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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阔成,大师谢幕

2015-03-16 10:14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11期
3月2日凌晨2点27分,86岁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因心脏衰竭在医院的睡梦中安然离世。

袁阔成的晚年生活基本淡出公共视野。他在家养猫、侍弄花草、会见学生。“60岁以后,袁先生就说要慢慢退出评书表演,把机会留给更多的年轻人。”学生张伟告诉我,“他在去世前一直都关注着评书的发展。我们几个学生经常来家里拜访,向先生求教。先生有一本理论著作《评书举要》正在编辑,马上就要出版了。”

书迷崔桂禄赶来八宝山送袁阔成先生最后一程。他今年80岁,是丰台区造甲村村民,退休前是在铁路上搬道岔的工人。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自费印刷了60多份自己写的文章。“我收集了这两天出版的所有报纸,这篇文章就集中摘录了袁先生这辈子取得的成就。”他年轻时特别爱听袁阔成的评书,尤其是《水泊梁山》和《三国演义》两部,分别是“短打书”和“旧书新说”的代表之作。他印象里袁阔成一直是《肖飞买药》里那个浓眉大眼、帅气干练的侦察员形象。

袁阔成

前来送行的人,很多都已经年过花甲。崔桂禄向我展示刘兰芳和田连元的签字。袁阔成是第九代说书先生,生前是“阔”字辈里健在的最后一人,其他几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连丽如都比他辈分要低,因此一向就有“无派不宗袁”的说法。“也是头一回见到他们本人,大家都老了。”崔桂禄叹了口气说。

站起来

第一次登台后,袁阔成就哭了。虽然他之前分析父亲的评书头头是道,自己也会说那么一两段,但是当他穿上长褂,拍下惊堂木,定睛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时隔不久,袁阔成依然创造了评书界的奇迹。曲艺行有两种关于评书的说法:一个是评书“不养老,不养小”,说的是评书演员年龄太大或太小都不吃香,年纪大了体力和气息跟不上,年纪小则因阅历不足在评人、评事、评情、评理方面缺乏说服力;还有一个是评书青年演员王军向我概括的,“凡弹弦子的都是从小坐科,凡说评书的都是半路下海”,讲的也是这种只凭一个人动嘴皮子来表演的难度,非得有一定的人生积累才能说起来叫人信服,一些评书演员也是从书友转行的。袁阔成是个例外。“他8岁开蒙,16岁登台,18岁就成了响腕儿。”

袁阔成的年少成名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1929年,袁阔成出生在天津号称“袁氏三杰”的评书世家。他的大伯父袁杰亭、二伯父袁杰英以及父亲袁杰武都是名噪一时的书坛宿将。曲艺行的规矩是门内出身算世家,但是没有门户,必须要另拜师门,名义上由别人来教,才能保证水准和质量。于是袁阔成自幼随父学艺,后拜金杰立为师。评书按照内容来分类,有“长枪袍带书”、“短打公案书”和“神怪狐鬼书”三种。袍带书的主人公多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短打书讲的是江湖义士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故事;神怪书则离不开荒诞离奇的神灵魔怪。在书馆时代,评书艺人流转于各地茶肆说书,一辈子安身立命的活计就是一部书。袁阔成之女袁田告诉我,“袁氏三杰”和金杰立都擅长短打书。“一部《五女七贞》(又名《施公案》),‘袁氏三杰’是三种风格。”而袁阔成正是在练习短打书的过程中,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短打书说的是武侠题材,所以表演起来有“大开门儿”的特点,常常动静结合。演员从小除了接受语言训练,还要有手眼身法步方面的形体练习。袁田回忆说,袁先生自小跟随一位高师傅在武馆学习武术。“姓高的老头儿干瘦,武功特别好,对学生也格外严厉。上课手里拿着小棍子,做得不到位就给你两棍子。袁先生后来把这段记忆用在了《十二金钱镖》这部评书的编排上,俞剑平怎么教弟子习武。”一个在评书艺人间口耳相传的片段是,袁阔成在唐山说《雍正剑侠图》的时候,桌子上就摆着一把宝剑。说到关键处,他将宝剑“苍啷啷”地拔出鞘再舞几下剑,引得观众一片叫好。“唱曲儿的差不多是个匠,下面就有八成上座率,评书要难,撑死了六成。袁爷说这出的时候,外面窗户根儿底下都是人。”王军说。而从第一次上台怯场的青涩少年,到两年后名震京津冀的评书名角儿,背后的艰辛只有袁阔成一人体味。旧社会里评书艺人到处闯荡江湖,说得不好,没人来听,演员就没饭吃。袁田说,北京的观众还很宽容,东北的地就“硬”,演得不好观众会往台上扔东西。“能成名,也是生活所迫。”

