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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士”步鑫生(2)

2015-06-30 10:09 作者:邱杨 林坚强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26期
即便时间坐标移到今天,步鑫生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口号也依然针针见血:“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这位个性十足、经历传奇、命运坎坷的改革“斗士”,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掀起的阵阵涟漪,并未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

小裁缝的改革

“如果说遗憾,步鑫生此生最大的遗憾或许就是他辛辛苦苦办起来的海盐衬衫总厂没了。”林坚强告诉我们,每次提起,老人失落的神情就像丢失了珍贵宝贝的孩子。海盐衬衫总厂的旧址,如今已变成了一片高档商业住宅区。走在这里,丝毫看不到过去的影子,只在东南一角竖起了一块旧址纪念碑。步鑫生一直不愿重回这里,甚至还会刻意绕开。对他来说,这里飘荡着他的改革岁月,也深埋着他心底未能彻底打开的心结。

浙江海盐县地处杭州湾北岸、钱塘江口,汹涌的钱塘潮千百年来周而复始地从这里溯源而下。步鑫生是海盐县武原镇上有名的步家裁缝的后代。他童年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吴银宝含辛茹苦将兄弟三人拉扯长大。在小弟步焕章的记忆里,二哥步鑫生从小就不喜欢循规蹈矩,与自己老实温和的性格截然不同。步鑫生小学毕业后便跟着堂哥学手艺,缝纫技术堪称一流。当时,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愿意找他做衣服。逢年过节时,他常常加班到深夜。

1956年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步家的荣昌裁缝铺也合作化了,年仅22岁的步鑫生成为武原缝纫合作社的负责人。1958年在“大办钢铁”运动中,他调任安吉县邮局晓丰支局负责人。直到1962年,他才重新回到海盐县红星服装社(海盐衬衫总厂前身)做裁剪师傅。红星服装社是一家县属集体企业,由于没有自销品牌产品,发展很慢。通过长川坝落塘大队一家社队企业牵线,才与上海卢湾区一家衣帽公司接洽上,为对方批量加工服装。此时已经当上车间主任的步鑫生就提出过奖励工资等建议,但未能实施。

林坚强与步鑫生相识于1971年春天。初次见面,这个身材瘦削、发式清爽、衣着考究的精干中年人就给林坚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话时不停地挥动手臂,并不时向你投来神采飞扬的目光。”在林坚强看来,个性独特的步鑫生此时就已经是个争议人物。“他胆子很大,敢说敢做,悟性很高,办法也多。但他主观意识很强,认为不合情理的事,即使是顶头上司,也敢当面顶撞。”

1979年,精通业务的步鑫生成为海盐衬衫总厂管生产的副厂长,两年后升任厂长。当他接手时,这家只有60多名员工的小厂,固定资产仅2万多元,年利润5000元,连老工人的退休金也发不出来。四五十万件衬衣,有近一半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当时安徽凤阳等地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见成效,但“吃大锅饭”仍然是企业中的普遍现象。步鑫生认为,这种笼统沉闷的制度养了太多闲人,即使勤劳肯干的人也心安理得地变成了懒汉。

这个裁缝出身的精瘦男人很快亮出了火药味十足的一整套改革“撒手锏”:从1979年起在海盐衬衫总厂实行联产计酬制,“实超实奖,实欠实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砸了“铁饭碗”的用工制度,将懒惰职工毫不手软地予以辞退;改革不合理的劳保福利制度,根除“泡病号”的流行病。

除了生产改革,步鑫生的改革还延伸到了销售领域。从1979年开始推出“双燕牌”衬衣和“三毛”牌儿童衬衣两大自主品牌。他派人常驻上海,研究上海衬衣款式、花型的变化,设计出一些新款式衬衣到上海试销,然后根据试销情况,从中挑选最畅销的品种,成批投入上海市场。“双燕”和“三毛”逐渐在上海市场上取得了地位,全国各地驻上海的采购员也纷纷到海盐看样订货。他还采取在各地举办展销会和请服装店特约经销的办法,使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

除此之外,他还定下企业的招待标准是三菜一汤,在上海人民广场登霓虹灯广告,租下一辆皇冠牌小轿车往返上海、海盐接送客户,销售员出门跑业务坐飞机、坐软卧,让职工唱厂歌,佩戴厂徽……

