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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路遥

2015-04-20 10:37 作者:葛维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16期
2015年初《平凡的世界》再上银幕,把作家路遥拉回大众阅读的视野中。路遥的作品历经数十年依然能够感动中国人,但43岁英年早逝,他本人的人生和世界却始终呈现出“谜”的状态。我们尽力在解谜的路径中,理解路遥。

“强人”生长

在曹谷溪心里,路遥永远是1970年盛夏的样子。“我29岁,他21岁,一起骑一辆再少一个零件就没法走的破车,去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采风。”两个人站在黄河边上笑得咧开大嘴,戴白帽子的路遥扶着刚跳过来的曹谷溪的肩膀,三脚架上的相机帮他们自动合影一张。在路遥生命最后的71天,他要曹谷溪把这张照片放大,带去了西京医院相伴。今年75岁的曹谷溪要喜欢路遥的人去延川县那个2排18号窑洞看一看,并说“我给你报销路费”。他有事没事就去延安大学在文汇山给路遥建的墓地,点两根红塔山烟,对故人说“你一根,我一根”。

上世纪80年代,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曾长期在陕西铜川鸭口煤矿体验生活

上世纪80年代,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曾长期在陕西铜川鸭口煤矿体验生活

 

拍摄路遥长篇纪录片的导演田波也是陕北人,他对我说:路遥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他始终留着回家种庄稼的念想。路遥身世被渲染得过于苦难凄凉,往往忽略了他童话般瑰丽描写背后,实际上拥有童年快乐和家庭温情。他的生母马芝兰一生务农,2011年去世,不少人看望老人时都会留下一点慰问金。他的养母也就是大伯母叫李桂英,2004年2月去世,此前不到一年,延川县决定给李桂英每月补助150余元。这些细节往往令人感慨于路遥的文学成就没有太大地改善他的家庭境遇。80年代曹谷溪对路遥的“不孝”颇有指责之意。“我只对你说一次,以后再也不会说。我爱我的母亲,从内心到外在不比你少。”路遥写于1980年的长信里讲述了母亲的苦恼,也流露了真情。

人人都知道路遥在8岁时被过继给了大伯家。路遥自己的文字描述得细密而痛苦。“母亲给我穿上新布鞋,整整走了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8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我一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溜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关于这段过继往事,他的小学同学海波讲得更客观,陕北民谚有说“男娃不吃十年闲饭”。路遥作为长子在家庭中能够承担割草、放羊等劳动,被过继给大伯,无论感情还是理性,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路遥的亲生父母是清涧农民,家里孩子多,路遥后面活下来的有四个弟弟。生活贫困使亲生父亲一再要终止路遥上学,但路遥成年后却不忘父亲的能干,说是远远一看山坡,就知道哪片庄稼是父亲的杰作。但当时,“自己下地干活,看见同龄人上学就难过得想哭”。大伯一家没有生育,与奶奶住在延川县,虽然也是农民,让过继来的路遥上学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在朋友印象里,少年时的王卫国(路遥)虽然是“黄土坡上穿着个翻了毛的破棉袄一高一低走路”的样子,但他的强烈个性却是公认的。“他是孩子王。”海波说,而且他想当孩子王。路遥成名后曾带着贾平凹站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他把一块石头使劲向沟里扔去,沟畔里一群鸟便轰然而起。”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路遥的过继实现了他从农村到县城来上学的第一个人生转折。延川对于他出生的清涧,俨然已是一个县城。口音和外来移民的身份首先被嘲笑。从一开始路遥被欺负,大伯和大伯母还要拿着洋芋、萝卜去人家家里道歉,到路遥把村里的孩子全都收服了,只用了很短时间。路遥就此脱离了家庭的保护,开始用自己的能力生存。

路遥自己对于食物的贪婪描写有真实的自传性质。食堂如何分为甲乙丙三种饭,他为了吃一口白馍,曾在同学的欺辱中学狗叫。海波说,路遥属于延川小学的“半灶生”,住在学校,每周两次可以回家拿粮,喝熬锅水。带糠的食物进入热饭菜的大蒸笼后,要在饭铃打响时首先冲出去,才能确保自己拿得到食物,要不然“团粒结构”太松散,会污染其他人的细粮,再碰两下,拿都拿不住了。上世纪60年代的饥饿并不只是路遥一个人的经验。他曾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一九六一年纪事》里,描写马建强在县高中读书时饥饿贫困的生活,遭受的屈辱和自尊、自强的性格。日本研究者安本实认为这个人物能够折射路遥的生活经历和心态。“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匮乏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这样写。

