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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当代艺术的理想国(2)

2014-12-18 18:13 作者:葛维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51期
成都画家们有一种很特殊的质感。从成都到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再到成都,成了中国最重要的艺术人才输送路径,并且呈星星点点燎原之势,其影响遍及世界。

郭伟在莫言获诺奖时,才知道法文版《蛙》用了他的作品当封面。他说“这就像两个子弹在空中相遇,创作与欣赏是没有安排的”

郭伟:寻找自己和成都之间的新向度

成都的美术圈特别有意思。“如果是去北京、东北买画,一个大买家来了肯定得找个懂行的经纪人,甲处买不到也不好意思说去乙处看看。在成都不用,你看不中我的,来来来,大家排好队,这个怎么样,看完他再带你看别的去。”这个城市缓解着人浮躁的个性,川美毕业的赵能智从重庆来成都,就希望在一个更温馨浓厚的艺术环境里生活。这个后来被称为“沙子堰”时代的艺术聚居环境,由何多苓、张晓刚、周春芽等塑造起来,不仅是和谐的友谊,还是更多的机会。

郭伟是成都人,拿画去成都画院给何多苓看时,职业还是一名工人。“1985年已经到了我25岁参加高考的上限。何多苓对我说,如果你真的喜欢美术,还是应该去上大学。”当年川美在成都只招版画系学生。郭伟建立了真实的自信:“因为前辈画的画就在你眼前,确实好,但又没有那种自己被桎梏的感觉。”

80年代,成都画家多半落寞。已经毕业的张晓刚因为找不到工作当过搬运工,在金碧商店写大减价招牌的毛旭辉则觉得窒息,他说:“我觉得社会根本不需要艺术家,那些稳居专业职业的人与艺术根本不沾边。”张晓刚总是聚会的发起者,无论是在昆明还是回到成都以后,他12平方米的宿舍是画家们的窝子,周末节假日总有一醉方休的聚会,唱各种歌曲,以艺术的名义,谈人生和艺术。“后印象派、巴黎画派、毕加索、蒙克、弗洛伊德、萨特、尼采、卡夫卡、斯特拉文斯基成了大家聚会夜晚的精神领袖,那个时代的翻译著作在精神上帮了大忙。”

张晓刚回到四川美院教书时更承担起了这个假想的“四川巴黎画派”的领袖角色。他们并没有像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和意大利那样,形成鲜明的团体,但是生活境遇却有许多一致性和精神上的联系。

何森记得那一段时光。“张晓刚和叶永青是我读四川美院时的老师,他们也才三十出头,非常年轻却带领更年轻的人走向外界。我经常往四川美院跑,寻求和他们的交流,其实也是寻求心灵慰藉,寻求来自作为老师和同路人的支撑。那个年头的艺术之路有多穷困落寞可能也只有亲历者才真正清楚。”何森记得,虽然那时在当代艺术圈根本没有所谓的市场,但他还是和同学对“金钱担忧”开着玩笑:“商业金钱啊,快来击垮我们吧!”

著名国画家戴卫作品:《西蜀风情之一·四川茶馆》

“电风扇呼呼吹着热风,基本上每个人头上都冒着烟,不停地擦汗。我吃力地把摞在一堆的大画挨个搬出来给客人看,记不清大家什么反应了,不过我很紧张,有一种等待被裁决的感觉。当时叶永青指着我画的同学陈文波那张大幅肖像说:‘这张画出了你的长处,画得爆翻翻的像剥了皮的青蛙。’”

郭伟的画先从西方走红再到国内,这些年价格不断飞涨,已成为新生代当代画家里的翘楚,但直到现在他都拒绝自己出售作品,一律交给画廊,买画的人想认识他也一概不见,甚至为此导致买家不快而中止了购买。很多年里郭伟一直住在他位于沙子堰的家里,直到几年前才搬进了成都南三环外更大一些的房子里。他是出名的对物质毫不在意,即使工作室外总是停着各种好车,他也只是开着自己的老车。本科毕业以后他放弃了工作分配,成为真正的第一批“职业画家”。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成都,还远没有形成今天这样的艺术市场与身价,但毕业于川美的所有画家几乎都没有离开西南地区,以成都为中心,不受物质束缚,不受市场左右地发展着。画画条件太差这件事,普遍出现在80年代川美毕业后服从分配进入各种单位的创作者身上,唯有在成都工作的,找到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大本营。到了90年代,生活在玉林片区的画家们有了张晓刚开设的“小酒馆”,有了翟永明开的“白夜”,这种自我寻找和抱团生活的热闹方式,直到现在依然在他们身上留有烙印。用何多苓的话说,白夜酒吧就是一个文化活动中心。