这些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当年却无一不是充满争议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甚至有声音说“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为此,步鑫生也遭受了不小的压力。有女职工写信到县妇联告状,这封告状信辗转交到县委副书记的手中,他批示让步鑫生把病假劳保制度改回来。当主管部门的一位副经理拿着这封批示去找步鑫生时,他却当面将其撕得粉碎,扔进纸篓,只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当厂长,要对整个企业负责,对全体职工负责,如果他要叫我补发工资,你叫他来发吧。”

虽然骂声不断,告状信满天飞,但不可否认的是,步鑫生的管理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的效益越来越好。1982年,海盐衬衫总厂以年生产130万件衬衫的能力一跃成为浙江一流的专业衬衫厂,固定资产从步鑫生接手那年的2万元,增加到1982年的113万元,3年间实现利税164万元。

即便时间坐标移到今天,步鑫生当时提出的口号依然严苛: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

此时的步鑫生尚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朴素话语将成为划时代的改革“金句”。“我是被‘逼’出来的,那时,我也不知道这是‘改革’!”步鑫生后来这样评价,当时搞企业创新,只是为了破除一些束缚企业生产发展的旧东西,不料在打破条条框框中,自己竟成了“改革先行者”。

造神与破灭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1978年以来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改革进行的“顶层设计”。此前,自凤阳小岗村发端并全面推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取得成功,改革重点逐渐向城市转移。从中央到地方,迫切需要一位“暴风骤雨式”的破冰者。步鑫生恰好契合了这一期待。

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步鑫生矢志改革的事迹,在全省工业系统引起轰动。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并以“编者按”披露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益。”

料想不到的是,《工人日报》随即刊发的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的内参中,却报道了步鑫生擅自撤销厂工会副主席赵荣华职务的事件,指责他“独断专权,欺压工人”。截然相反的事实,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批示要求新华社会同浙江省委对步鑫生再做深入调查。

1984年春节期间,联合调查组冒着大雪深入海盐。最终,在浙江省委提交中央的调查报告中,步鑫生被调查组定性为“一个有缺点和弱点的改革家”。胡耀邦在该调查报告上第三次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在中国,“榜样”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几乎一夜之间,步鑫生“红”了。媒体对步鑫生的采访铺天盖地而来,在巨大舆论的催化下,“步鑫生神话”席卷全国。短短两个月里,海盐县武原镇上迎来了潮水般的参观人群,高峰时每天多达几千人。这样火爆的场面连步鑫生自己也无奈:“干脆把我放到动物园给人看算了。”

在人潮中,一位名叫鲁冠球的年轻人,怀揣两张《人民日报》,徘徊在衬衫厂门口,他刚刚用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取名万向。但保安并没有让他进门,因为有关方面规定,只有司局级干部才能面见步鑫生本人,其他人只能听听录音。最后,他只好托《浙江日报》记者引荐,才破例获得了15分钟与步鑫生面谈的机会。

多年后已成为步鑫生晚年好友的张新祥,仍然记得当年“步鑫生”的光芒。“当时我只是海盐一家小企业的供销员。那时候搞采购很苦,人家有货也不卖给你,只能从计划外剩余的拨你一点。”有一次张新祥去浙江龙游采购纸张,按常规只能采购到一两吨,但当他打出步鑫生家乡企业的招牌后,对方竟然同意供应20吨。

步鑫生的符号意义,给当时处于探索中的改革者送上了“定心丸”。1984年,甚至被公认为“步鑫生年”。但真正的步鑫生仍然还是那个脾气直、性子急的倔犟汉,尽管能干,却也不太招人喜欢。

海盐衬衫总厂从1984年底开始上马西装项目,这也成为步鑫生从巅峰滑落的开端。当时西装市场被看好,全国很多企业都在生产西装。上级主管部门一再要求海盐衬衫总厂上一条西装生产线,步鑫生抹不开面子只能点头,但只要“6万套生产规模”。报告打上去,省二轻工业总公司负责人却说,步鑫生是全国典型,要做就做最大的。生产规模加码到年产30万套,3年后追加到80万套。

