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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李光耀

2015-03-24 10:04 作者:丘濂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13期
“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为了探索什么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对这个深奥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是尽力而为,所以我很满足,没有遗憾。”2015年3月23日,政治强人李光耀走完了他的人生。

最后的时光

“最后一片叶子,将在什么时候飘落?”在2010年9月和《纽约时报》记者的对谈中,87岁的李光耀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思考。除了讲他如何挣扎奋斗将新加坡这座资源匮乏的小岛建设成繁荣富有的国家,他也谈到了年龄和疾病给他带来的各种疼痛。他罹患周边神经病变,令他腿部功能受破坏,行动不便,需要每天使用3次跑步机来练习。

情况更糟一些的是李光耀的太太柯玉芝。她两年前因中风卧床不起,不能动弹,也不能讲话。“每天晚上,我跟她说话时,她都知道。她为我保持清醒;我跟她聊我白天的工作,给她读她最爱的诗歌。”李光耀打开一个大表格,上面记着他的阅读书目,有简-奥斯汀、鲁德亚德-吉卜林和刘易斯-卡洛尔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李光耀说,他那时候一直在读基督教的婚誓,为这句话所打动:“无论生病或健康,无论境遇好坏,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

一个月后,发妻柯玉芝还是离他而去。在电视机前,新加坡人看到这位开国领袖用缓慢而模糊的声音读出对亡妻的悼词:“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画面上,他只是个孑然一身的老者,神色悲伤。

新加坡著名的作家兼社会批评家林宝音这样描述李光耀,“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的确,李光耀几乎不会当众暴露心中的脆弱。上一次还是在1965年,当李光耀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时,他当着众人的面怆然泪下。

2011年5月,李光耀正式从内阁资政的位置退休。他继续一种规律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先要把电子邮件清理一遍,然后读当天的报纸;午饭后,他会出门去位于总统府的办公室,处理一些文件;下午和傍晚,他有时候会有采访安排;在见完记者之后,他会找中文老师学一、两个小时的中文。李光耀坚持去见不同的人。除了以前的老朋友和各国政领导人,他还会找机会和那些来自其他领域的人聊天,学者、记者、企业家或者普通人他都不介意。他相信,如果想要保持眼界开阔,跟上形势的变化,去见不同的人是必须的。

李光耀认为自己已经很少再干预政府事务。至少,是比之前他还担任职务时要少很多。偶尔他强烈反对某个提案的时候,会和总理李显龙直接来讲。有一次,李光耀听说一个提案是建议政府考虑重新开闽南话、粤语等方言的广播频道,因为在新加坡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所有人都会说普通话了,现在可以重开方言电台让老一代人找回原来的感觉了。“我表示了反对。因为我在当总理的时候我为了关停这些方言电台,付出了很大代价。”

与此同时,他在进行《李光耀观天下》一书的写作,这也成为他人生中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了。此书主要收录了他对世界大国和国际趋势的分析与见解,其中六章分别论及中国、美国、欧洲、东南亚,以及中东等国家或地区。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专辟一章来谈论死亡。他已经准备好了:

“能活着很好,但是人终有一死。年轻的时候,谁愿意去考虑死亡?但是我已经89岁了,我必须要直面这个话题。我一直在想的是,我如何死去。我生命的终结是伴随着心脏突然停跳,还是长期卧床不起,慢慢耗尽?我当然希望来快的......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为了探索什么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对这个深奥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是尽力而为,所以我很满足,没有遗憾。”

通往权力之路

1923年,李光耀生于新加坡一个客家人的家庭。他的家境殷实,祖父曾经是一艘轮船上的事务长,后来经商;父亲从小算是富家子弟,年轻时在两家一流的百货公司拥有无限额的户头。祖父通过个人打拼而获得财富,李光耀对他要更亲近和崇拜一些。在李光耀的记忆里,祖父的作风非常西化,经常穿得像个英国绅士,有夹袄、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还附有鞋罩。祖父经常给他讲自己在轮船上的经历:比如,不论温度和湿度多高,所有船员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齐地摆放着盘碟、刀叉和餐巾。李光耀从这些讲述中,对英国人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的风格印象深刻。1940年,李光耀中学毕业的成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排名都是第一,他被政府创设的莱佛士学院录取。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在这个英属殖民地得到一份和他学历匹配的专业工作,或者成为政府雇员,继续为效忠英国人服务。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空袭了新加坡。至2月15日海峡殖民地政府投降,新加坡彻底沦陷,莱佛士学院也彻底停课。这一年7月,祖父病重,不久就与世长辞。“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人。当我看到他日渐昏迷,觉得他在此时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件好事。”李光耀在自传里写道。和祖父以及广大殖民地人民一样,李光耀曾经坚信英国人的霸权建立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之上,是不可能被挑战的。

