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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大地(2)

2015-03-27 14:05 作者:何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12期
“马可做的是手工艺,云门做的也是手工艺。”

“跳舞如果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你做的情,你跳的舞,可以引起土地上人的共鸣。”

“大家的云门”

云门舞集的排练场在八里,距离台北港不远。这里在淡水河入海口的西边,颇荒僻,除了山与水,没什么可观看的东西。在过去,这里是一个老工业区,做石材和造船。练舞场的大铁皮房子,就是这些旧工厂留下来的,没有梁柱,空间宽大。尽管就在公路边上,却也十分不引人注目。

我们到达的时候,天正下着雨,雨水顺着铁皮屋顶流下来,滴到身上,很冷。进门处,停着许多摩托车——舞者大多住在八里或淡水,每天上午10点,骑车来这里,先上课,再排练。铁皮屋冬冷夏热,对于舞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练舞场上,有一张大电热毯,这是给舞者暖脚用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他们在这里跳上一整天,脚底依然冰凉。

云门舞集作品《九歌》

云门舞集作品《九歌》

台北的出租司机都知道云门舞集。如果跟他们说要去八里,会有人问你,是不是要去云门。他们未必都看过云门的表演,但知道云门和林怀民,这是台湾最有名,也最令他们自豪的“文化土特产”之一。有时,他们会将车上的林怀民认出来,就跟他聊天,问云门的近况,还问去别处演出的情况:格鲁吉亚好吗?北京的进步真的那么大吗?

在获得国际名声之后,云门舞集在世界各地演出。一次,《纽约时报》的舞评家问林怀民,为什么那么爱在舞蹈里讲台湾?他回答:“我们不是在温习台湾的历史,我们是在学习台湾的历史。”林怀民的好友、作家蒋勋说:“云门思考的不只是空间上的自己,同时是时间上的自己,如何活在自己的时代,如何与自己一整个时代的人有共同的呼吸、脉搏。”

1973年2月,26岁的林怀民,带着他舞蹈科的学生,在“美新处”进行一场现代舞的示范讲座。是年4月,这群人跟着林怀民,开始在租来的25平方米的公寓中练舞。他们称自己为“云门舞集”,台湾的第一个现代舞团就此诞生了。“云门”的名字来自《吕氏春秋》:“黄帝时,大容作云门。”“云门”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相传存在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如今,舞容与舞步均已失传,只留下这个美丽的舞名。

“我给自己闯了大祸。”林怀民回忆说。在那之前,他没有参加过任何职业舞团,但他觉得,台湾应该有自己的舞团,这个意念超过了一切。那时的台湾有京剧团,有歌仔戏班,但没有人知道现代舞团该是个什么模样。云门舞集的第一场演出,在台北的中山堂。一开始,大家觉得,现代舞团的票不可能卖出去的。然而,或许是出于好奇,或许是因为此时的青年人对于文化的渴望,首场演出的3000张票,悉数卖空,场外还有人倒卖黄牛票。演出两场,两场爆满。林怀民完全吓呆了。“我必须认真学习如何编舞。”

创立初期,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自己宣传、写新闻稿,海报也要自己去贴。有一次,林怀民与同伴在台北西门町转了一个下午,只有一家皮鞋店允许他们将海报贴上。朋友颇为愤懑,说社会不支持艺术。林怀民说:“你有没有支持清道夫?清道夫会不会说社会不支持我?凭什么觉得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要来挂你的海报呢?”有人愿意贴,他就感到非常开心,送人家演出票。“人家不帮忙是应该的。有人帮,就要感激,要珍惜。”

“决定云门走向的,是人民。如果他们不买票、不拍手,你做不下去。看到他们开心,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下去。一直是有这样的一种互动在。”林怀民对我说。2008年,云门在八里乌头山租赁的排舞场遭遇了一场大火,新闻播出之后,云门收到了4000多笔捐款,一些来自企业,一些来自民间。“他们就是觉得,云门是我们大家的。”林怀民说。