同意让西装项目上马,步鑫生也承认当时有点头脑发热。1986年,当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建成时,衬衫总厂多年积累的利润也全部填入这个“无底洞”。彼时国家出台了财政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钢材、水泥等价格一路看涨,建西装大楼每年的贷款利息就要40多万元。而国内的西装市场却在急剧萎缩。

这年8月底,省二轻工业总公司负责人来到海盐衬衫总厂,他认为“西装热”已过去,省内杭州、萧山两条西装生产线已下马,要求步鑫生也下。但步鑫生却不认可,他坚持熬上两年,待“西装热”再来时,便能抢先占领市场,否则前功尽弃,死路一条。性子火暴的他甚至急得和省公司领导顶起来,声称:“我只认理不认权,只要我当一天厂长,一天不下!”气得那位负责人两手发抖,晚饭都吃不下。以至于朋友们常常感慨:“老步是个好人,就是不懂政治啊。”

9月4日,步鑫生被送去浙江大学“深造”,由县二轻工业公司掌门人代理厂长。1987年3月,步鑫生又被要求回厂收拾烂摊子。此时,西装线厂房、设备已被卖掉,厂内部分技术人员被放走,企业债务累累。当年底,省调查组突然来厂里,说群众反映步鑫生受贿外商金戒指和电视机,并以锁住仓库内产品不准送海关为威胁,要步鑫生交代。步鑫生拍案而起:“我‘步鑫生’三个字,哪怕你用10根金条也收买不了。不按期交货外商要索赔,你能负这个责任吗?”

1988年1月,衬衫厂里的下水道开始堵得恶臭连天,红极一时的企业一片萧条。1月15日,步鑫生被宣布免去厂长职务,调县二轻工业公司工作。第二天清晨,当林坚强早早赶到海盐衬衫总厂时,只见步鑫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接连不停地猛抽香烟。“他的脸上布满着无奈,交谈中不时露出委屈和怨气。”林坚强记得,末了,步鑫生愤愤地说:我不会认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20多天后,没有告别,步鑫生过完春节便悄悄地离开了家乡,不服输的他要去另闯江湖。他总是憋着一股劲,说:“好企业请我,我不去,亏损企业我才去,我要体现人生价值!”他在北京承包一家亏损服装厂创办了“金宝路”衬衣品牌,后又接手亏损状态中的辽宁盘锦服装厂推出“阿波罗”衬衣。1993年,他应邀到秦皇岛创办步鑫生制衣公司。1998年,他赴吉隆坡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举行的工商界高峰论坛。

家乡,只能在半夜想得心痛。在外漂泊的十几年,步鑫生极少回海盐,清明时给母亲上坟也是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而身边的朋友也极少听他提起这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伤痛,需要时间慢慢抚平。2001年步鑫生因病中止创业生涯,定居上海修养。

恩怨师徒情

2000年9月30日上午,赵荣华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劳模观光团,手机突然响起,一个生疏又透着熟悉的声音传来:“是荣华吗?”赵荣华不由一愣,脱口而出:“是先生?”“先生”,是海盐衬衫总厂的职工对厂长步鑫生的称谓。通话中,已定居上海的步鑫生说他正在海盐,想和赵荣华见上一面。关上手机后,赵荣华沉默良久。自从离厂后,自己和步鑫生再无任何联系,而当年那场轰动全国的“罢免”风波,也已经整整过去17年了。

1983年7月的一天,步鑫生突然召开厂工会委员会议,宣布改组厂工会,任命工会副主席赵荣华任主席,取消原工会主席冯织娟的职务。当时,冯织娟照顾生病的孩子没有参加会议,而赵荣华也正在海宁送货没有回厂,直到第二天才从同事口中得知。步鑫生几次催促赵荣华立刻上任,但考虑再三后,赵荣华却拒绝了。“按照《工会章程》,工会主席是由会员们选举后报县总工会批准的,这样做恐怕不合适。”

