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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不合时宜”的藏书人

2014-12-09 14:29 作者:王鸿谅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韦力是一个在古籍收藏领域响当当的名字,他有一个600多平方米的“藏书楼”,收藏有8000余部、7万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明刊本1200余部、1万余册,名家批校本及抄校稿本800余部,活字本600余部,碑帖1700余种……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

韦力是一个在古籍收藏领域响当当的名字,他有一个600多平方米的“藏书楼”,收藏有8000余部、7万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明刊本1200余部、1万余册,名家批校本及抄校稿本800余部,活字本600余部,碑帖1700余种……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

抛开这些数字,韦力却说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20多年的古书收藏,他从来只买不卖。拍卖行勃兴带来的古籍价位节节拉升,让很多人把兴趣聚焦到了他藏品的价格换算上,而他个人兴趣,却已从单纯的古善本收藏延伸到实证性的古籍版本研究,著书立说,离钱越来越远。

 

藏书的“门槛”

刚开始喜欢上古书的韦力只是孩子,没有理性的“为什么”,不过是跟其他有各种收藏爱好的孩子一样,“天性使然”。如果一定要做个区分,1981年是个转折,他定义自己“从自发转到有理性的藏书”。

1981年读高一的韦力,上学途中在新开张的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套《古文源鉴》,是康熙年间由故宫里的古印店以五色印刷的古书,这套书给韦力很大震撼,“才知道自己以为泛黄卷边、越破越脏的才是古书的想法多可笑”,老板开价80元。只是家长并不支持他的爱好,理由是传统观念中的“玩物丧志”,韦力只能想尽办法,每天省下5毛饭钱,攒了4个月才买到。这部书的价值,韦力说今天看来“不过中等偏下”,品级很低,“市价也就八九万元”,可对当时的他来说,“意味着一个起点”。

不过古书收藏入门并非如此简单。还是1981年,带着自己攒了好几个月的171块零花钱,韦力赶上了中国书店几经申请在北京琉璃厂海王召开的第一届书市。海王现今不存在了,但韦力对那场书市的记忆依旧清晰,“很多书,当院堆成小山,普通本、残本都有得卖,一律5毛钱一本”,来兴奋购书的都是大人,韦力这样的孩子极少,看着“很多人疯抢”,韦力“也跟着瞎抢”,“看着哪本整齐,哪本好看就买”。回头看当年收获,韦力笑,“大部分都是垃圾”。

收藏古善本的意义,现在的韦力能够简洁地一语道破,就是“正本清源”,通过尽可能丰富的旁证比较,能“揭示出每一个版本的本来面目”,“还原每本书的最初面目”。打个比方,传世的《论语》,究竟最初是什么模样,孔子又到底说过些什么,这就是在古善本收藏基础下,进行版本比较才能得出结论的。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从高中到大学,甚至毕业之后若干年里,收藏古书的韦力,最大动力,还是“天性喜欢”。

韦力大学念的是中文,毕业后进入中国外贸总公司,小卒一名。可是不过2年多功夫,26岁的他就成了公司联合台湾地区和美国资本组建的第一个三资航运公司的总经理,小卒过河,成了大将。韦力叙述中的这段转变颇为神奇,当年总公司新上任的书记每天自己骑单车上班以示廉政表率,某天上班途中书记的单车突然掉链子,韦力刚好碰上,硬着头皮帮书记修好了车。接下来20多分钟同行,话题是书记起的,关于三资企业。韦力凭借自己看过的唯一一本关于国际海运的书“瞎说了一通”。这本书是朋友去澳门的时候顺便帮他带回来的,曾让他特别懊丧,觉得朋友买了本毫无价值的昂贵的书。怎么也想不到,恰恰是这本书,给他赢来了事业上的三级跳。那时候中国贸易总公司正打算兴建三资企业,但懂得这方面事情的人不好找,韦力上了谈判桌,几经磨合,居然谈下了这个合作。书记于是力排众议,任命他作为中方负责人,而美方谈判代表因为种种原因,也看好他,聘请他担任外资方代表,月薪以美金计算。对于传奇的过往,韦力看得很淡,说自己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并没有那样的能力,只是当时山中无老虎”。