日本官兵十分残暴。一次李光耀因为误戴了一顶澳大利亚士兵的军帽,被日本兵撞见后叫去罚跪。还有一次完全是死里逃生:日本人将华人集中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里,接受检证。运动场的所有出口都有日本兵把守。如果通过检查,每个人的手臂上会盖上一个“检”字,然后才可以回家。李光耀和家里的一位车夫也在人群里。排队检查时,可能是个子高的缘故,日本人让李光耀和另外几个青年单独站在一起。李光耀感到不对劲,正好车夫在场地内有一间单身宿舍,李光耀便说要取了东西再来。他在房间里呆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看到检查站的日本兵已经换岗,才得以过关。事后李光耀才知道,那些被随意挑出来的青年们后来被运送到了丹那美拉勿刹海滩。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然后强迫走向海面,接着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为了确定所有人都已经死亡,他们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最后所有的尸体也没有被埋葬,只是暴露在海滩上,任由海水冲刷腐烂。在1942年2月18日至22日的检证行动中,日军共杀死了6000名年轻华人。

“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李光耀后来这样谈起日治三年。1945年,日本人投降,英国人再度接管了新加坡。李光耀在战时学业中断期间,做过电台编辑,制造过胶水,还参与过黑市生意。意识到唯有获得权力才有改变社会形态的可能,他决定去英国学习法律,期望学成后能有更多的的职业选择。

李光耀先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后来又转去剑桥。在新加坡光复后的一年里,他已经对英国人觉得失望:他们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在乎的只是殖民地带给他们的职位和丰厚的薪金;国家层面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的英镑。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又切实感到了强烈的种族歧视:好几次租房,明明看到“空房出租”的招牌,敲门问询,对方看到自己的华裔面孔,便都说房子已经租出去了。他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英分子,心中萌生起要铲除殖民统治的意念。

与此同时,李光耀在课堂上接触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受到了费边主义和其实践者英国工党的影响,希望采用一种渐进、温和的方式来建立起一个平等、公平的社会。他参加了一个留学生组织的马来亚论坛,该论坛的目的就是在学生中宣扬脱英独立的思想。李光耀常常和他们一边喝着廉价的淡醇啤酒,一边对独立的途径各抒己见。他也因为几篇反英反殖的演说登上了新加坡政治部的监视名单。1950年,当李光耀学业结束后搭乘荷兰邮船“威廉靳伊号”返回新加坡,临下船时还因之前参与的反英活动受到刁难,成为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

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便展开了事业。他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助老百姓来打官司并非终极目标,他想据此来组织群众,推翻殖民统治。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他和一些工会代表一起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由于李光耀的出谋划策,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协议。李光耀也因此声名远播,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接着他又声援了华校学生的反殖运动。当时学生们创办了鼓吹独立的报刊,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这一行为违法。公开对学生进行审判。李光耀为学生辩护并取得胜利,这再次令李光耀声名大噪。得到了工人和学生的支持,李光耀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但他也意识到光有工人和学生运动并不足以推翻殖民统治,还需要组织政党接过殖民者手中的政权。

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自此步入政坛。人民行动党成立以后,先是联合共产党赢得新加坡华人的支持,后又在1955年参加“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多位人民行动党员当选立法议员,成为立法议会中的反对党,从而正式开始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第二年的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但英方保留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大权。

因此1959年的立法议会大选至关重要,李光耀在此时也充分显露了他精明的政治头脑。即使自治之后,新加坡也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对新加坡最有影响力,所以李光耀一直都和1957年在新加坡上任的总督威廉-古德爵士保持密切关系,让他相信新加坡的未来领袖一定是个受过英式教育的亲英分子,人民行动党也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必须获得新加坡工会和学生的支持,才有获胜的把握,而工会中亲共分子仍然最有势力。之前被逮捕的行动党中的左派人士林清祥和在监狱中的6名亲共派对大选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李光耀说通英国人尽量让他们过得舒服些,还安排他们到海上划船,白天可以在海上自由活动,晚上回牢房休息。李光耀就职任总理前,他不仅要求释放几位政治犯,还委任4位为政治秘书,一位为工业促进局经理。关于他们的实际地位,始终坚持行动党去左化的李光耀就说:“看似重要,但无实权,以抵销他们的作用,却时时让他们有机会在公众面前亮相。”

1959年5月30日,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大选中获得了51席中的43席,成为执政党。6月5日,李光耀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的内阁总理。他当时才35岁,是世界最年轻的总理。(文章为节选,全文请关注最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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