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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呼格案影响和影响呼格案的人

2015-01-16 11:20 作者:杨璐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3期
多少命运被呼格案改变,所幸,在无数善良人士的坚持之下,我们等到了一个正义的结果。

1月5日,赵志红案在呼和浩特开庭,他将接受应得的惩罚和制裁,在此之前,被错抓和执行死刑的呼格吉勒图已经于2014年12月15日再审宣判无罪。

法律上各归各位,却换不回呼格吉勒图的生命,受到此案影响的闫峰的人生,呼格至亲的巨大伤痛。赵志红落网,交代“4·9”女尸案是他所为,案情并不复杂,可内蒙古公安厅组织过数次复查、政法委开过数次会议,最高院关注、中央领导批示,人大政协委员提交材料、媒体持续报道,翻案还是用了9年时间,为什么这么难?单独层面的参与者说不清楚,只能说坚持推动翻案的是人们对真相和正义的信念。

2014年11月1日,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来到儿子的墓地,告诉他:“孩子,这些年爸妈一直在为你申冤,案子要重审了……”

2014年11月1日,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来到儿子的墓地,告诉他:“孩子,这些年爸妈一直在为你申冤,案子要重审了……”

另一个亲历者闫峰

闫峰长得很瘦小,零下十几摄氏度只穿了一件厚帽衫,后背不知在哪里蹭了白墙灰,也没有拍一拍,他在一家物业公司做维修工,还要照顾80多岁的姥爷,给我的采访时间不长。也许是还没有成家的缘故,闫峰的脸上没有年近四十的中年人那种家庭烟火气,很腼腆,不太会讲场面话。他告诉记者,报纸上说呼格吉勒图的生日是8月9日其实应该是农历生日八月初九,他和呼格同岁,他的生日是八月初一,比呼格大8天。

闫峰和呼格吉勒图是同一天进的卷烟厂,被分在同一个车间。闫峰的工位在车间靠门,呼格的工位在车间最里面。车间里他们两个人最小,进厂时只有17岁多,所以他们俩一直形影不离,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去露天泳池游泳或者打台球。“初中同学有的上高中了,有的在其他地方上班,时间约不到一起去,呼格是我初中毕业之后交到的第一个朋友。”闫峰想了一下,又补充说,也是他今生到此为止的最后一个朋友。呼格出事之后,他离开卷烟厂,18年一直在打零工贴补家用、维持生活,在哪里都待不长,不但没什么机会结识异性,连社交都没有。1996年4月9日,是呼格吉勒图的人生转折点,也是闫峰的。

“我们厂是两班倒,上午班是早上7点到下午15点半,下午班从15点半上到夜里零点。换工衣的时候,我俩说到都没带饭,就商量我请他去烟厂外面的饭馆吃。”闫峰回忆,当天晚上20点左右,两个人在烟厂南面一个饭店吃砂锅,还喝了3两白酒。“吃完饭大约9点钟了。厂里有规定,上班时间不准喝酒,我俩走到烟厂门口时,我让呼格去买泡泡糖减轻酒气。”闫峰说。闫峰回到车间,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呼格带着泡泡糖回来了,递给门口工位的闫峰,然后回到自己的工位。

“大约过了一两分钟,呼格过来叫我说出事儿了,让我跟他去一趟,我问他出什么事儿了,他不跟我说,就是一个劲儿叫我跟他走,我们俩就去了公厕门口,呼格说听见里面有喊叫,要进去看看。”闫峰说,犹豫的时候,看见两个老太太从里面出来,他告诉呼格,老太太出来了,应该没事儿。后来他才知道,老太太也看见了女尸,她先回家看自己女儿在不在,才去报的案。可在公厕门口的时候,天黑了,他们没看见老太太的表情是否惊慌。

呼格进了女厕,闫峰站在门口喊了两声,没人回应,他拿打火机点了一下。“就是打火机一点一灭的时间,看见一个女的裸露下身仰躺在厕所矮墙上,我俩转身就跑。呼格要报案,我说别报了,回去吧。他非要报案,就去了治安岗亭。”闫峰说,晚上22点多,他和呼格都被叫去公安分局,呼格很自信地安抚他,说没事儿的。车上警察不许说话,这就是两个人最后的对话。