因为是做航运,公司建在天津,这成了说韦力是天津人的由来。公司业务拓展得很快,第一年就挣了很多钱,在彩电还很紧俏时候,韦力从深圳发了一车皮彩电过来,给公司里每个员工发了一台。同时担任中外双方代表,丰厚的收入成为他收藏古书的有力支撑,这时候的韦力去书店买古书,一开口就是“这10架书我都买了,你们打包送来,我开支票”,一架书大约五六百本,那架势让书店里“所有人都愣了”。古书行当里的老先生开始提醒韦力,“古书不能这样买法”。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韦力知道了“文革”资产“退赔办”的路径。他也能更清晰审视中国古书行当的演变。从1957年开始的公司合营,各地的旧书店纷纷合并成为国营书店,私人店主成为股东,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连生存都是问题,更不会有人买古书,缓过劲来不久,再赶上“文革”,古籍书店基本上是“只进不出”,不过是代管“文革”抄家来的书籍。时间进入1979年,古籍书店的经营才“略有松动”,韦力感叹,因为古书店的书只能卖给国家各大图书馆,小图书馆根本买不起,书店里积压下大量东西,所以这些年“古书店都特别苦”,1981年中国书店的第一届书市,才意味着新的转机。

“文革”资产“退赔办”的工作从1978年正式开始,因为抄家时对得来的文物没有任何手续,退赔过程中出了很多问题,也使得退赔工作陷入了长时间僵局。古书退赔工作相比瓷器之类的文物稍好一点,总能找到些凭证。跟“退赔办”的人混熟后,韦力得到了几个获得退赔的联系人方式,逐个找上门去,对方都愿意卖,而且是全部卖,按一整堆开价。刚开始韦力还不干,要在里头挑拣,分别算钱,买了第一次,才学乖了,知道整堆更划算。

韦力总结,古籍书店和“退赔办”两条线成批买书,是他扩大自己基础藏书的两种主要途径,后来的拍卖会,不过是“拾遗补缺”,对于扩大基础藏书没有作用。能够得到如此丰富的藏品,也是因为“赶上了一个时代”。

 

 

 

“木讷”的藏书人

“买古书的圈子很窄。”韦力说,“真正买古书的人,和书店之间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古籍书店里的一些旧书,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书籍归属权不清晰的问题,并不能很公开地买卖,想要买书的人,通常都得“有关系”。自我评价“木讷”的韦力,在这个圈子里,和他的基础藏书源头古籍书店,都建立起了良好关系,“因为我只买不卖,卖给我没有风险和麻烦”。

不卖书并不是韦力为了买书而做出的姿态和承诺,他说自己只是因为喜欢古书而买书,“压根儿就不是冲着投资去的”,“不卖书顺理成章”。随着古籍书的升温,韦力的顺理成章,却成了很多人眼里的不可思议。1993年中国举办了第一场古籍书拍卖,韦力回忆,“很不成熟,还卖20元一张的门票”,草草收场。到了1994年,嘉德秋拍,做了一场“革命性”的古籍拍卖,拍卖行挖来的鉴定专家,全是“国图”善本部的大师级人物。不过这场拍卖韦力什么都没买,拍卖前的巡展上,看到古籍拍品的标价,韦力疑心是拍卖行忘记标注小数点,“价钱太离谱了”,拉过工作人员询问还遭白眼。韦力因此对于拍卖会本身很不认可,觉得那些竞拍的人“疯了,瞎胡闹”。1995年春又看了两场嘉德的古籍拍卖,“依旧那么火”,韦力这时才开始反思,“是不是太自以为是,思想上太落伍了?”嘉德把名不见经传的古书拍出了天价来,也让韦力意识到,这样的成功提价,只会“让好东西都往高价的地方跑”,“底下拣好东西的概率就低了”,结论就是“如果我想买好东西,也必须去拍卖场”。经过这样的三段论推理,韦力终于走入了拍卖场。

这时候的韦力,也经历了事业上的转折,做了4年多身兼中外双方代表的总经理,暗藏的隐患越来越明显,“很简单,在双方利益归属上,变成自己跟自己谈判,麻烦太多”。另一个原因,就是身居高位时太年轻,同龄人都没有升到相应的位置,所以公司业务的很多事情都只能靠自己单枪匹马公事公办,出了问题,也只能一力承担。韦力提出了辞职,甚至跟领导承诺,不会再进入航运领域来竞争。当年的韦力觉得自己“走得干脆”,而现在的他坦白说“有些后悔”。“等到自己开公司第一年就栽了大跟头,赔了1700多万元,才理解意气代表不了生存。”赔得很惨的韦力动过卖书的念头,“总得先生存下去吧”。还好,“并没有真惨到那份儿上”,有朋友为他解困,送了一笔1500万元的买卖上门,让他缓过劲来。大约到了2000年,韦力退出了生意圈,不过由股份而来的固定收益,依旧为他收藏古书提供着经济支撑。

