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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漂泊者的荣耀与孤独(4)

2015-04-27 12:19 作者:王鸿谅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17期
邓丽君是传奇。她的浅吟低唱,不只是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启蒙,也是一代人的心灵慰藉。

黄金年代

1980年12月,她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出了第一张粤语专辑《势不两立》,接着在香港的利舞台举行了7天的个人演唱会。这只是个开始。邓丽君歌唱的黄金时代,在她失恋之后才真正到来。

邓丽君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少爷郭孔丞的恋爱,被太多人见证。他们1981年相恋,举行过订婚仪式,把婚期订在了1982年,邓丽君甚至因此不肯再跟日本宝丽多公司续约。可是因为郭家长辈的苛刻条件,邓丽君觉得受到了人格上的羞辱,她最后的选择,是继续歌唱。

1983年像一个爆发之年,邓丽君参与制作了《淡淡幽情》,这张古风古韵的唱片,被誉为她歌唱事业最高成就。年底,12月29日到1984年1月3日,邓丽君在香港举办了15周年纪念演唱会,门票提前两个月发售,两天就卖完,原本预定的4场,增加到6场,门票仍立刻销售一空。全部观众约10万人,有三成来自内地。15周年演唱会,继香港之后,分别开到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邓丽君证明了自己的人气,在短暂的蛰伏之后,依旧稳如泰山。

一直对邓丽君的日本演艺之路尽心尽力的舟木稔,在这个时期,在宝丽多旗下成立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金牛宫。1983年,他终于再次争取到与邓丽君的签约。这一次,邓丽君得到的词曲作者,是三木高志和荒木丰久这对“黄金组合”。他们合作的第一张唱片,是《偿还》。这首歌,是在新加坡录制完成的,1984年1月21日在日本发行,刚开始出货1万张,完全卖不出去,一周后卖出去10张,过了5周,也只卖出50张。这足以证明日本唱片竞争的残酷,1979年之后,邓丽君在日本5年没有任何宣传和报道,虽然在东南亚依旧大热,但她在日本的商业市场已经几乎被遗忘了。

这时期担任邓丽君经纪人的西田裕司,在舟木稔先生的回忆里,也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他想了很多办法,来推广邓丽君的单曲。有名的电视节目去不了,就先从不知名的开始,这首歌的传播路径,是从大阪、九州、北海道等地先传播开,再回到东京的榜单。最后拿下日本有线大赏和全日本有线放松大赏的冠军。从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连续41周保持在前十名。

接下来,荒木和三木联手创作的《爱人》和《任时光流逝》,连续大卖,《爱人》在有线放送的点歌排行榜上,创下有史以来连续14周蝉联第一的最长纪录。畅销张数超过了五木宽、森进一,还媲美全盛时期的松田圣子和中森明菜。邓丽君因此第一次上了NHK的红白歌会。这场歌会,相当于中国的春晚,不过,能够上台的明星,是要靠实际的销量和贡献度才能上台的。而《任时光流逝》则让邓丽君在1986和1991年两次得以登上红白歌会,这张唱片,创下了200万张的销售纪录,是邓丽君在日本发行的所有唱片中最高的。其次就是《偿还》和《爱人》,分别都是150万张。

整个80年代后期,邓丽君在日本称得上拿奖拿到手软,动辄百万张级别的销量。让她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日本著名歌手的行列。而日本文化在香港地区和其他地方的流行,又让这些歌曲的中文版,得以第二次大热。这个时期,虽然香港的本土歌手也开始崛起,但邓丽君依旧有着不可比拟的巨星位置。

在人数更为广泛的中国内地市场,邓丽君的歌声,也从靡靡之音的定位得到平反。电视台播出了邓丽君在台北的15周年演唱会,象征着邓丽君的解禁。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还播放了邓丽君的日文歌曲《浪花节的人生》。

