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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 陪伴与成长

2015-04-08 14:33 作者:陈赛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15期
一个寒冷的冬夜,怕黑的小熊怎么也睡不着,大熊给他带来了一盏比一盏更亮的提灯,可是小熊还是害怕。

一个寒冷的冬夜,怕黑的小熊怎么也睡不着,大熊给他带来了一盏比一盏更亮的提灯,可是小熊还是害怕。他指着洞外的黑夜,说:“那里黑。”于是,大熊牵着小熊的手走出洞外,把他紧紧抱在怀里,说:“看,小熊,我把月亮给你带过来了。”

在这本名为《睡不着吗?小熊》的绘本中,最后一幅画面定格在一片茫茫雪地上,深蓝色的夜空里星光点点,一轮明黄的圆月下,几棵静静的青松边,小熊已经在大熊的臂弯里睡着了。

月亮是绘本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月色时而柔和,如《睡不着吗?小熊》;时而质感奇特,如《月亮的味道》,一群小动物爬到天上吃月亮,那里的月亮像一块脆脆的薄饼;时而浓烈,如《月下看猫头鹰》,爸爸带着小女孩看猫头鹰,月光的炙热程度已经接近烈焰了。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玛利亚·塔塔尔说,如果将儿童睡前故事的渊源往前推,推到远古时代,一天的劳作之后,无论男女老少,一起坐在火堆边聊天闲谈——关于林中潜藏的怪物,如何躲避他们,关于天真与诱惑,关于邪恶与同情……火光那么明亮、美丽,四周却是闪动的阴影。这种“黑暗中的光”的强烈对比,美与恐惧的碰撞,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读者情绪与认知上的强烈震动,正是对童话之魔力的最好诠释。

美国作家理查德·莱特在自传《黑男孩》中回忆童年时代听过的童话《蓝胡子和七个妻子》如何给他造成一种“全面情感反应”:“我的想象力好像着了火。那个故事在我心里激发的感官反应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身体里……我渴望着故事带给我的那种尖锐的、恐惧的、令人窒息的,几乎是痛苦的兴奋感。”

玛利亚·塔塔尔用“着魔的猎人”来形容一个孩子听一个故事时的精神状态——好奇、精力充沛、着迷。他/她被“黑暗中那道火光”点燃,踏上了奇妙的冒险之旅。她认为,当儿童穿越到第二空间时,其实并不是以一个代入者的姿态,而是以旁观者、旅行者的姿态,进入文字和图片构成的那个象征性的世界。

18世纪以前,这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的孩子只是被视为“小大人”,一种“不完美的成人形态”而已。他们平常和大人一样干活,闲时混在大人堆里一起围着火堆听故事。18世纪以前的童话根本就是成年人的娱乐,充斥着大量的暴力、恐怖和色情内容。用托尔金的话说:“它们就像旧家具一样被从客厅搬到了婴儿室。因为成年人不想要它了,也不在乎它被误用。”

到了19世纪,工业化浪潮带来社会环境的巨变,也引发了人们对一个消失的过去的强烈怀旧。在这种怀旧的感伤中,“童年”得以被发现——童年开始被视作人生一个特殊阶段,有自己的物质文化与精神需求。对童心的赞美,对儿童般天马行空的想象的崇尚,激发了诸多成就斐然的作家开始为孩子撰写故事,或以儿童为作品的主人公,比如狄更斯、刘易斯·卡罗尔、詹姆斯·巴利等,他们共同揭开了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

绘本作为一种全新的故事形式,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当时很多流行的童话、童谣都由一流的艺术家来画插图,比如沃尔特·克雷恩、凯特·格林纳威、鲁道夫·凯迪克。很多人将鲁道夫·凯迪克视为“现代绘本之父”。他是19世纪中期英国最著名的儿童插画家(如今国际上图画书的最高奖项凯迪克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从凡高到莫里斯·桑达克,无不为他倾倒,正是他首先突破沿袭的装饰性插画的传统,让插图也开口说话,开创了一种宛如复调音乐的对位法的插画风格——当语言淡出的时候,让图画来诉说;当图画淡出的时候,让语言来诉说。真正意义的现代绘本由此诞生(其历史不过130多年)。