趣味和简单蔓延在成都的艺术界。郭伟甚至觉得重庆的自然环境都“恶劣”,他拒绝了90年代回四川美院教书的邀请。在他看来,做一个职业画家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成都简单得多。

玉林“沙子堰”,是成都第一个在20年前就以“生活”两字吸引了所有文艺青年的地方。这里有吃喝玩乐,有大学,这样就够了。至今一些小路口上还有隐蔽的好吃的餐厅、现场驻唱的酒吧和临街的咖啡厅,消费不高,宾客不断。似乎从来没有人担心玉林会衰落,这里的生活区已经老旧,人的面孔也不再像90年代那么年轻了,不过生活气息倒更浓厚,采访的日子里,总发现一到傍晚,还是不断有人往玉林跑。

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和雕塑家朱成最早迁居至此。何多苓将他们归类为知识分子的“第三代”。“如果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人算作第一代知识分子,我父亲他们这些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起来的就是第二代,而80年代的大学生则是第三代。”何多苓和艾轩共同合作了一幅画——《第三代人》,中间和右侧站着翟永明和刘家坤这“一对俊男美女”,后面是周春芽,旁边是艾轩画的张晓刚。这幅画在2012年创下了近3000万元的拍卖纪录,何多苓不以为意:“跟题材特殊性有关系吧,不画他们估计卖不了这个价。”

1995年开始,张晓刚用自己卖画的钱,和唐蕾开了“小酒馆”。1996年何多苓和翟永明有了“白夜”。除此还有“音乐房子”、“啤酒广场”等一系列给已成名的画家和年轻艺术家玩耍喝酒的地方。张晓刚在学校时已经表现出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周春芽对表现主义更感兴趣,而何多苓的浪漫主义也根深蒂固。“在一起只是玩,创作依然是个人的事。”可以热闹地和朋友相聚,又能安静作画。“只有画画让我进入另一个世界,只有我才能待在里面,其他人可以窥视,但能进入的只有我自己。”在北京等地容易出现因个人艺术理念或生活状态不同而划分群体的现象,在成都没有出现。即使某个理念最冲突、个性最鲜明的艺术家,顶多消失一阵,就又会回到小酒馆来喝酒。人和人的关系虽然矛盾、复杂却依然温和。何多苓觉得成都人天性里的距离感保持得特别好,“不会让人不舒服”。

能够吸引和培养大量艺术家,或许跟成都的地域性特别适合自我成长相关。郭伟说他喜欢成都的简朴、毫不夸张和有收缩性。“任何目标都以自己的能量来衡量。”到90年代,沙子堰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买房或租房的年轻艺术家。成都的居住本身就简单。“当时一套房子才17万元,卖了画就可以在沙子堰买房子了。”今天郭伟的画室已经很有规模。

郭伟持续创作了10年的《蚊子》肖像画系列,有一种他找到的只属于他的语言的“成都特征”。90年代,郭伟、郭晋、陈文波等艺术家以独特方式,继续了四川的新绘画传统,画中缓慢的动作,悠闲的氛围,并不尖锐的生活态度,有一种温水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感受。他的人物都是动态的摆着别扭的姿势,出人意料但是却带有天府特殊的安贫乐道和喜悦。不管这个城市多么繁荣,他笔下画的人,很多都是他女儿的同学,总是在心理上保持冷智,态度却是幽默宽容的。

成都画家以爱成都出名,使文艺群落形成了非常牢固的力量。直到现在,“小酒馆”依然是成都最火热的“豆瓣”组织者,多年来从未停止过邀请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全世界乐队歌手来成都演出,票价便宜酒又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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