在袁阔成评书的研究者张颖看来,袁阔成历经了书馆时代、剧场时代、广播时代、电视时代和当今的网络时代,所说的评书门类也涉及了短打、袍带和神怪。在成就上,新中国成立之后袁阔成说的“新书”,无论是以革命历史题材为内容的新书,还是像《三国演义》那样的“古书新说”都经常被提及,倒是他早期在短打书上的探索被学者、也被他自己忽视了。“我管这种评书叫‘中国式的传统武侠’。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题材在1953年受到了批判,我们国内的武侠就断档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有人偷偷从香港带回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内地又重新知道了武侠。其实之前,内地传统武侠都是由袁阔成这样的说书先生来传播的,评书里的武侠其实比金庸他们笔下的武侠要生动得多。”

1949年后曲艺的发展进入了新纪元,千百年来个体性很强的曲艺艺人,成为被组织起来进行自觉创造的文艺工作者,承担着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使命。1951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写道:“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富于表现力,极便于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袁阔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投身到新作品的创作当中。这种创作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曲艺评论家姚振生告诉我,传统评书有些程式化的语言,比如一个人一出场是怎样的面貌,处于某个情境中是个怎样的状态。“像《五女七贞》这部书他已经滚瓜烂熟了,把《智取威虎山》变成评书作品后,杨子荣刚进威虎山时候的样子群众听起来就很别扭,这哪里是杨子荣的形象,明明还是《五女七贞》里的黄天霸啊。然后袁阔成就改进,黄天霸是绿林好汉,敢作敢当,明闯太湖山;杨子荣是侦查员,暗走土匪窝,进去要编瞎话还不能有失身份。有的地方他又借鉴得很好,《五女七贞》里有个楹联,‘泰山高,高山卧虎。深水深,深水藏龙’;《智取威虎山》中有个类似的‘群雄啸聚,威虎山靠天吃饭;众豪藏身,野狼窝坐地分金’。”

在新书的表演中,袁阔成将评书这种原本在茶馆中进行的“半身艺术”发展成为可以在剧院大舞台上演出的“全身艺术”。那其实出于一次偶然——1957年,袁阔成带着作品为福建边防哨所的战士慰问演出,看到战士还要专门为他扛桌子,到处找醒木、折扇和手帕,觉得完全不需要这些道具,也能说一出精彩的评书。那成为他思考评书革新的一个契机。“袁先生希望借此机会能将评书提升为一种属于舞台剧院的高雅艺术,而不是只存在于茶肆书馆当中。”袁阔成的学生于鸿对我说,“但是你可以想象这在当时引起怎样一场轩然大波。首先在评书传统中,这几样道具有着各自的意义:醒木可以让观众集中注意力,声音也能烘托气氛;扇子经常被用来模拟武器和毛笔;手帕折叠起来就能表示书信,也可用来表演正在拭泪或擦汗。甚至这几样东西摆放的位置都有讲究。更重要的是桌子。有了桌子,演员讲话就松弛,评书就可以讲得很水,也不用学习步态、站姿和动作。所以当时很多人不是反对站着说评书,是他们不会站着说。他们上台会不知道手往哪里放,会脚下无根,会把观众晃晕。”

而短打书出身的袁阔成则在舞台上熠熠生辉。“你见过说评书的能在一台综艺晚会里做压轴节目么?新中国成立后袁先生因为正好在辽宁营口演出,因此也就编制进入了营口曲艺团。当年团里演出,袁先生的节目每每都压轴出场。”袁阔成在营口期间带过的学生李少朋这样说。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幕同样来自《智取威虎山》:报幕员说完“有请表演者袁阔成”之后,他往台上一站,说道:英雄团长杨子荣打入威虎山!然后一扭脸就回去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句啊?”就在袁阔成走到边幕条那里,眼看再走一步人就看不见了,他突然一转身,一溜儿跟头翻过来立在话筒前,不带喘气地来一个杨子荣的亮相,紧接着一调脸儿就是座山雕。袁阔成潇洒帅气的台风让其他评书演员竞相模仿。“袁先生的头发挺长,是背头。那时候没有发胶固定,一个大动作,头发就耷拉下来,要用手拨一下。有个演员头发很短,动起来明明头发纹丝不动,也要用手去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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