绘本还有一个特点,通常是大人读给孩子听的。日本绘本阅读最重要的推广者松居直曾说:“图画书是通过优美的语言和图画表现出来的,这些语言和图画只有成为朗读者自己的感受再讲给孩子听,才能被接受。当父母或者朗读者将图画书所表现的最好的语言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感受来讲述时,这种快乐、喜悦和美感才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图画书的体验才会永远停在听者的一生当中。”

《月亮,晚安》是一本简单到至极的绘本——全书只有一个场景,就是一个绿色的大房间,穿着条纹睡衣的小兔躺在床上,对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说晚安。作者玛格丽特·怀兹·布朗相信6岁以下的孩子对与生活经验相契合的故事最感兴趣,所以绿房间里的一切——电话、红气球、墙上的画、梳子、小声说安静的老太太,都是小兔子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东西,这首先就让孩子有了一种安定感。只有当孩子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亲切的环境之中时,才会产生一种催眠的效果。自从1947年《月亮,晚安》问世以来,超过半个世纪,有上千万的孩子都是在玛格丽特那温柔的“晚安”中睡着的。

如果说,父母给孩子读的第一本图画书就是为了驱逐他们对黑暗的焦虑,瓦解对睡眠的抵抗,将睡前时间变成亲子纽带,那么,下一个阶段,即4岁以上的孩子对睡前时光的要求就不止于此了,他们渴望的,不再是宁静,而是冲突、戏剧性、幽默和恐惧,总之是一场荡气回肠的冒险,以释放他们过度充沛的能量。如果运气好,他们还能缠着父母再多讲一个故事,或把那个故事再讲一次。

比如桑达克的《野兽出没的地方》——在对妈妈的愤怒中,麦克斯的房间里长出一片树林,藤蔓爬满天花板,四壁变成旷野,汪洋大海上漂来一只“麦克斯号”小船。他扬帆起航,过了一夜又一天,过了好多个星期,过了几乎一整年,一直去到野兽出没的地方……在那里,他成了一个发号施令的野兽之王,他命令野兽对月狂舞,还以牙还牙,不许野兽们吃晚饭就去睡觉……

《野兽出没的地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启了一个似真非真、似梦非梦的异度空间,语言、画面,甚至画面的每一处结构、排列与留白方式都富含深意,在那里,孩子以狂野的想象力对抗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累积的恐惧、愤怒、恨以及挫折感。很长一段时间里,成年人都拒绝承认孩子也有这些欲望和情绪。

当回到真实世界的时候,小家伙又饿又困,对母亲的怒气已消,与自己也达成了和解,但作者还是留下了一个危险的尾巴——他发现妈妈已经为他准备好晚餐,而且还是热的。据说,就最后一个词应该是“热”(hot),还是“暖”(warm),桑达克与一向关系极好的编辑之间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他赢了。“‘热’可能让你烫到舌头,或者陷入麻烦。于是故事又有了开放的空间。童年不会在一个故事里结束,而是不断发生。焦虑和愤怒还会继续。”

在现代绘本开启的独特的“接触空间”中,父母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著名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对话的空间,父母的任何解释和阐释都会破坏童话的魅力机制,因为它剥夺了孩子成功应对一个困境的良好感觉。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父母与孩子可以“合作想象”的空间。事实上,故事最大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不断变形的能力——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总是有不断的打扰、鼓掌或起哄,故事因为听者的参与而变得更加厚重。在我们对孩子讲故事的时候,也应该将这个创造性的纬度带进来,创造一种“对话性”的阅读,而不是让故事结束在“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纽约客》的专栏作家亚当·戈普尼克在一篇关于童话的文章中写道,所谓“接触空间”很多时候是“冲突地带”——“在儿童文学中,成年人想要一个关于童年的抚慰图像,或者一个熟悉的名字或者故事;孩子则想要一艘船,一个出口,一种彼岸生活的案例。孩子想出去,他们的父母则想回归。成年人渴望通过奇境、纳尼亚、乌有乡回到童年的愉快光景,而孩子们想把这些地方当作超越孩子气的跳板。成年人被乡愁驱动,孩子们则想把它们作为漫游真实世界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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