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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阔成,大师谢幕(2)

2015-03-16 10:14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11期
3月2日凌晨2点27分,86岁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因心脏衰竭在医院的睡梦中安然离世。

敬畏感

袁阔成扬名于书馆,辉煌于舞台。真正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和播放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有书友这样回忆:“那时候,中午放学后立刻赶回家,12点半准时打开收音机,静心听袁先生的评书半小时,之后再去上学,连午觉也免了——就这么坚持了一年。它造就了不睡午觉的一代人。”《三国演义》是袁阔成评书的巅峰之作,充分展示了评书的价值和魅力,也体现了袁阔成的功力和造诣。“在曲艺界,评书的地位最高。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相声和评书,相声的主要功能是娱乐,评书除了具有娱乐性还有知识性。过去有的人没文化,又求上进,他会专门去听评书,既能增长知识,又能帮助他形成对一些东西的看法。所以说评书的要被尊称为说书先生,他承担了一种教化民众的使命。”于鸿这样说,“袁先生最常说的就是,评书是一门严肃艺术,你做起来要充满敬畏感。”

在袁阔成之前,还没有人完整地说过《三国演义》。王军告诉我,说书人管《三国》叫“红脸”,主要人物是关公。一般的说法就是从过五关斩六将开始,说到赤壁大战,华容道,也就算完了,说不到走麦城。还有个俗语叫作“穷《三国》、富《东汉》、吃吃喝喝《济公传》”,意思也是《三国》的人物众多,枝蔓繁杂,是块十分难啃的骨头。

1980年,在弘扬民族文化的背景之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要录《三国演义》。调听了全国部分电台有关《三国演义》的现有录音后,他们选择了和营口广播电台合作,请袁阔成来录制。参与全过程的营口广播电台编辑李程向我回忆,从上世纪60年代起,她和袁阔成就陆陆续续合作录过诸如《舌战群儒》、《群英会》这样的小段儿。袁阔成相比全国其他评书演员,还有几点优势:一是年龄,刚过50岁的袁阔成正值评书演员的黄金年龄;二是口音,虽然袁阔成落户营口,但他生长在京津,是一口标准普通话;三是伴随他评书的舞台表演,袁阔成早在50年代就接触了广播评书,有着丰富的录制经验。“你在书场表演中的一个精彩亮相,会带来观众的一片喝彩和掌声,可在广播中,因为听众看不到你的表演,这短促的几秒钟亮相,听众就会以为你把词给忘了。所以这就对演员的功力及适应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说书就是抓住一个‘魂’字,我始终认为,说书不把书魂给说出来,那怎么能打动听众呢?”

再也没有一部书能在前期准备上媲美《三国演义》的录制。因为是一项用于宣传的政治任务,边录边播的过程里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注,没有人考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在乎的只是它能否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全书分成三部来录,一共持续了6年的时间。最后分成365集来播出,根据评书录音整理出来的文稿长达180多万字。李程告诉我,当时袁阔成就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附属招待所里临时为他辟出的一间工作室——二楼拐角处临时搭的小单间,屋子里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个小床头柜,再容不下半件家具。夏天到来,在如此斗室之中开电风扇对着吹十分难过,袁阔成的解决之道是转战地铁。人们于是可以看见这样的景观:一名中年男子,一手捧着《三国演义》的相关书籍,一手扶着把手,在南礼士路站和北京站之间来回穿梭。李程说,那时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以袁阔成的名气,不乏收到很多机构的演出邀请,袁阔成为了能全心全意录制《三国演义》,全部都拒绝了。袁阔成曾回忆:“我的压力很大,因为之前从没有一部广播评书有如此容量,加上又是面向全国听众播放,如果失败了,可能一辈子无法翻身。”

袁阔成颇费心思之处是如何运用现代意识去“评”这部名著。评书的特点是“千斤评四两说”,做出恰如其分的点评的前提是根据大量的资料。在第一部播出后,袁阔成收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的来信,说他和他孙子听评书都入迷了。

在塑造人物方面,袁阔成竭力避免对大众熟知人物的标签化塑造。比如曹操在戏剧舞台是个大白脸、三角眼的形象。袁阔成就试图呈现曹操复杂的人物性格——他创造了建安风骨,写下了不朽诗篇,是个了不起的文学家;他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为全国统一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是个有才能的军事家;他错杀了吕伯奢一家,同时把吕伯奢本人也杀了,气得陈宫离他而去。后来,曹操为报父仇,血洗徐州,杀了杨修,杀害了华佗,他又是个残暴的统治者。有读者来信说他把这个善惊多疑、奸诈残暴的统治者刻画得入木三分,袁阔成却还嫌自己挖掘得不够。“他说,后来他才知道曹操很喜欢书法和绘画,如果补充些这里边的细节,对人物又是一笔很好的刻画。因此评书又是门遗憾的艺术,很多东西就是,‘哎呀当时怎么就那么说了呢?’”张伟记得袁先生曾有过如此感叹。

在语言运用上,李程发现袁阔成尽量做到不用传统评书中的套话。“老书中说到最后,都会来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而袁先生每次到此都是要说上几句文采斐然的话来代替,既总结当前这回,又能设置悬念。”像李程很喜欢的《灞桥挑袍》一回,结尾就是两人共同琢磨的:他(曹操)明白不刮春风,难下秋雨;正是今天在灞桥上有赠袍之意,才有后文书的华容道放曹之情。“另外老书中说到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会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下这件暂且不说,再说另外一件’。这也是袁阔成不会去因循的。”有用心的听众做了总结:“袁阔成会巧妙地加一个过渡,比如连接‘周郎点兵’和‘孔明渡江’两件事情,他就会说:周瑜点完兵还在想着孔明去哪儿了。那孔明去哪儿了呢?他已经上船了。”

王军记得,有一年春节期间给袁先生拜年,两人聊到《三国演义》的成就,袁先生还不忘感谢当年电台评书编辑的付出。这里面既有营口人民广播电台的李程,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陈开和编辑袁枫。“袁先生说,将这样一部重要作品改编成评书,编辑和他都饱含敬畏之心。那时编辑逼着他写人物分析,写录制心得,大家在一起逐字逐句推敲。”袁阔成讲了一段录制时的插曲:正好说到“连环计”吕布刺死董卓之后,李傕、郭汜要给董卓报仇。编辑让袁先生形容一下李傕、郭汜的形象。袁先生说:“一提这个咱来本事了。坏人好办啊。我是张口就来。说这俩人啊,这脑袋长得跟倭瓜酸似的……编辑一听糊涂了,什么叫倭瓜酸啊?“倭瓜,知道吗?”“知道啊。”“七楞子八瓣的,够难看了吧?再把它搁酸了……”编辑一听:“这不行。这词儿不行。得换。”于是在评书编辑的苛责下,袁阔成对评书艺术的理解进入了更高一层的境界。

就在去年初,北京高速交通台开播的时候,袁阔成受邀为台里录制节目。那次张伟也陪在他身边。“大概3分钟一条,一共就3个,讲的是《孟子》和《庄子》里面一些名句的释义和典故。进了录音棚他就跟我说,让我听着,说得不好就重新录。录完一遍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他就说,咱们这个行业,只有‘好’和‘不好’,没有‘还行’,我们就重来了几遍。他从头到尾坐在那里腰板儿都是直直的,脚都是绷着劲儿的。”时隔30多年,广播电台已经不是一家独大的传播平台,所录的内容也不是《三国演义》那样的鸿篇巨制,但袁阔成的态度未有毫厘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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