在社会的帮助之下,云门未来的新家——淡水的“云门剧场”,将在2015年4月开幕。筹备新家是一件费心费力的事。林怀民对云门的舞者说:“我们今年不要编新舞了。”但舞者们不同意。“云门的舞者都很辛苦。但他们很爱跳舞,能留下来的人,都是因为喜欢。他们不是把跳舞当作一个工作,就是爱。”

“沈从文在《边城》里说,要离开家乡,出去看更大的太阳。要向前,看更新的东西。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在路边死掉了,那就死掉了。云门的舞者,有同样的东西。”林怀民对我说。

在舞场,林怀民指导舞者,一半在看,一半在说。“脚不要抬得太高。头发要落下一点儿,要毛毛的,自然一点。”林怀民说,编舞是“大家一起冒险犯难”。他无法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苦吟半天,只为了三五动作。编舞时,他离不开舞者。编舞是一个“提问、回答”的过程,他会让先舞者“动动看”——抬左脚还是抬右脚?是蹲下还是立着?跳跃要跳到多高?有时候,舞者的动作会跟不上他的嘴。有时候,讲的人流利,动的人流畅,舞句就出来了。“不能想,要动。”

“所以,舞者是音符,您是指挥?”

“不只是这样,我连音符都会改写。”林怀民说。

“厨师是他,我们只要保持好我们的素材就可以。”舞者蔡铭元对我说,“老师要求我们用肢体,要客观,用内在的东西呈现出来。”在那《水月》里,蔡铭元有一个轻蹲的动作。林怀民对他说,要像一滴墨水,“用一滴墨水的力量去渲染整个舞台”。这让蔡铭元感到“不可思议”。后来,他逐渐明白了林怀民要的东西——自在,却有力量。“回想起来,你会知道这其中的艺术性该怎么表达,身体该怎么展开。跟他对话,要有一定积累,不然会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没法跟得上他。”

蔡铭元在云门跳了15年。在转到一团之前,他在云门二团跳舞,是云门二团的创团舞者。“云门舞集2”创立于1999年,与云门一团相比,风格更为年轻,主要培育年轻优秀的编舞家和舞者。二团的另外一个重要责任,是做舞蹈扎根工作,深入台湾各地校园和城乡,为学生和基层民众演出。他们还给学生上课,告诉他们什么是现代舞。下去表演的时候,往往全场爆满,进不了场的“疯狂”观众,会从窗户爬进来。蔡铭元记得这些“眼睛对眼睛”的回馈:“最感动的就是看到小朋友的眼睛,他们的眼睛会发光,会学你的动作,很直接,很疲劳,但因为这些,感到很有动力。”

林怀民认为,“有怎样的生活,就会呈现怎样的舞者”。他指导学生,有一套“匪夷所思”的方式。2012年,林怀民担任第六届“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舞蹈类导师,指导全球选岀来的巴西编舞家艾德瓦多·福岛。这名巴西学生与他见面之后,林怀民并没有告诉他该如何舞动身体,而是把他一个人扔在花莲,让他“重走妈祖路”。巴西学生说,在他的人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严厉的老师。

“林老师讲话很大声,好像在用生命跟你交流。”周章佞笑着说。她在云门待了21年,是年头第二长的舞者。当她告诉我,她今年已经45岁,女儿明年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很是吃惊。这不仅因为她的脸上没有太多岁月的痕迹,更因为她的舞蹈。我看过她在《行草》里的表演,也在连排现场看她独舞,轻盈的体态和流畅的线条,让人以为这是一个年轻舞者。

云门的女舞者,是十分特别的一群。舞者的职业生涯原本有限,对于女性,则更为短暂。除了要像男性一样抵抗身体机能的衰老,还要面对人生中的一些特别关卡,比如养儿育女。在许多舞团,女舞者选择做母亲,意味着选择了告别舞台。但在云门,成为母亲后,舞者依旧活跃在舞台上,这是自第一代舞者开始的传统。林怀民认为,孕育会增加女性的生命内涵,使她们更为敏感,只要愿意倾听身体,她们可以成为更强大的舞者。“那样强烈的突破,不会发生在男舞者身上。”

