货量就可以换银数十万两。例如崇祯十三年(1624),当年日本全年进口生丝36万斤,而来自中国者就超过四分之一,勃兴的贸易促使大批沿海居民移居日本,万历年间福建巡抚南居益曾上奏朝廷称,闽、越、三吴百姓,流寓长崎港从事贸易翻译者有数百家之多。

同样,中国对于日本舶来货物的需求,在明末清初亦持续上升。首先由于辽东对女真满洲战事以及各地农民起义的镇压,日本所出产的腰刀、鸟铳、盔甲与制造火药弹丸之硝石与铅,为明廷所急需;然后还有铸币所急需的铜,以及被称为俵物的海产品,明代覆亡后,盘踞东南沿海的南明,以及郑成功,都“每岁发船渡长崎,货殖以厚军备之利”。

就在此时,一向平静而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终于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帆影:1573年春,两艘西班牙加利安大帆船(Galleon),满载着来自美洲、用于购买中国丝绸瓷器以及东南亚香料的白银,在菲律宾马尼拉港靠岸,这一事件正式标志着中国被纳入了西方航海强国的环球大贸易体系。1571年,西班牙商船队在明都洛外海营救了一艘中国遇险商船,遇救的明朝商客在回到福建漳州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强国的富裕和在东南亚进行贸易的迫切愿望便迅速流传开来。从1572年开始,运载香料、丝绸、瓷器以及水果等货物的中国商船便逐渐前往马尼拉。最后,这两艘满载中国商品,包括712件丝绸品、2.23万件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于当年底驶抵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至1576年,从漳州至马尼拉、马尼拉至阿卡普尔科的固定帆船贸易已经完全确定,平均每年有50艘左右的中国商船抵达马尼拉,运载的货物总价从20万比索上涨至16世纪末的百万比索。而从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单艘吨位也突破700吨。至18世纪中期,墨西哥进口商品总值中的60%以上,都来自中国丝绸与瓷器。在如雪崩般涌入的中国纺织物面前,西班牙本土纺织业急剧衰落,1600年,急于改变局面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禁止在西属美洲种植桑树,然而来自中国的生丝却使墨西哥纺织工业得以延续。

除了丝绸与瓷器,另一种中国本土的独特出产引发了欧洲的兴趣:1559年,意大利人拉木学(Ramusio)在《航海与旅行》一书中引述波斯人哈扎·马和木的叙述,称在遥远的中国,于Kuangfu(广州)种植着一种神奇的植物,不论鲜湿或者风干,都可用这种神奇植物熬成饮料,如果空腹饮下,能够祛除热证、头疼、胃疼。这是欧洲关于中国茶叶有史可考的最早记载。不久,葡萄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来到中国广州传教,1570年病逝后,他编纂的《中国志》出版,书中说,任何中国人拜访会客,主人都会向客人奉上这种神秘的热饮,装在精致的瓷杯和瓷盘之中。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少量中国与日本出产的茶叶贩运至荷兰本土,并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到了1735年,仅仅从荷兰进口的亚洲茶叶已经达到835万磅,而新兴的海上贸易强国英国更是后来居上,在18世纪后半夜,每年从亚洲输入的茶叶达到3000万磅。起初茶价昂贵,伦敦每磅绿茶到港价格为10~19先令,武夷茶为13~19先令,然而普通工人日薪只有3~4便士,于是茶成了上流社会炫耀专有之物,著名剧作家与诗人威廉·柯伯,亦写诗赞颂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植物:“佳茗,佳茗,令我愉悦,宁我心灵。”

很快,欧洲对茶叶的强烈需求,使得其商船队无惧惊涛骇浪,争相前往遥远的远东: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法案,将茶叶进口税从100%下调至12.5%,制定对华茶叶贸易特许权,并只授予英属东印度公司,并促使英国几乎垄断了欧洲在广州的茶叶贸易。从1778至178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广州进口的茶叶在5.8万担左右,占据欧洲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而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数字又暴涨至30万担,每年赢利达100万英镑,几乎等于英国每年政府国库收入的10%。自1700至1823年,“茶叶是驱使欧洲人来到广东的主要诱惑力,其他中国商品只不过是点缀。”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丁说。

这是中国主导的海上丝路贸易最后的辉煌。来自欧洲,旨在换取丝绸与茶叶的白银滚滚涌入:通过西葡两国主导的中国―菲律宾―美洲三角贸易,自1571至1643年,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银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原来拥有白银总量的六分之一,总计高达4000万库平两以上。英国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通过茶叶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也达到5800万两以上。《剑桥中国明代史》作者牟复礼认为,中国由于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银和西班牙、美洲白银,使得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直隶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经济增长的速度显著变快。白银的大量流入。也促使明代政府进行财政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然而,负面影响则是明代政府失去了对于流通中大多数贵金属货币的主导权。美洲舶来银币因为其成色佳,形制重量标准化程度高而逐渐成为民间流通货币,并导致以宝钞为中心的官方货币信用体系崩溃。不仅如此,赋税的货币化与大量白银进入流通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或者出现极大的波动,米价最多在每石0.2两和0.8两白银之间浮动,加剧了普通雇农与小农的破产,最终动摇了中华帝国赖以生存的最大基石。

随着美洲与东亚之间贸易直接联系的建立,玉米、番薯、马铃薯以及烟草、花生、番茄等原产美洲的经济作物也逐渐进入中国,进而造就了明清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的时代。《中国的食物》作者尤金·安德森曾统计,有明一代,耕地总数从6000万英亩逐渐增长至8500万英亩,人口在整个16世纪,由1亿左右暴涨至1.75亿,作为“救荒粮食”,易于耕种、收成丰富稳定的玉米和马铃薯无疑能够很好地养活这些新增人口,但也使得中国陷入了某种英国汉学家伊懋可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即精耕细作的分散农业促成了人口持续增长,大量廉价劳动力使技术进步成为某种“不必要”的靡费,农业资本回报持续高于工商业,同时工资水平的持续低迷也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毫无积蓄,不可能购买相对昂贵的工业制成品,进而抑制了近代工业与资本的出现。

18世纪末,中国由于其货币媒介在东南亚至印度洋上的通用性,以及中国船只对于这一航路的绝对垄断,依旧使得欧洲早期殖民国家难以在这一贸易网络中获得主导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曾考虑利用半公开的武装私掠、抢劫满载白银、丝绸与陶瓷的中国商船。而已经逐渐在暹罗、马来亚、泰国等地落户的中国华侨,也将相对成熟先进的造船方式带到了东南亚,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坚西曾于1775年向伦敦总部报告,加里曼丹的华侨造船厂仅用两个月,耗资西班牙银币4250元就建造了一艘580吨的帆船。殖民地史学家J.克劳福德曾在《印度半岛史》中愤愤不平地说,华人质优价廉的造船业,以及他们在当地民众中平和、无野心的性格,严格限制了欧洲商业与殖民在本地的开展与盈利。

直到1820年前后,东南亚海面上活跃的中国帆船依旧接近300艘,总运载量超过8万吨,然而仅仅20多年后,因欧洲工业革命而诞生的蒸汽轮机动力船就开始出现在东南亚海面上,欧美列强资本雄厚、管理先进的股份制航海运输公司,远非因血缘关系组合、资本单薄的中国沿海“船帮”与“舶主”所能望其项背。当中国帆船的侧影逐渐消失在印度洋的海平面上时,来自欧洲的蒸汽与黑烟宣告了另一个全球贸易时代的到来。中国,这个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导者,被纳入了西方殖民经济体系之中,也在屈辱和被掠夺中开始了它的现代化改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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