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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民艺的微光(3)

2015-05-20 11:49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20期
有了外来智慧的注入,再加上本地官员的远见,短短三年时间,西藏林芝这样一片貌似自然优势大于文化的土地,成为中国“非遗”手工艺传承与发展做得异常成功的地区。

 

机器与手工

在盖宏睿考察的所有手工艺中,属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林芝地区工部藏族服饰技艺和米林县珞巴族服饰技艺是两个亮点。前者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林芝农村随处可见身穿深紫红色无袖坎肩的男女,这种以氆氇(即藏毛呢)为面料做成的衣服特别适合罩在外面来劳作;后者的珞巴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传统服饰因为繁琐基本上只在隆重节庆场合穿戴。能设计一种工艺产品从而让他们的纺织技艺得以传承,便显得十分必要。再加上盖宏睿过去的丁村经验和织物有关,当地政府觉得理所应当她会把发展的重点放在这里。

然而刚开始盖宏睿觉得并不可行。“原因很简单,毛线和染料的问题解决不了。”她说。村民做衣服的羊毛都来自本地村里的绵羊,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由于是长纤维的高原羊毛,手感比较坚硬,不适合做其他产品的开发。如果在内地纺线再运过来成本就变得很高,还会让产品失去藏区的文化属性。村民们很多都是在用土方法染色。“山上有红果子、黄连,还有核桃皮,埋在羊粪里发酵就可以做成染料。但是发酵时间慢,有时候发酵不好就坏掉了,根本无法保证质量。”化学染料是她坚决不允许的,那对林芝的环境来讲会是灾难。正在盖宏睿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突然想:“林芝有个毛纺厂,厂房还在,不过已经倒闭将近20年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八一镇的老人都记得毛纺厂的辉煌历史:1966年,纺织工业部决定让上海毛麻公司维纶粗疏毛纺织厂连同其全部人员和设备迁入林芝八一镇。这是宏伟的“三线建设”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决策,却让一个厂从汽笛声和生煎包子的热气中连根拔走,降落在4000公里外的林芝。鼎盛时期,毛纺厂有接近2000名的职工,工人三班倒,人休息机器不停转,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商业局统购统销。毛纺厂的拳头产品之一“熊猫毛毯”,西藏每家至少都有一条。进入90年代,全国纺织产品生产过剩,毛纺厂生产的产品开始积压,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销售面临巨大压力。接下来的几年里,如同全国许多国企的命运一样,这里的工人分批下岗,大部分机器被当作废铁卖掉。盖宏睿来的时候,看到这里的房子都已经出租给小卖部、超市和普通百姓做住家,整个厂区都被人和杂物挤得满满当当、杂乱不堪。但她依稀能够感到那些旧厂房的美,那是典型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具有简洁、清新的线条。

更让盖宏睿感兴趣的还是毛纺厂的生产能力。工厂里还剩下5台纺纱机器还有一些染色设备,大概2010年毛纺厂开始承接一些纺纱和染色的业务。老百姓从这里买走纱线,纺织成氆氇,再拿过来化学染色。这每年给厂子带来三四百万元的收入,养着不到10个员工。“工业生产有一套规范体系,很容易恢复。并且这里还有质量非常好的老机器,和一批愿意回来工作的老员工。”盖宏睿说。羊毛问题最后顺利解决了。盖宏睿每年在山南地区进行羊毛收购,她说:“林芝这里的环境太好了,绵羊在植物里钻来钻去沾到许多杂物,羊毛脱脂的时候不容易清理掉。山南那里植被缺乏,羊毛反倒干净。”她收购的只是绵羊下颌至喉部的短纤维软毛。毛虽柔软了,可是纤维短就无法将纱线纺细,那样很容易断。于是盖宏睿又向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请教,在羊毛里加入了少量的水溶纤维。“就好像睫毛膏一样,给纤维拧成纱线时搭了个桥。整个西藏最细密的纱线是14支,我可以做到21支。”

染料方面,盖宏睿想要沿用在丁村时使用过的一种瑞士植物活性染料。这种染料产生的废水都是清澈的。尽管是同样牌子的染料,但林芝海拔高度带来的低沸点、当地的硬水水质,都让之前的丁村经验无法照搬过来。幸好有陈吉华的帮忙。他1981年进厂子时只有18岁,跟着一个上海的师傅学习染色,下岗之后他开过旅游车、翻斗车,给领导做过司机,现在凭着高超的染色技术又被请回厂子里担任厂长。“盖老师给了我20种颜色,说如果配不出来项目就不能落户。以前我学的都是化学染色,第一次接触植物染料,你想我压力多大?”陈吉华对我说。

盖宏睿选择的颜色全部来自于她在藏区观察到的色彩。她来到林芝后养成了清晨转山的习惯,不少颜色都取自她在山上看到的植物,含蓄沉稳的居多,很少有艳丽耀眼的。“这些颜色都是三种甚至五种不同染料拼配而成的,每种颜色的比例是多少需要反复试验,差别只在几毫克。经常是一种颜色过头了,又要废掉重来,有种鼠灰色我就折腾了几百次。”陈吉华有着异常敏锐的眼力,常人觉得一模一样的两种色彩,他能够看出区别,也能明白是其中哪种颜色变化的结果。得知他已经配出13种,并每种都能顺利染好100公斤羊毛的时候,盖宏睿第二天就激动地从北京飞了过来。现在,陈吉华制作的色卡上已经有78种颜色。盖宏睿请了一位植物学家给这些颜色起名,于是有了“柳条杜鹃花”、“江孜沙棘”、“多刺绿绒蒿”这样的描绘。它们都是属于西藏的颜色。