“台湾这个环境,可以让云门这样的舞团活着。换一个地方就不会这样,比方在纽约,绝对不是这样的舞。大部分欧洲舞团,都规定男舞者35岁就要退休。还有一些团,规定舞者不能生小孩。可我始终不信这个,我希望他们能做得久一点。你看京剧团,90多岁都还在演。有很多经验,是你没法教他们的。舞蹈与你整个的人生,有共通的美学和哲学基础。”林怀民说。

周章佞加入云门,是1993年,跳的第一支舞是《九歌》。云门是她毕业时的第一志愿。在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称得上专职的舞团,只有云门舞集。一些舞蹈学校毕业生,会在毕业后选择出国,希望加入海外的某个舞团。但周章佞没有这么想。“云门经常跳一些与自己文化有关的东西,我是那种有文化使命感的人。”她说。

台湾每年有许多舞蹈毕业生,能进入云门的舞者却是凤毛麟角。新舞者进来后,通常有两年适应期,在这期间,他们要融入环境,还要学习“云门的技巧”——学习的项目包括:芭蕾、现代舞、京剧身段、静坐、太极导引、内家拳、书法……云门采用传统的训练方式,却不做传统的表演。“它只要那个养分。最古老、最传统的养分,一定是最好的养分。那个东西可以存活这么久,一定有它的必要性。”

“经历了这些新的身体训练,舞者的身体会更丰富,你的内观——也就是观察自己身心的状况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周章佞对我说,“我之所以今天还能站在这个岗位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训练。你可以重新去发现,让你的舞蹈生命更长。”

“林老师用情至深。在他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出来。他对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用情很深的人,对人的要求会很高,因为他知道你身上有这个力量,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他看得到这一切,每个孩子身上有的东西,他会把闻到的东西诱出来。一个人没有情,就没有太多的要求。”李静君对我说,“林老师只是坚持,他知道事情可以做到更好,就不会停滞。”

李静君是云门最为资深的舞者,在云门工作了31年,现在是云门舞集助理艺术总监。加入云门那年,她只有17岁。“决定跳舞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有一天不能跳了怎么办?要是想那些,一开始就不会来了。我爸当时就认为我是发疯了,未成年,不理智。”李静君对我说,“我想林老师肯定也没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就不会做了。把条件都写出来,吓都吓死了,真的就不用做了。”

她加入云门,是在1983年。那时云门成立10周年,重新演出经典剧目《薪传》。此时的李静君是一个高中学生,看这出舞时,她感动得直掉眼泪,“连鼓掌的力量都没有”。“《薪传》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非常震惊,不知道舞蹈可以传达这样的力量。我当时还小,但是感到有一种东西打到了心坎里。”

《薪传》是一出讲述先民筚路蓝缕的舞剧,“用舞蹈书写了台湾的身体记忆”。演出很特别,在一个篮球场——它的剧场性,来自四面八方,在平常的剧场里,观众只可以看到一个面。舞蹈中有一段“插秧”,可以听到很多声音,在篮球场那样开阔的场地里,劳动者的回声特别大。“这些声音是直接到血液里去的,你听到这些声音,感到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李静君说。在看到《薪传》之前,她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跳现代舞。

“我从没想自己要跳怎样的舞。就是跟着这个编舞家,这个团。身体是这个舞团的工具,要跳什么舞,身体就跟住,同心协力找到身体的方向。”李静君说。她生长在高雄,那时的台湾,没有特别的城市概念。此时,云门已经有了很大影响。即使是高中学生,也知道舞团的名字,并非小众文艺。“那个时代也比较单纯。云门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影响着它的观众。”

合作者马可与林怀民

合作者马可与林怀民

“那时没有舞蹈系,想要跳现代舞的人,是真的想要跳,铁了心也要跳。他们可以不在乎任何代价,就是要跳舞,怎样严苛的条件都打不倒他,怎样的经济状态都打不倒他。”李静君对我说。她感到自己的年轻时代很幸运,可以跟云门的创始团员一起跳舞。“我知道那样的精神。云门很幸运,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奠定了云门的精神。”