闫峰在分局做笔录到凌晨2点,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回家,呼格却再也没有回来。有一次他又去做笔录,从门缝看见呼格被铐在暖气管上,戴着摩托车头盔。“4月20日,报纸上说人是呼格杀的,我特别震惊,想不通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可这是报纸写的,我就相信了。”闫峰说。

“我后来从电视上看呼格的公审,他头发很长,脸色不好,侧着头在哭。公审结束他就被执行死刑了。”闫峰说。呼格的事情并没有因为执行死刑而走出闫峰的生活,卷烟厂周围几十年只有这一起命案,还是流氓杀人,厂里议论纷纷。“别的车间不认识我的人,总跑来打听跟着呼格瞄女厕所的小子是谁。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不是有瞄女厕所的习惯,怎么会知道里面出事。家里亲戚也说我,怎么交了这样的朋友。当时真是说什么的都有,耳朵里全是这些声音,我心里压力很大,就从卷烟厂辞职了。”闫峰说。

在就业机会不多的呼和浩特,卷烟厂是个不错的单位。闫峰告诉记者,他和呼格当时是临时工,每个月有200多块钱的工资、两条烟,当时的物价几个人在饭馆吃一顿饭也就要二三十块钱,对于17岁的他俩来讲,挣钱不少。两个人的前途也很好,闫峰姥爷的亲戚在卷烟厂做领导,呼格也是托关系进厂的,两人在临时工里头是排在前面的,只要名额下来,他俩就转正了。如果当上烟厂的正式工,每个月工资翻一倍,月底还有奖金,奖金有时候比工资还多,烟也由两条增加为六条。“我跟呼格在一起经常谈论工作的事情,最关心什么时候转正。那天晚上吃饭,好像也说了这件事儿,名额下来了。”闫峰说。

普通人的好运气不会一个接着一个,辞了卷烟厂工作的闫峰,一没学历,二没技术,再也找不到称心的工作了。“我辞职没敢告诉家里头,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才说。我就自己找工作,在浴池里当服务员,在工地上当力工。”闫峰说。工地上又累又苦又脏,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做,闫峰告诉记者,当时父母都下岗了,靠低保生活,工地上挣钱多,一个月有1000多块钱,为了贴补家里,他一点选择都没有。每一个工作只干一年到两年,挣不到什么钱,没有积累也没有人脉,只是从一个打零工的地方换到另一个,父母家里只有40平方米大,也没有钱给他买婚房,几年前他搬到姥爷家,跟着姥爷住,也顺便照顾生活。“呼格的弟弟告诉我,卷烟厂里比我们后去的临时工都转正了,现在每个月有6000多块钱,事情如果是现在发生,白眼我也会挺过去,可当时才十几岁,就是个孩子,根本不知道怎么办。”闫峰说。

“呼格死的头一年,我时常梦见他活着,醒来我就去喝酒发泄。”闫峰说。生活的压力逐渐淡忘了这段年轻时候的往事,直到2005年赵志红落网。“公安厅把我叫去,让我讲当时的情况。讲完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想这都过了9年了,怎么又来问。就问警察,是不是呼格的案子搞错了。警察没回答,让我不要跟别人讲。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赵志红的案子,其他都写得很详细,只有1996年4月毛纺厂公厕的案子一带而过,可我一看就知道是呼格的那个。”闫峰说。

呼格案翻了9年,闫峰也被公检法各种调查组召唤了数次,终于等到了呼格无罪判决的这一天。“我给呼格家打了一个电话,本来是个高兴的事情,可活生生的人没了,挂了电话我就在家里哭。有时候晚上我躺在床上拿手机搜呼格的报道,一看就难受,忍不住要哭,又忍不住想看。”闫峰告诉记者,他总是设想如果当时自己不跟呼格去公厕就好了,呼格没人壮胆是不会进去的,那么两个人现在都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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