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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古典全球化时代(2)

2015-07-24 12:28 作者:朱步冲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30期
明代,中国人最大的海洋地理疆域认知进步,在于产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

唐宋:丝绸与陶瓷造就的白银时代

唐至宋代,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二帝国”时代,其特征即为生气勃勃,积极向外施加影响。而此时代,也被国际学界视为丝路主干线自欧亚大陆陆路逐渐向海上转移的结点: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造成唐代国力的急剧衰落,吐蕃趁机北上,占据了河西陇右,逐渐强大的回鹘亦南下阿尔泰山一带,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梗阻,从而使得诗圣杜甫亦有“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的感叹。然而陆上丝路逐渐被海上丝路所替代,原因不仅在于西域至中亚民族政治版图的更迭与动荡,更多原因则是中国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南移,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出口商品的产地靡集在东南一带,再以陆上丝路运输,转运繁复,劳民伤财;反之,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成熟,中国东南地区海岸线长、不冻港数量众多的优势逐渐凸显,运价低廉可靠。不仅如此,中唐之后,随着大食(阿拉伯帝国)定都于巴格达,取代波斯成为中西贸易中最大的中继站,也迫切需要与中国产生商品经济交换与往来。

唐代的对外开放性,在同时代全球性文明中,几乎无有可比拟者。根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代前往长安朝贡的“四夷之国”多达70余国,其中将近半数在隋唐前未见诸史册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有19个国家的使节同时到达长安,有一个乙利鼻国,就是阿拉伯最早的译名。早在唐代高宗上元年间,唐州刺史达奚弘通,因出使撰有《西南海诸番行纪》,自称经36国,经赤土(今苏门答腊至马来半岛)至虔那,被后世疑为已经抵达阿拉伯半岛南部。在此后的148年中,进入长安的大食使节多达41批,天宝十一年(752)十二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在取代伍迈叶王朝后,遣使参见,被唐玄宗特意授以左金吾员外大将军的勋位。

751年怛罗斯之战,虽然使得唐代失去了在中亚的影响力,但被俘的中国工匠将造纸、金银镶雕、丝绸纺织与陶瓷绘画技术传入了阿拉伯世界。《经行记》的作者杜环,即在此役中被俘,后客居大食十余年,最终于762年辗转千里,乘坐中国商船回国,将其旅行见闻编纂为此书。虽然《经行记》已散佚,今日只有《通典》辑录了1000余字,但已经翔实反映了当时中亚各国,以及阿拉伯、东罗马帝国(拂冧)等国的情况,比如拂冧国之富裕繁盛,“妇女皆珠锦,多工巧善织络”。而作为丝路东端贸易中心的阿拉伯帝国则是“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

唐代中后期,随着海路贸易的繁盛,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贸船队已经形成了一条前往中国的固定航线,从阿曼的苏哈尔或者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在唐代市舶司的记载中,按照国别记载的各国商船,包括南海舶、波斯(阿拉伯)舶、婆罗门舶、狮子国舶、昆仑舶等十余种。在唐代南方市井俗语中,波斯人通常被称为舶主,诗人元稹的《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中有“舶主腰藏宝,黄家砦起尘”的描写。这条航路在唐代人贾耽撰写的《广州通夷海道》有详细的记述,并且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得到了印证,从巴士拉到杭州,海路全程仅仅需要87天左右。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航行范围的扩大,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疆域的称谓与认知也在持续进步,曾经泛指北印度洋水域的“西海”也开始逐渐囊括地中海。《隋书·裴矩传》描述自敦煌通西域之道时记载,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能够抵达西海,而杜环在《经行记》中描述佛林国,指出其与大食相邻,“西枕西海”。而大食帝国兴起后,能够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西进的中国海上贸易商人,根据其直接或者间接航行与考察经验,将以往泛泛而称的“大食海”具体划分为“东大食海”与“西大食海”。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称,东大食海在“天竺以西”“渡之则西为大食诸国”,而西大食海,周氏的记载则是“渡之而西则又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是太阳沉入地平线所在,“不得而闻”。“木兰皮”是阿拉伯文maghrib之音译,为北非信奉伊斯兰教之马格里布诸国。著于10世纪末期的一部波斯文地理著作,或称《图曼斯基抄本》的《世界境域志》记载,木兰皮海,亦指地中海。

除此之外,逐渐将航线拓展至远离本土的中国航海者,也开始不断将新发现的全新海洋水域自加冠名,中国海岸线大致为南北方向,要出洋驶向东南亚、印度方向,必须首先向南航行。先秦时的南海,泛指东海以及所认知范围内的所有南方洋面,魏晋以来至唐初,逐渐特指东南亚与东印度洋诸地,并称所有前来贸易之外国商船为“南海舶”。东汉杨孚撰写《异物志》,根据其潮汐现象,称南海为“涨海”,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南海”、“涨海”之名交替使用。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撰写于851年的《东游记》称,在到达名为“Chanhay”的海域后,再航行一个月就可以到达中国。然而“涨海”的具体疆域在历代史籍笔记中不断变动,有时会泛指自马来半岛至大秦之间的广大宽阔海域,而到了唐代中后期,为了将这一段漫长海域加以细分,则又诞生了一个全新称谓“西南海”,特指北部印度洋,《新唐书·西域传》中特指狮子国(斯里兰卡)在“西南海中”。