什么是云门的精神?“是对于这片土地的爱。”

“我一直在想,这样的力量从哪里来?跳舞如果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你做的事情、你跳的舞,可以引起这个土地上的人的共鸣,而且是很深的共鸣。不是你看了,鼓个掌说,这个还不错。不是这种。它有更深的意义。”李静君对我说,“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你有更大的目标,就是关怀这片土地。”

大地上的舞者

林怀民的家在淡水河边,离闹市很远。这是一栋老居民楼,从外墙的颜色可以看出已经建造了一些年头。楼层不高,楼内没有电梯,颇似北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居民楼,充溢着市民生活气息。在楼外,可以看到爬出居民院子的丝瓜花,还有一只流浪狗。林怀民给这只小狗取了一个名字叫“格格”,每天喂它。他的门上,贴着一张老海报,是少女时代的林青霞,双手托腮,出现在她的第一部电影《窗外》里。

我们的谈话从一杯咖啡开始,然后是《白水·微尘》。它的诞生,因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号弦乐四重奏》。这是林怀民很早便想做的东西。年轻时,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感到“被电在那里”。10年前,便希望将《第八号弦乐四重奏》编成舞作。“但我不敢编,因为太过伟大。”林怀民说。直到近些年,频繁的天灾人祸,让他感到人之渺小,“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微尘”的名字出自《金刚经》,“微尘众”。取的是字面上的意思,感叹人类渺小,宛若微小尘埃。

为了给“微尘”找一个“伴儿”,林怀民找来了萨蒂的钢琴曲来做“白水”。林怀民说,这些都是“他口袋里的东西”,原本是各走各的,走着走着,就碰到一起了。“我自己做什么,我也拿不准,没有剧本。结果就是,本来要东,结果就跑到西。”他跑到池上,掏出手机将熟悉的河流拍了拍,再叫摄影师处理成黑白,当了“白水”的影子。跟“微尘”放在一起,他觉得很好。

“北京有多少次能看到河?我们对于大自然的印象,是影像给我们的。我就把自然里的一个影像,拉来变形。重点还是在舞蹈,但有一个相同的感觉在里面,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其实都是修饰过的。”林怀民说。

“白水”与“微尘”,一白一黑,好似天堂与地狱。“白水”透亮,沁人心脾;“微尘”浓烈,震撼人心。在舞蹈的最后一幕,舞台只余炽热的红黑二色,演员好似迷失在浓雾中的难民。他们奔逃、反抗,却一再溃败。在越来越浓郁的烟雾中,舞者相互支撑、勉强站立,“无言的嘴”一张一合,宛如水面上,残喘的魚。

作家骆以军说,《白水·微尘》是云门的“归零”。从《薪传》、《九歌》、《流浪者之歌》、《水月》……在40余年之后,林怀民回到了舞蹈本身。“这不是哪个世界、哪个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是上帝看到的、普世的东西。20年后世界就会好吗?也不会吧。人的处境总是这样,有一种悲苦。可以做挣扎,它们有意义,但是没结果。”林怀民说,这个舞蹈,表达了“一种愤怒”。

林怀民成长于上世纪60年代。“时代的潮流让年轻人觉得有责任,也有能力改变世界。”60年代末,他去到美国,正赶上嬉皮士运动。舅舅去纽约,看到侄子一副“邋遢模样”——长头发,破牛仔,还不爱穿鞋——跑回来跟他父母说,快让他回来。那时的纽约可以光脚,西海岸可以坐顺风车。“那时人跟人有种信任,现在谁都不信任谁。那个时代是好时代。”最大的挫折,来自一件小事。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时,一个洋人对他说,喜欢中国文化,特别是水墨,最爱“八大山人”。“我那时就以为是八个老头,真的这么以为。”林怀民告诉我,他当时25岁。回到台湾后,他开始想了解中国的传统。