因为种种体制上的原因,古籍书店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藏品送去拍卖场,尤其在出现了许多“投机”买家之后,反而更愿意将古书卖给韦力。很简单,投机买家在古籍书店正价或者折扣价买下的书,很可能转眼就送去了拍卖行,继而拍出数倍的高价,圈子里的消息传得快,卖书的人难免会沾惹上莫须有的口舌,比较之下,卖给从不卖书的韦力更安心。在这个很讲人际关系的圈子里,韦力的口碑赢得了诸多优势,“这样有好东西我才能‘掐尖’”。韦力很清楚,古籍书店的货源是个“循环买卖”,“卖了的书若干年后总是会再回到书店来”,书店对于什么人买走了什么书一清二楚,也有买书人甚至他们后代的详细联系资料,不过这些是书店的秘密,绝对不会透露给他,韦力也不贪心。

韦力总说自己“木讷”,当许多人开始替他的藏品操心时,他也不为所动,面对各色跟卖书相关的请求,他一律拒绝,他很清楚,一旦“开了口子,就意味着不公,就有麻烦”,所以“形象很重要”,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我木讷,反而没了麻烦”。不知不觉间,韦力在古籍收藏领域成了标志性的人物,比如中韩间“活字版之争”的时候,韦力就被中国印刷博物馆请去帮忙,因为他是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能够最有力量地“用事实说话”。现在的韦力更不能轻易卖书,他笑,“都是标志了,也得给别人挣个脸吧”。

 

 

 

从藏书人到研究者

韦力总说自己“愚钝”,看不到收藏古书的投资价值,反而扎进了故纸堆里,做起了研究。6年前换了工作,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做古籍研究的便利。 

古籍收藏的乐趣,韦力认为,在于古籍能够延展出的丰富研究空间,古籍版本的鉴定和比勘工作,真的钻进去了,乐趣无穷。现在的韦力,将自己的藏书分类后,已经开始扎扎实实地借鉴西方学者们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古籍版本研究,他给自己列出了七大类别的研究专题,都是“具有民族特性的东西。韦力列举了其中4种“清代经学版本的研究、活字本的研究、批校本的研究、印谱的研究”,然后笑,“其他的我要保密,不能都给别人知道了”。 

从藏书人转变成研究者的韦力,还真的拿出了自己的成果,先后出了好几本书,《古书收藏》、《批校本》、《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丛编》、《鲁迅藏古书漫谈》、《书楼寻踪》,其中卖得最好的是《古书收藏》,他笑,是被很多准备投资古书的人当入门教材买了去。其中研究鲁迅的藏书,是一个让他颇为得意的选题,“鲁迅的作品被分在现当代文学类别,而他的藏书绝大部分都是古书,这样就出来一个盲点,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人,并不懂得这些古书,懂得古书的,又觉得鲁迅属于现当代类别,不去涉及”。 

《书楼寻踪》则是韦力陆续花了5年实地踏勘的收获,这是项繁杂而庞大的“工程”,首先要做策划统筹,寻找史籍,把历史上出名的藏书楼都找出来,然后挨个确定地点。复杂的朝代变更,使得这种查找需要到“地名办”、“史志办”做大量的工作,还不一定能得到明确答案。韦力把这种自己花钱吃苦受累的事情当作一种“行为艺术”,“用行动来做实证,提醒人们注意到藏书楼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价值”。韦力对于自己的寻访一丝不苟,对于寻访到的80余座藏书楼,都清楚地列出了门牌号码,有人评价,他的这组藏书访古日记,既有“访古”的记录,更有“藏书”的研究,对每一座藏书楼,都做出了言简意赅的介绍,时有精辟的评价,“更可以见出他藏书与读书的功底”。 

进入古善本研究领域的韦力,才真正理解了专业研究者们的难处。古籍版本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进行比勘,但单纯利用图书馆资源,“一次只能借出一个善本”,如果要复印,按照国家图书馆的标价,宋代善本复印一页是800元。相比之下,韦力有藏书丰富的资源优势,在长期收藏过程中,也和各个图书馆建立起友好关系,必要时候,他的资源都是无偿提供给别人使用的,这也为他自己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不过更大范围的现实,是古文献研究在各高校的专业设置里,一直在萎缩,韦力说,最开始是专门的古文献系,下设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3个专业,后来改成国学系,再改成图书馆系,现在成为更时髦的信息管理系,古文献的部分早已经被大大压缩。 

20多年下来,收藏古书成为韦力最主要的投入。至于今后这些古书的去向,韦力借用了国外藏书大师亨廷顿回答为什么不将藏书捐出去的一个说法,大意是,藏书人的乐趣在于得到藏书,所以要让自己的藏书回到藏书人之中,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他曾经得到过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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