危机与尾声

商业市场终究还是残酷的。由数字榜单说话的日本唱片市场,是一种冰冷的理性存在。到了80年代末期,邓丽君的新唱片,再也无法复制《任时光流逝》时期的辉煌。背负这种压力的,当然不止邓丽君一个人。就在日本唱片公司寻求新的定位改变时,邓丽君却又主动地让自己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情势里。虽然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婉转地劝诫她,音乐应该与政治分开,邓丽君还是在1989年的复杂情景里,让自己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悲痛。

如果纯粹从商业上考量,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邓丽君最理想的市场其实是内地。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禁,偷偷听着她的歌获得启蒙的几代人,都在翘首企盼她能回来开演唱会,这是一片有着13亿人口的新天地。她完全可以把在日本市场与新生代角逐的劣势,变成新的优势。可是,她却最终选择了拒绝,她甚至离开了一直深爱的香港,远走法国,彻底成了客居异乡的漂泊者。

传记作者有田芳生去拜访过邓丽君在法国的故居,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屋子里有大量粉色,邓丽君最喜欢粉色,她深信这是会招来幸福的颜色。”

在这片粉色的憧憬里,邓丽君认识了法国摄影师保罗,虽然他的摄影水平,完全达不到商业制作的需要,邓丽君还是尽力替他争取着机会。这段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结果的感情,成为邓丽君最后的慰藉。90年代,应该是邓丽君最为困惑的时期。她对于商业演出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想要逃离,也想努力的转型,但却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一个歌手当了20年的超级巨星,要想改变自己一切从头开始,这是何等的巨大不安,可邓丽君必须对抗这种不安。台湾和香港音乐界的许多人,都表示邓丽君逝世前不久,曾经告诉大家,如果我有新计划的话,请你们一定要来帮忙。她并非已经有具体的计划,可是她却对每个人说“到时候我一定会跟你联络”,仿佛也在鼓舞她自己一样。

这时期的邓丽君,好像特别需要用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比如参加红白歌会。她不止一次地对金牛宫唱片的工作人员表达了这种心愿。在邓丽君心中,能上NHK红白歌会就意味着被社会认同。但是,是否能出席NHK红白歌会是必须依照艺人演出的贡献度,及对一般听众做抽样调查得到的票数,总和评价结果突出才能被选上演出的名单。住在巴黎之后的邓丽君,一年才上几次电视节目而已,而日本的工作也相同,几乎一年只去一次日本,即使金牛宫唱片公司要求她开演唱会也都没有答应。虽然邓丽君仍保持一年在日本出一两首的新歌,不过新歌卖得不如从前了,以单曲CD而言,1990年发行的《泪的条件》,才卖不到15万张,1993年的《和你一起活下去》CD销量也不到5万张。她期望中的上NHK红白歌会,已经越来越渺茫。

这种被商业市场煎熬的痛苦,热爱她的听众,是根本感受不到的。无数人被她温柔的歌声抚慰着,却没有人能够抚慰她的焦虑。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童年的哮喘复发,也陷入了毒品的传闻,即便远走清迈去疗养,看起来也没有任何起色。邓丽君的时间,定格在1995年5月8日。一开始人们都不相信,因为她已经多次被媒体不怀好意地爆出死讯。可这次是真的。音乐人沈永阁对这一天记忆异常深刻。这一天是唐朝乐队贝司手张炬的追悼会,他参加完葬礼飞回日本,在机场就看到了邓丽君的死讯,恍如隔世。第二天,他又飞回北京,拉着摇滚圈的哥们,“要做点什么纪念邓丽君”。这份纪念,是一张唱片,《告别摇滚》。被邓丽君启蒙的一代流行音乐人,用音乐表达了他们的敬意。

为什么喜爱邓丽君?沈永阁想了想,对我描述了一个画面:《拯救大兵瑞恩》里,在最后的守桥背水一战之前,士兵们在一个残破的小镇上做最后的攻防准备,等待德军大部队的到来。这时,突然有人搬出来一台收音机,著名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就这样飘了出来。士兵们瞬间就呆住了,他们在这歌声里,话题突然变成了远方的亲人和幸福时光,从残酷的战场,短时间解脱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在重压之下,突然可以‘呼’的一声,长舒一口气,意识到还有美好的存在。”沈永阁说,“邓丽君的歌声,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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