所有人都说,林怀民爱在舞蹈中用“传统”。但他自己却说,在舞蹈中对于“传统”的运用,是他的“一种补习”。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做传统。”林怀民对我说。《水月》是一出取自佛经的舞蹈,他用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作为配乐。海外首演在柏林。德国人问他,为什么要用德国音乐?林怀民回答:“巴赫在我家已经入籍了。”“对我来说这就是现成的。我不会说,什么是‘东方’和‘西方’,也不会说,什么是‘传统’。”

14岁时,林怀民开始写小说,那是60年代初期。台湾的氛围十分紧张。在他还小的时候,大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勿论国事。”但人还是抑制不住,在半夜里谈论“2·28”事件,作为孩子的林怀民便在沙发一角听。“那时你什么都没得读,没有鲁迅,没有巴金。你的出路,只有海明威和菲兹杰拉德。如果那个时代不是这样,说不定会是另外一个时期。”林怀民对我说。

70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也是一个“戒严”的年代。方言节目一天只能播一集,许多文学作品不能出版。年轻人追逐以西方思潮为主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推动着第一波本土文化思潮的爆发。云门舞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一开始,朋友建议他弄个现代舞团,林怀民说,如果要弄,就要到社区和农村去演。“我是在60年代长大的。我没有想过要当一个创作者。我想要当的是舞蹈的赤脚医生,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有了这个,才有了云门。”林怀民对我说,“云门的初心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不能上剧院的人演出。”

文字曾一度成为他的障碍。“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把文字的束缚洗脱掉。”林怀民告诉我,“舞蹈本身就是动作,文字会牵绊它。我常常说,你看白蛇,她就只能做这样一套动作,青蛇怎样做也做不了白蛇的动作。你要把角色勾勒好,就必须这样。但舞蹈应该有很多的可能性,有解释空间。舞蹈是民主的。”

在林怀民眼中,云门最壮烈的时代,是上世纪80年代。旧秩序崩解,人民要求更全面的自由开放与权益。连农民都跑上街头请愿,无壳蜗牛躺在忠孝东路与他们一起抗议。80年代初,云门号召起一批人,开始搞“艺术下乡”。那时的台湾,没有多少戏院。

“台北有,那其他地方怎么演?我们去体育馆,自己搭,平地起高楼。”舞台的所有地板,都是舞团从台北带过去的。在表演之前,最忙碌的工作是拼地板,一块一块搭起来,就像歌仔戏搭台一样。开演后,涌进来三五千观众,几乎要把体育馆挤破。“那个时代,大家就这样做了。”

从1980年开始,云门举办“艺术与生活”联展,到1982年,“艺术与生活”的活动做了3届,演出了200多场。全台湾最好的艺术家,满乡遍野地跑。知名歌唱家,领了两张火车票,跑到一个乡下地方,在破钢琴旁边做他的美声唱法。“没有人想到赚钱,就是艺术家的行为。”林怀民说,“经济的平权自古以来就不可能发生,但文化的平权,台湾的希望非常高。”艺术下乡的传统,云门一直延续到今天。

透过舞蹈,云门对80年代的社会现象提出反思。1986年的《我的乡愁,我的歌》,是台味最浓的一支舞。然而,这也是云门暂停之前的最后一支大型舞蹈。80年代后,台湾社会发展急剧,精神却遭遇着危机,大环境一片“乱、贪、躁、争”。人民对于金钱的追逐,不分城市与乡村地蔓延开来。安定淳朴的社会,逐渐走了样。罗大佑在歌里质疑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云门。

此时的云门,在国际上影响逐渐攀高,回到自己的土地,却感到斗志虚脱,“不知道这拼是为了什么”。社会富了,但云门自创团以来便存在的财务问题,却丝毫未见改善。“大家的云门”,无力感越来越强。林怀民不得不重新思考舞团存在的意义和云门人的未来。1988年9月18日,成立了15年的云门舞集,宣布无限期暂停活动。

云门停掉以后,林怀民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流浪”,他称为“伟大的、最喜欢的日子”。