有唐一代,最为茂盛的海上贸易港口,即是广州,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文献形容其繁荣程度可谓“舶交海中,不知其数”,“蛮声喧野史,海邑润朝台”,进口大宗货物包括麝香、玻璃、珍珠、玳瑁、香料、犀牙、珊瑚、琥珀与棉布。唐政府织品的赋税称为“庸调”,在开元年间达到2100多万匹。宋人李觏更形容江浙一带丝绸纺织业的繁盛为:“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在广州、泉州两港出海的丝绸种类繁多,绢有白绢、五色绢、红绢,缎有龙缎、草金缎、五色缎、锦缎,绫有水绫、丝帛等。广州市舶司因其地位重要,与岭南节度使并称“两使”。其行政治理官署虽然在广州,但却掌管海外诸国朝贡事务以及东南沿海贸易。9世纪,伊本·郭大贝(Ibn Khordadhbah)在省道志中说,中国繁荣的港口有四处,包括广府(广州)、江都(扬州)、越府(明州)以及比景(越南半岛灵江口)。大批阿拉伯与波斯侨民,寓居在南沿海港口贸易城市,大食国人李彦昇,在847年由宣武军节度使卢均举荐参加会试,最终以进士提名。

曾多次因商贸旅行访问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于851年写成了《中印游记》,记述了中国货船体量庞大、吃水深,抵达波斯湾的西拉夫后,货物必须改装吃水较浅的当地阿拉伯双桅货船,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印度的故临(Kulam),一般中国大商船要缴纳的税收高达1000个迪尔汉银币,是普通其他国家船只的5~50倍之多。

这些形体巨大的中国帆船,载重量可以达到五六百吨,乘客600人以上,长达20丈,称为苍舶。从西晋自唐代,中原文明的造船技术持续进步,来自波斯湾的棕榈纤维船板缝合法已经传入岭南,“咸水浸渍,即粗涨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航海者在航海时利用信风与季风,唐人李肇就曾经说:“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信风。”而义净离广州南行时,据说当时的情景是:“至十一月……广莫初飘,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垂玄朔而五两单飞。”这里所说的百丈指船舶上的纤缆,五两则是古代的一种候风器,用鸡毛悬于船桅竿乏上。所谓五两,即取用五两鸡毛之意。这显然是因信风之便,船只连纤缆都暂放置一边不必使用。

日本学者、陶瓷研究专家三上次男称,自中晚唐开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变成“海上陶瓷之路”,因陶瓷产品的易于叠放,压舱性能与高附加值,使得它逐渐与丝绸并行,成为中国出口的大宗货品。今日日本太宰府所藏档案中,有一件中国商船贸易档案,泉州商人李充自报船上载有货物物种,象眼(注:丝绸名)40匹、生绢20匹、白绫20匹,以及两种瓷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尼、马来亚沙捞越河口、斯里兰卡凯格拉、印度阿里卡曼陀、伊朗内沙布尔,都有唐代长沙窑、越窑以及德化窑、广东窑青瓷与白瓷器物及残片发现。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在《中印游记》中记载,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出各种透明程度可比拟玻璃的瓷器,甚至酒器中酒的颜色与满盈程度都能从外面看见。另一位波斯文学家塔利比称,中国瓷器中,最为上品的是杏黄色。根据考证,所谓杏色瓷器,来自唐代著名的长沙铜官窑,出品瓷器以杏黄底色著称。

较之唐代,宋代的外销瓷器出口产地越发扩展,不拘于沿海省份,包括越窑(浙江余姚等地)、龙泉窑(浙江龙泉)、景德镇窑(江西)、耀州(陕西铜川)与磁州窑(河北)。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宋代瓷器外销国家达到44个,远在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曾是阿拉伯法蒂玛王朝时期兴盛的贸易城市,在1168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沦为废墟,在20世纪6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中国陶瓷残片达到1.2万片之多,包括唐至宋初越州窑青瓷,唐代三彩,宋元时代龙泉窑青瓷、潮州窑白瓷等。

唐宋两代,来自印度、阿拉伯输入的货物,对一般民生影响最大的,为药物香料。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密陀僧、底也伽(鸦片)、安息香、麒麟竭等西域以及印度药材收录。元和十年,被贬官至连州(广东连州)诗人刘禹锡曾撰写《赠眼医波罗门僧》诗,希望来自印度的医生用“金篦术”(针拔内障术)治愈自己的眼疾,甚至一些药用植物已经开始在中国南方地区移植成功。苏颂在《本草图经》中记就记载一种来自波斯国的药物“补骨脂”,最初通过诃陵国(印尼爪哇半岛中部)舶主传入,后在岭南地区推广种植,可以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填筋骨。