那不是一个物质匮乏击垮人的时代。贾平凹觉得路遥童年的贫困被过度解读,他说“那个时代人人都穷,也都不当一回事”。路遥去世时还留了1万块的外债,但这也不妨碍他到西安当时最好的凯悦酒店给女儿买60块钱的三明治。“他是一个强人。”少年时代的路遥已经有自己的取胜方式,他常到县城中心的新华书店和阅览室去翻阅最新的报纸杂志,海波经常跟着路遥一起去。精神的匮乏导致延川中心小学里最有话语权的,都是常看电影的干部子女。一张一毛钱的电影票,普通干部的月薪大约30元,而一个农民一天的工作收入才一毛钱。在人人羡慕电影的音乐、服饰和台词时,路遥在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也看到了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后来有了他创作的主人公的“高加林”。这些新词汇、新理想让他很快就战胜了那个小学里的普遍价值观,不仅受到老师刮目相看,很多大人甚至鼓励孩子和路遥交朋友,所以路遥后来每次快要失学,总有同学的家长拿出学费来资助他。他小学毕业时,大伯当时已经40多岁,作为最传统的农民,只想给14岁的路遥赶紧定亲,拒绝让他继续升中学。大伯觉得路遥“说起来精着哩,其实憨得什么也不懂”。路遥深信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到处寻求帮助,依靠村里书记刘俊宽给的两升黑豆,升入了延川县唯一的中学延川中学。

一种奋斗

安本实认为,路遥一生创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农村的知识青年,如何转换为非农身份,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里奋斗。

1966年路遥初中毕业,考上西安石油化工学校,这原本是他终于以读书方式脱离农村的正路。当时人才紧缺,这个中专学校不仅会让他得到城镇户口,每个月还有补助,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然而,暑假“文革”开始,所有的初中生都回到原学校去参加,路遥回到延川中学。他从外地串联回来以后写大字报,其中有“大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因为很欣赏这两句话,他一度将“冲天笑”作为自己的化名。他的三、四、五弟分别被他改名为王天云、王天乐、王天笑。在那个时代里,路遥的文采、出身和性格都促成他很快走上了政治舞台,也很快就下台了。“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渺茫无知……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

“文革”中他还叫王卫国,作为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他出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所谓的“19岁就成了县团级”。另外“文革”中牵连他的武斗案,在32个证人的证实下,1969年查清与他无关。“‘文化大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斗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本和他分属两派,又化敌为友的曹谷溪,传说“文革”中得到了路遥的保护。“太夸张了。”曹谷溪对我说,“反正他没保护过我,有没有保护班主任、老师,我不知道。”曹谷溪和路遥相识在1969年。“1969年我刚从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当通讯干事。那一天他正好在我的房间里,军代表当着我的面宣布了路遥被免职的决定。”曹谷溪说。路遥回马泉营小学教了几个月语文,又被曹谷溪叫回延川县委。尽管受武斗案牵连,他从组织上还是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去“铜川二号信箱”,也就是保密工厂工作。路遥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初恋林红。

林红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关庄公社的前卢沟村插队。据回忆者介绍,她能歌善舞,小巧玲珑。林红第一次见到路遥,是路遥坐在主席台上发言,她在台角喊口号,并没有后来人臆断的白富美和穷小子的地位差距。路遥喜欢下雪天沿河散步,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喜欢大红衣服,都和林红有关。去了工厂的林红很快通过一个在内蒙古的朋友给路遥寄信,转达了分手之意。曹谷溪一辈子只见过路遥两次痛哭,一次就是这一天。海波说:“我11岁认识路遥,他是个多么骄傲、有个性的人。”海波和曹谷溪都对我说,很多年里,连林红这个名字都没有从路遥嘴里说过。

养母李桂英曾说:“路遥上大学以后,完全是林达供着的。”1973年被延川县委书记申易推荐,路遥上了延安大学,1974年申易推荐上大学的人是习近平。林达是“很有才气的北京知青”,父亲曾担任廖承志的秘书,插队期间林达回厦门父母身边,报告了与路遥的恋爱情况。后来她在西安、北京工作,无论路遥生前身后,都尽量避开“路遥夫人”、“路遥遗孀”之类的名号。路遥去世后她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始终未曾辩白一句。这使真正亲近他们的朋友都对她非常尊重,多年前她已回到北京工作,和女儿路远(路茗茗)稳定生活。除了曾经与出版社打官司,希望纠正路遥生前签下的不合理合约,把稿费收入改为版税收入,这对母女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

林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曹谷溪手下做延川县委宣传部干事。“林达是参加知青招干考来的,路遥是农民身份,那几年我给他安排了在宣传部写文章的临时工作,可以拿误工补贴,一个月18.5元,但给林达开的工资和我自己一样高,都是38.85元。”曹谷溪本希望让路遥与林红重归于好,所以才把林红的同学、一样来自清华附中的林达调到了县革委会,让林达去做林红的工作,告诉她路遥多么好。结果曹谷溪却成就了这一对恋人,延川县委2号18排宿办合一的宿舍,见证了这段甜蜜的岁月。林达一件衣服几个季节都穿,却给路遥尽量穿得体面。俩人于1978年1月25日在延川县招待所结婚。“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18号这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他自己家。初一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曹谷溪说。

1975年路遥在延安大学读书期间,被抽调到了《陕西文艺》编辑部。叶永梅在陕北插队后当兵,接的就是路遥的实习岗。同一时期的同事还有白描。1976年路遥正式调入西安任职编辑,但是他一生从未写过任何一篇以城市为背景的文章。他以一个农民视角,见证了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的整个社会进程。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不仅没有走入1978到1980年的“伤痕”潮流,甚至不是以批判为主的。得了奖的路遥据说是“悄悄回到西安”,他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叙事风格,并没有获得中国文学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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