一个月之后,他已经在西安了,再到洛阳、兰州、敦煌、北京、连云港、苏州……又去印度、尼泊尔……这段经历,成为云门复出的养分。暂停期间,林怀民有过难忘的经历,是一个出租司机给他的。他下车后,司机打开车门,在后面大喊:“林老师加油!”“我问他看过云门吗?没看过。可是他说没有云门,好像就少了些什么。”林怀民说。

1991年春,云门舞集宣布复出,似乎重新找回了与社会对话的力量。“在90年代的最后,林怀民似乎回到了自己,放下背负了很久的‘使命感’,以更自由的方式为人的动作找到美的可能。”蒋勋说。这一点,从云门舞集此后编排的作品可以窥见一斑。过去的云门强调身份意识,现在的云门,更关注于艺术本身。

云门复出后的一个重要作品,是屈原的《九歌》。“跳舞的人读一点书,就会掉到一个陷阱里,那就是九歌。”林怀民对我说。这或许是缠绕在他脑海中最久的一个作品。在印度和巴厘岛绕了一圈之后,他忽然想明白,《九歌》的世界可能是怎样的。“有人问我要不要去长沙,我说去有什么用了,都是现在的世界了。”林怀民不以为然地说,“在印度和巴厘岛,人和神是生活在一起的。《九歌》就是在那里找到的钥匙。”

“林老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作品跟人的关系是什么,跟社会的关系是什么。随着他年纪的增长,他看的东西更宽广了,中西古今的界限也就不见了。他后期的东西是通的,就是‘游于艺’。”李静君对我说。

林怀民说自己,不会“做研究”,是在“过日子”。“读书是慢慢看,烦了就丢掉。我不会去做研究,研究必失败,我就是过日子,有些东西会变成一种内分泌,留在你的身体里。”

有时候他很认真,比如在做舞剧《稻禾》的时候,一本正经地买了几本关于稻米的书来看,但他也说:“没有一行帮我的忙。”

有一年,云门在高雄演《红楼梦》。从贾宝玉诞生开始,天便下雨,演出被大雨砍断3次,90分钟的演出硬是演了3个小时。雨停之后,林怀民叫工作人员打扫舞台,准备隔日再演,谁知,看到满场的观众都留在原地。“我说,下雨了,大家回家,明天再来。他们说,不要!”3万多人就这样,在雨里面看完整场演出。“结束后,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全部为自己拍手。”这是林怀民最为感动的演出之一。

“云门的户外公演,是一个社会的定期的仪式。不只是艺术,也是一个活动。演出的时候,他们碰在一起。演出结束,他们一起去搭地铁。云门的东西是,我们在一起,是这种感觉。”林怀民说,最开心的事情是没有开演之前,“那个感觉真好”。

云门的观众,经常给他带来难忘的回忆。1999年,“9·21”台湾大地震之后,舞团去灾区医院演出,现场的观众特别的多。后来有一天,一个陌生人跑来对他说,请他向云门的全体舞者说谢谢。在地震那一年,他的家没了,全家在车棚下过日子。云门来演出时,全家大小跑去看,特别开心,他永远记得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最后的收获。”林怀民说。

他经常重复一句话:没有坏观众,只有坏演出。“他们为什么会看完,因为台上演得好看。知识分子习惯通过知识,来看懂一出表演。普通观众只是觉得,好看,这就好了。”在一场演出里,有一个农民大伯蹲在演出场里,一边看,一边抽烟。林怀民问他,好看不好看?他说好看。再问,为什么好看?农民说:他们(舞者)的脚踩得很实。“他在那里看了两三个小时,看到的全都是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他觉得好看的东西。”

林怀民对于农村怀着特别的感情。“云门喜欢往乡下跑,马可也喜欢,这一点我们很像。”林怀民笑着说,“她做的是手工艺,我们做的也是手工艺。”

林怀民的家乡,在台湾嘉义的新港。他在这里度过童年。离开后,每个寒暑假都会回乡,去祖父母那里“承欢膝下”。他的家离农贸市场不远。那里人来人往,农人拿着农产品来,久了便相识,谈话之间,农民会给这个小朋友一把花生、一些地瓜。街道之外,是嘉南平原,天气好的时候,看得到阿里山。农人四季忙碌,收获时节,在厝前空地,摊开一地金色的稻米。当我们向他提及所谓“田园生活”,他哈哈大笑:“你说的这个就是鲁迅先生写的,士大夫坐着乌篷船,曰,好一幅田园行乐图。”