南宋泉州市舶司官员叶廷贵所著《香录》可知,此时中国已经从东南亚以及阿拉伯进口香料达29种之多,包括来自渤泥国、三佛齐的龙脑香,来自真腊国、占城国的沉香,大食的乳香、没药、安息香与苏合香,来自阇婆国的肉豆蔻。在宋代,香料为官府专卖的“榷货”,设立了专门机构“榷易院”进行收购、管理,分设在广州、泉州、交阯与两浙,对进口香料质量上品、数量巨大的外国商人,亦会授予官职。绍兴六年(1136),大食(阿拉伯)蕃官蒲罗辛因进口乳香价值30万贯,被授予“承义郎”的官职。蒲氏原为居住在占城国的阿拉伯人,后入籍中国,12世纪末由广州移居泉州,其后人蒲寿庚于景炎元年(1276)升任泉州市舶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天宝二年,鉴真第二次东渡日本,备办的粮食、佛典、香料、药品清单,收录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典籍《唐大和上东正传》中,包括落胭脂红绿米100石、甜豆皮30石、牛酥180斤、干胡饼两车、干蒸饼一车,药剂和香料包括沉香、龙脑香、安息香等600余斤,毕钵(毕波罗,即菩提树汁液)、阿魏、石蜜、蔗糖(500余斤),可以相信如此巨量的海外舶来药物除了部分自用,其他亦为东渡传播交流所用。

13~14世纪,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经全部被中国船只所操纵,阿拉伯航海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游记中说,中国商船分成三种:大的船、中等的柴(zao)以及小型的舸(Kakam)。大帆船最多有3~12面帆,每船可以运载千人以上,为了防御马六甲海峡的海盗,中国商船上都配有弓箭手、弩手和盾牌,而各国蕃商也喜欢租用这些大型坚固的中国帆船。此时,中国商船已经普遍配备了使用浮针的罗经,提高了航行的安全性与航向的正确性,并且采用了相对精确的计时法“香篆”,即粗细均匀的香盘,于盘上刻画出时辰刻度,夜间燃烧时便能精确判定时刻。《萍州可谈》中提到,中国帆船已经拥有完备的导航技术“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船行时如遇风涛紧急,可直接下船首碇石。

1178年,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计算,从广州出发冬日起航,乘北风,经过苏门答腊北部亚齐,可以直达阿拉伯南部海上贸易港口马赫拉的直达航线,具体行程为出发后航行40天到达亚齐(蓝里),停泊过冬,直到下一年冬天,再乘东北风,经过大约60天的航行,绕过斯里兰卡和南印度,横渡阿拉伯海,到达马赫拉省位于卡马尔湾的著名香料贸易港祖法尔。泉州西郊外濒海九日山,有摩崖石刻数十处,为举办祈风仪式所用。石刻作者多为地方官员与市舶提举司,目的在于为往来于东南沿海港口和南海中的外国商船祈求信风,并预祝其满载而归而举办的祈风仪式所用,一年举办两次。

唐宋两代,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商业革命”勃兴的时期,背后的助推动力就是海上丝路贸易带来的巨额收入与贵金属:北宋高宗时,仅广州、泉州两地,市舶收入每年就达200万贯,而每年市舶总收入即占宋代国家总收入的20%左右。宋代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将通过市舶所得的丰厚收入与舶来奢侈产品补贴财政开支,包括直接由官府出售折现,抵付商人依“折中法”捐输至边防粮草,作为保证金收换纸币“会子”,转手出口高丽、日本,发放官员手中以抵支俸禄等等。

在东南亚海洋贸易中,不少国家使用金银为货币。阿拉伯、波斯与东罗马帝国广泛使用的金币与银币,源源不断地抵达泉州、广州、扬州等东南港口,从而迫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始尝试使用银本位币值。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真腊、三佛齐、细兰等国,番商兴贩都用金、银、瓷器等博易。苏吉丹国民间贸易,用杂白银凿为币,状如骰子,上镂番官印记,64只准货金一两,每只博米30升,或40升至百升。其他贸易悉用是,名曰“者婆金”。正如按照日本人加藤繁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的论点,为了防止原本作为基本货币单位铜钱的过分外流,唐代中央政府视岭南“为一特别经济与货币区域”,允许其官开采金银矿山,并流通金银铸币。

到了南宋时期,不但临安朝廷的各种赋税与专卖收入开始用金银折纳,纸币买卖也以金银为结算本位。岳飞之孙岳珂在《鄂国金佗续编》中说,绍兴四年(1134),岳飞所率神武后军所支给的60万贯军费中,有40万贯即由(杭州)榷货务(茶叶专卖机构)以金银形式交付。如此巨大规模的黄金流动必然带动民间金融机构的勃兴,宋代著作《都城纪胜》记载,宁宗时,临安从事金银兑换、制品买卖的金银交引铺多达百家,主要业务为兑换官署发放的“钞引”,即商人领取、运销盐茶等专卖货物的有价证券。此外,业务还包括金银制品订制与鉴定。与唐代相比,宋代作为货币符号的金铤、金牌在尺寸、量与成色上都有相对统一的标准,铭文也将标明金的成色,诸如“十分金”、“赤金”,以及“薛李宅”、“石元铺”等金银铺名,还要附上工匠名与店铺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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