赵荣华不听自己的安排是步鑫生没有料到的。此前,赵荣华一直是步鑫生的左膀右臂,先后担任厂保卫科长、后勤科长等近10个职务,并与步鑫生师徒相称。步鑫生的话在厂里向来是金科玉律不容改变,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让他十分恼火。与此同时,步鑫生的改革形象正在国内快速升级,一路疾驰在改革“偶像”的快车道里。对赵荣华这样“不识抬举”的举动,步鑫生不能容忍。

1983年12月8日上午,两位副厂长和几位中层干部来到赵荣华办公室,说厂里要召开职工大会,我们陪你在这里听广播。不一会儿,高音喇叭里传来步鑫生的声音,宣布撤销赵荣华一切职务,开除公职,留厂察看两年,罪名是“拉帮结伙,乱中篡权”,连同在厂里做临时工的赵荣华妻子刘培英也被株连解雇。赵荣华强压下心中的怒火,对几个“陪”着他的人说:“我必须找先生谈谈。”

此时的步鑫生根本不愿见赵荣华,他知道赵荣华身兼保卫科长,有厂里所有办公室的钥匙,于是把自己关在电梯上面的一个小房间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万宝路”。找遍了全厂也不见步鑫生的赵荣华,前往县委、县总工会和县二轻工业公司反映情况。走到厂门口,抬眼看到四张刚刚贴出来的开除通告,赵荣华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怒,把通告通通撕下来,大步冲出厂门。

第二天有人告诉步鑫生,赵荣华已前往杭州向省总工会申诉。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步鑫生又贴出了第二张通告,立即开除赵荣华。1984年1月,由于《工人日报》刊发了步鑫生擅自撤销厂工会副主席赵荣华职务的报道,经上级工会和海盐县委的直接干预,步鑫生不得不恢复了赵荣华的厂籍,却始终不肯恢复其职务。眼看着步鑫生如日中天,讨回公道无望,赵荣华于当年11月悄然离开衬衫厂,回到澉浦老家立志创业。

此时,53岁的赵荣华已是海盐县特种纤维织造厂厂长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北京赶回海盐之前,他特地买了几条“万宝路”香烟,他还记得,烟瘾很大的步鑫生常常抽这个牌子。当赶到步鑫生住的宾馆,服务员却告诉他:“步先生今天早晨返回上海了。”赵荣华默默地走出宾馆大门,好面子的步鑫生直接面对他并不容易。

2001年5月,步鑫生应邀出席海盐南北湖的“源亭”落成仪式。“源亭”二字,由步鑫生亲笔所书,其寓意是:海盐,既是钱江潮的发源地,也是改革大潮的发源之地。在仪式上,赵荣华与一别17年的步鑫生再相逢。在赵荣华眼里,年届70岁的步鑫生并没有什么变化,头发一丝不乱,衬衫雪白,领带光鲜,不禁感慨地说:“先生,你一点儿都没变。”

久别重逢,情绪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热烈。显然,两位有着极强个性的人,对过去的事都绝口不提。赵荣华邀请步鑫生到他的厂里参观,临走时,步鑫生对赵荣华说:“你是我们衬衫总厂出来的人中,干得最好的一个。”

虽然难以开口,但在步鑫生心里,始终把开除赵荣华视为“平生一大憾事”。经过深思熟虑后,老人大胆而坦荡地公开著文,向赵荣华夫妇道歉。在2003年10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报》上,步鑫生这样剖白心迹:“我在外地十余年,很少回乡,有时静下来,就会情不自禁想起他(指赵荣华),这种回忆既有美好的方面,也有内疚甚至痛心的方面。他们夫妻俩被打击,身处逆境,责任全在我个人的错误决断。虽已时过境迁,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抹不去,每每想到当一个人遭遇不公正对待处理后的那种心情,愧疚之情油然而生。”

赵荣华感慨道:“了解步鑫生性格的人大都知道,性格刚烈的先生能主动做自我批评,确实很不容易。”从此以后,步鑫生每次回海盐,赵荣华都尽量抽出时间陪陪他,并为老人晚年的故乡生活提供诸多帮助。赵荣华说:我与先生这段恩恩怨怨的师徒情,不仅仅因为彼此相识将近40年,更在于我对改革先锋人物勇气、胆量和魄力的敬仰。

(感谢林坚强、赵荣华、张新祥、张加生对本文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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