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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十二怒汉》

2015-01-20 10:10 作者:李裴然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3期
“在这里,愤怒是一种最浅显的表象,它赋予导演一个书写寓言的权利,可以透过这种愤怒的呈现,探讨更本质的东西。”

导演徐昂说他想翻拍老电影《十二怒汉》(12 Angry Men)的时候,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从部门领导到哥们儿“发小”——都劝他放弃。一个法学院的朋友还画了张中外法庭建制差异对比图,跟他解释:《十二怒汉》好看就好看在拍的是西方陪审团制度,咱们又没有陪审团,你拍什么?

“我没想拍法律戏。”徐昂说,“我就想拍12个中国人坐一块儿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

他相中的剧本,是58年前美国编剧瑞吉诺·罗斯(Reginald Rose)根据亲身经历的一次庭审写下的故事。故事很简单——12个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陌生人被法庭召集在一起,成为陪审团,关在狭小房间里,讨论分析现有证据。他们必须达成统一意见,判断被指控的一个贫民窟长大的问题少年是否真的谋杀了自己的父亲。

 

2014年10月20日,《十二公民》主创人员亮相第9届罗马电影节。左起:编剧韩景龙、演员何冰、制片人王鲁娜、导演徐昂

2014年10月20日,《十二公民》主创人员亮相第9届罗马电影节。左起:编剧韩景龙、演员何冰、制片人王鲁娜、导演徐昂

 

“这部剧最有趣的不在于‘十二个人’,而在于‘十二种愤怒’。我们面对不关乎自己的‘他人性命’,为什么会愤怒?我们在严格推理案件,调动的应该是‘理性’,为什么会感性?愤怒本该是最不可能发生的状况,但它却出现了,而且还是12个人集体愤怒。”徐昂说,“在这里,愤怒是一种最浅显的表象,它赋予导演一个书写寓言的权利,可以透过这种愤怒的呈现,探讨更本质的东西。”

不止一个导演对这个故事动过心。1957年,美国演员亨利·方达(Henry Fonda)在电视上看到后,自己掏钱拍成了电影,还亲自出演男主角——8号陪审员,讨论“合理质疑”和“程序正义”。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Nikita Mikhalkov)把它带到炮火笼罩的高加索山区,让12个俄罗斯人为一个车臣少年是否无辜吵成一团。一位黎巴嫩纪录片导演则让故事在当地最大的监狱里上演,请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扮演剧中角色。到了日本,法律正义已不是表达重点,导演三谷幸喜让整部电影成为日本民族性的展示,在他的影片中,陪审员拉帮结派“开小会”,其中一个挥着拳头跺着脚,铿锵地喊着如绕口令一般的口号:“用道理对付一群讲道理的人是不会成功的”,“就算她真的有罪,我也要投她无罪!”

2014年,这个名单上增加了中国版。这部被改名为《十二公民》的电影在2014年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获评“当代电影”单元最佳影片,并拿下电影节最高奖——“马可·奥雷利奥”(Marc Aurelio)大奖,计划2015年春天在中国公映。

这是身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导演的徐昂第一次拍电影,但将外国作品本土化对他来说却并不陌生。他上一次的实验是将三谷幸喜的作品《笑的大学》改编成话剧《喜剧的忧伤》,由陈道明和何冰演出。这部只有两个演员的戏在2011年上演后颇受欢迎,成为人艺建院60多年来票房最好的作品。

这次《十二公民》是在一个废弃体育馆里拍完,来自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的12名演员围在一张长桌前,临时拼凑成为中国的“十二怒汉”。他们要审判的嫌疑人是一个被收养的“富二代”,他被怀疑杀死了穷困的生父。故事背景也从真实的法庭变成了法学院里关于西方庭审课程的一场考试。10个不同背景的学生家长,外加拉来充数的学校保安和小卖店老板,勉强凑齐了12个陪审员的配置。他们不能像其他版本里面的12个角色那样决定嫌疑人的“生死”,他们权力有限,只能决定学生考试成绩及不及格。

模拟“陪审团”展开了一场漫长而跑题的讨论:靠收房租为生的北京大叔懒洋洋地唠叨着租房人太多事儿,头上抹着发蜡的地产老板不满意地拍着桌子嫌人“仇富”。韩童生扮演的出租车司机着急回去拉活儿交份子钱,张罗着大家赶紧投票走人:“你说学西方法不是有病吗?西法西法,能往咱东方人身上用吗?学了半天不及格,还影响将来咱孩子在中国找工作,这有逻辑吗?”只有何冰演的8号陪审员在小声强调“面对证据”、“好好说话”,但当其他人频繁跑题,他的愤怒终于也爆发了,他开始怂恿其他人抵制沟通:“您甭跟他说话,他什么都听不见。”

编剧韩景龙说,这一幕杂乱的讨论场景是他从现实中搬上舞台的。他过去住在北京郊区,早上坐车从通州去国贸,“就好像坐在小剧场的角落里看戏”,农民工、小白领、北京人、外地人,不同身份背景的角色轮番登场,总是为一点小摩擦吵得不可开交。但韩景龙说,如果真的竖起耳朵听,会发现没有一个人在真的谈论问题本身,每个人都忙着嚷嚷自己的事,宣泄着心里的愤怒。

不管《十二怒汉》如何改编,大部分版本都保留了一个法哲学的诘问——法律的终点究竟是为惩罚有罪的人,还是保护无辜的人?从这个基础开始,不同国家的导演将各自的故事推向了不同终点:美国版让人记住了“合理质疑”、“存疑不诉”和“程序正义”,日本版为本国民族性照了镜子,黎巴嫩导演让死刑犯得到心理治疗,而俄罗斯导演则把法律讨论推到了道德的边界:“法律至高无上,但如果仁慈高于法律呢?”

相比融入大量本国特色的俄罗斯版本,中国版本的故事有点像一列始终没有出站的列车,汽笛嗡响,列车却还在原地。《十二公民》最后呈现出来的故事跟1957年的美国版本情节相似、对白相似,有些地方连矛盾爆发点都一样。有人问徐昂:日本版本加入了女性角色,俄罗斯版加了个结果大反转,你为什么不往里面加点别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在陪审团的讨论中摄入12个人的愤怒,是我第一位想要表达的内容,而新角色的加入、剧情的反转都可能会弱化我想要表达的主题。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部法律题材的电影,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反映中国社会的现状。”徐昂和他的团队只对剧情做了唯一的改变,就是把电影中被审判的孩子角色设置为“富二代”,这样在讨论中就不得不涉及财富的偏见。“除此之外,其他情节上的反转在我看来更像是故意抖机灵,容易模糊焦点。”徐昂说。

至于为什么没有像俄罗斯版本那样,为每个人赋予一个人生故事,更深入地诠释每一种偏见产生的背景?徐昂认为影片时长的限制是一个原因。你很难期望观众耐心地看完一场完全基于理性思维的漫长讨论,没有动作戏,也没有感情戏。”他曾经跟编剧商量过无数改编方式,比如来个律师跟检察官吵一架,让结局出现大反转,但最后他们全放弃了。徐昂说,这部电影最有趣之处在于,它虽是一部法律题材电影,连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宣称自己投身法律是受到它的影响,但你不必非得把它拍出教育意味。恰恰相反,这部电影的结论并非是歌颂法律公正而在于揭示偏见。

原剧编剧瑞吉诺·罗斯已于2002年去世,他的儿子在2012年接受一个关于他父亲的采访时说:“我希望今天的人依然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会如何包容和宽恕,学会与人类的偏见本性抗争,而不是与之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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