“牧歌是没有的,农村有的是粒粒皆辛苦的生活。他们坐椅子的时间很少,一直蹲着。”林怀民说,“水和稻米,这些都是本能的东西。”

在他的舞蹈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稻米的意象。这是林怀民的稻米情结。在70年代的《薪传》里,有“插秧”一幕;在90年代的《流浪者之歌》里,他用了真实的稻米;2013年,在云门创立40周年的时候,林怀民创作了舞剧《稻禾》,借以向大地和尊重大地的农民致敬。《稻禾》在池上演出,这里是台湾知名的稻米产地。舞台搭在田地之间,舞者背后,是起伏的山峦和连绵的稻田。

“我没有期待的观众。一旦开始编舞,我就掉入陷阱,就糊涂了。我没有想过,观众是谁?是不是合适农村?从来没有。农民就一定要看花鼓灯吗?也不一定。我拿去纽约、莫斯科演的东西,一样拿去农村演。到乡下演出,比去纽约演出难,要真的好看,他们才会认可。”林怀民对我说。

民谣歌手林生祥说,云门40年的行动,像在创造一种“与土地和解的力量”:“跟乡亲父老和解、跟土地和解,似乎在补偿着台湾土地的创伤。”

但林怀民说,他是一座桥梁。“是舞者和社会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是台北跟乡下的桥梁,艺术跟社会的桥梁,不是一个媒体,不是一个网。很多事情的完成,是很多力量一同来完成的,不是我。我一个人做不来。”

“你问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快乐吗?云门没有庆功宴,首演完后,大家在后台吃点小东西,聊聊天,就回家睡觉,第二天还要演出。我没有时间开心,也没有时间非常难过,永远有下一桩事。我永远觉得,‘截稿日期’到了,来不及了。”在《说舞,说人生》里,林怀民这样写道。

“我一直在想,林老师为什么要编这么久的舞。除了热爱以外,应该是透过舞蹈对土地的爱,只有真爱,才会让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很久。做一个舞团,是要经历很多挫折和沮丧。你每天面临挫折的机会,比面临顺利的机会要大得多。”李静君说,“只要拿出心来,人跟人是很一样的——只要愿意的程度一样,不论你是30岁,还是80岁,统统都一样。这是人最珍贵的。艺术就是你的内在反应。”

2009年,林怀民获得了欧洲舞动国际舞蹈大奖颁赠的“终身成就奖”。评审团称他为“创新舞蹈的先驱,与乔治·巴兰钦、威廉·弗塞斯、莫里斯·贝嘉等20世纪独创性的编舞大师同层级的艺术家。”2013年,继玛莎·葛兰姆、默斯·坎宁汉、皮娜·鲍什之后,林怀民获颁了美国舞蹈节“终身成就奖”:“对舞蹈无惧无畏的热忱,使他成为当代最富活力与创意的编舞家之一。”

“我不觉得自己有天分。”林怀民对我说。40余年坚持下来,一开始是因为想跳舞,后来是因为,“跑不掉”。“我必须编舞,跟创作欲望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创作冲动?有。不做,也可以。这是牵牵绊绊的东西。舞者都这么认真。不是说我要编舞,我要做艺术家。”甚至连称他为编舞家,他也不置可否:“我是吗?”

在林怀民家中,我没有看到一张与舞蹈相关的照片。这是他自己说的:媒体上那个林怀民,不会带回家。他过他的日子,做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不论演出是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剧院,还是在无人知晓的台湾乡野,他从头到尾感到的只有两个字:紧张。演完后,一定会去拜拜,喝一口酒,压压惊。即使得了奖,“面对下一个舞,还是会发抖”。得了什么奖,这不是他最关心的事,他比较在意的,依然是,如何面对发抖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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