为了能让毛纺厂恢复往日的生产环境,并且厂房永远不会被挪作他用或者拆毁,盖宏睿从文物局那里为毛纺厂争取到了旧工业遗址类型的文保单位。车间里,旧时“奉献真诚,编织锦绣”的红色标语被重新描上了红漆;手写的《安全操作规程》还原封不动地挂在那里;墙上的“质量产量一览表”上,依稀可见当年最后一拨工厂职工的姓名。参观一圈工厂,就如同上了一堂关于“三线建设”历史的生动课程。在这样古老的厂房里,盖宏睿又安置了一批新的织布梭机。“仅仅纺纱还不能充分发挥毛纺厂的生产能力。”她说。盖宏睿让工厂同时也织造布料,质地、颜色和纹样都由她来把控,确保能够具有藏区的特色。将来她还会设计衣服,出产少量成衣。

毛纺厂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毛线,这让米林县才召村珞巴族的姑娘们可以心无旁骛地织布创作。村子的人原来就居住在旁边的高山上,世代以农耕和打猎为生,1986年起政府帮助他们分批迁移在山脚下的平地。村里织布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雅一从小跟着妈妈学习织布。也许是家里长辈更加习惯传统的生活方式,雅一一家人2006年才从山上搬进村子,雅一也因此和其他村里的女人不一样,自己动手织布、做衣服的生活一直没有中断。雅一记得政府工作人员在2007年左右就来找到她讲技艺传承的重要性,然后鼓励她能够教会村里年轻人织布。雅一收了雅娘、雅觉和雅答儿三个村里“80后”的女孩子做徒弟。“但那几年织布没有什么热情,有时候上面来人视察,就叫我们织几下,织好了一块东西也不知道能做什么。”雅觉告诉我。她拿出了过去的产品,是些俗气艳丽的腈纶线织成的布条,以及和一般景区别无二致的“民族风”挎包。

珞巴族的织机很有意思。珞巴族过去是森林民族,她们的织机是套便于携带的装备,将一端找个树杈挂上,另一端系在腰上,随便坐个地方就能织布。“这样的‘腰机’决定她们的布料的宽度不会超过肩膀,长度也只能在3米左右,否则身体就会失去平衡。”盖宏睿说。她们织出来千变万化的图案最让盖宏睿赞叹。“织机的综框只有一片,纹样是靠用手去拨动织机上的一个小竹棍子给挑出来。她们每天靠感觉、心情或者周遭事物的灵感来织出图案,每次织得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哪个纹样好,想让她们来重复织一个,立刻就变得很僵硬,不鲜活了,因为一规定图案,她们就没有激情。”盖宏睿能做的就是当一个“隐藏起来的设计师”。她一去便启发她们,要注意观察自然,还有从珞巴传统服饰的图案中汲取营养。“我给她们提供了10种颜色的毛线,都是同一色温里的,无论怎样配色都不会太离谱。”尽管如此,姑娘们的作品还是让盖宏睿欣喜:“有一次,她们把紫色、绿松石蓝还有翠绿色织在了一起,效果相当惊艳。要知道最胆大的设计师都不会这样去配色。”由于珞巴族织出来的布质地不算紧密,都是长条形状,图案又变化多端,盖宏睿就让她们干脆织成围巾,这大概是顺应这种布料最合适的产品。

在工部藏族的真巴村,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她们的织机是用木头搭起来放在地上的机器,脚底有四块踏板,控制上面的两块综框,可以织出平纹和斜纹图案。“她们织布料是靠机器控制,手只是去触碰从而对机器的走向能够把握。所以这种布料质地很紧实,尺幅也很大,长度能在18米到20米之间。”盖宏睿说。根据这样的织物特性,盖宏睿觉得它很适合做成小包和沙发套一类的用品。在真巴村便有两座加工坊,一座是手工缝纫加工,用来为布料做镶边装饰;另外一间用缝纫机加工,完成布料之间的拼接。全村47户每户都有一位妇女参与到布料加工中来。“一开始她们的线织得歪歪扭扭,生产出许多残次品。盖老师想了用途,把它们用来做毛纺厂展厅的座椅套,摆在那里便很有意义。”陈吉华厂长告诉我。

后来盖宏睿对村庄进行了更加细化的专业分工,真巴村只做加工,她们所需的布料由另外两个工部藏族村落卡斯木村和增巴村提供。真巴村的书记阿吉巴鲁同时也是村妇女主任。她告诉我,真巴村的林下资源有限,没有太多虫草可挖。以前男人们在外面跑运输,女人在家里种地,种的就是自家的口粮和蔬菜。“当初我为妇女怎样增收费尽心思,还组织大家到镇上的广场跳民族舞来卖票,但都效果一般。现在农闲时间,妇女在这里工作,每月能增加3000多块钱收入。”按照盖宏睿团队的设想,工艺实践和日常生活都会在林芝得到整体性的传承与发展。女人们可以在农忙时随时回到田间地头,还没有上学的孩子可以随母亲一同待在工坊里。“民艺产品是注重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富于人情味的。”盖宏睿说。当初建造工坊时,盖宏睿坚决要求下面要打柱子,好让房屋悬空。“就是因为下面是老百姓的青稞地,不想影响人家种庄稼。”

最终盖宏睿团队在林芝建设的纺织传习项目就包含三个层次,形成一个有趣的金字塔结构:最顶端是才召村珞巴族的纺织工坊,完全手工;中间是真巴村的纺织加工点,是手工加机器;最底端是毛纺厂的生产基地,全部是机器生产。“最顶端的产品具有最高的艺术价值,量少而价高;最底端的产品则会占据最多的市场份额,为顶端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团队里的专家这样向我解释,“传统手工艺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我们现在所处的又是工业文明社会。建立一个手工、手工与机器生产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才是复兴民间手工艺应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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