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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论:资本回归与政治治理的互搏(3)

2014-11-22 11:30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47期
皮凯蒂通过研究300年来主要国家的财富变化,认为资本将在经济低增长的21世纪强势回归。21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在民族国家的平台上,使社会和财政政策更加现代化,发展新的治理形式和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共享产权。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把财富分配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更多关注生产和效率,较少关注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你为什么对分配感兴趣?

皮凯蒂:我开始研究财富分配历史,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历史数据没有被搜集过,这方面的研究是个冷门。直到最近这些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大量数据的搜集成为可能。这些大数据可以让我们从很宽广的事业来研究21世纪的资本,做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兴奋。

三联生活周刊:你很年轻就获得了美国学术界的认可,但是为什么你认为自己和美国经济学界的主张很不一样,又回到欧洲进行资本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

皮凯蒂:我22岁的时候就体验了一次所谓的“美国梦”。那时候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于波士顿附近的一所大学。我的工作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自我感觉也很不错。但是,当我25岁的时候,我很快意识到我想要回到法国和欧洲。一方面是我希望在法国养大我的孩子,另外我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

从研究财富分配来说,自库兹涅兹之后,再也没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反而是在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的成果,并期望我也这么做。

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我为经济学表现出的傲慢感到震惊。在美国,经济学似乎高人一等。但是在法国,经济学并不比其他社会科学有更高的地位,所以经济学家略微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非学术圈的人相信,他们在做的事情很有趣。

我把《21世纪资本论》看作一部经济学作品,但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15年的研究里,一直关注分配领域,也陆续出版过著作,为什么今天这本书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呢?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把时间跨度很大的数据结集在了一起。以前我的书中没有这么多数据,而且是针对经济学家而非普通读者的。而这本书大家都可以读,没有太多术语,用较为简单的模式解释问题。我觉得经济学研究不应该沉迷于显得高深或炫目的经济学模型和理论框架中,有些经济学家这么做,往往是在掩饰研究证据的薄弱。学者们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帮助我们思考:何种公共政策和制度可以引领我们更加接近理想社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你的研究结论是:如果放任自流,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包含强有力的趋同力量(尤其是知识和技术扩散的影响),但是它也包含强大的分化力量,这将潜在威胁各民主社会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正义价值。你认为政府应该发挥更有效率的治理作用,这种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干预社会的理念,是不是与凯恩斯主义很类似呢?

皮凯蒂:在某种程度上有类似之处,不过凯恩斯的重点不是解决不平等问题,他所处的环境和我很不一样。他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大萧条带来的问题,情况紧急,需要一种临时应对措施,他的方式很有效。而我更多的是考虑资本的长远的发展。

我的研究显示了,两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将过去推倒重来,显著降低了资本收益,从而制造了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矛盾(r>g)已经被克服的假象。但真正的情况是,如果任由社会自然发展,财富分配长期动态变化的结果可能很可怕。

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经济重新回到长期低增长时代,财富在过去的积累远比未来的收入重要得多。资本在低增长制度下,卷土重来。财富的这种巨大不平等与企业家精神没有任何关系,也对提高增长毫无益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研究中也提到,从历史数据来看,比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更为显著。我们之前在理解历史格局变化时,往往是拿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作为一种有力解释。你的结论是不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一国之内的严重不平等,对大的历史格局也是有明确影响的?

皮凯蒂: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价格和工资、收入和财富的涨跌,帮助形成了政治观点和态度,这些表现方式反过来产生了政治制度、规则和政策,最终形成社会和经济变迁。在这样的社会演进基础上,我们产生了所得税、产生了养老金制度。

我完全不否认,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是有好处的。可是人们往往忘了,过度的不平等,对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是有明显损害的。历史经验仍然是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我们应该从以前的历史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21世纪头几年风行一时的承袭制资本主义好像是新生事物,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重复过去的历史。与19世纪相似。这是低增长环境下的典型特征。如果今天欧洲的不平等与19世纪相似,难道是在证明民主社会的失效吗?

皮凯蒂:我确实在提醒人们注意资本的强势回归,但我的结论是欧洲比一二百年前要更平等,因为福利税收政策发挥了作用,它们是有效的。我是想说我们不应该视其为理所当然,我们应该保护这些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机制。如今各国之间的竞争会使福利机制变得比我们认为的更脆弱。

在现阶段,事实上不平等不是欧洲的主要问题。欧洲各国的首要关切是使福利国家更高效,使欧盟发挥更大作用,我们需要协调18种财政政策和关税不同的国家。因为如果有不同的税额,一些大公司可能比小企业上税还少。对欧洲来说,欧盟成员国关系更密切、更统一才更重要。欧洲小国如果想改善福利制度就要联合起来,规范21世纪的资本。如果不平等持续,福利制度得不到改善,长远来看后果会很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你认为欧洲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皮凯蒂:是的,欧洲需要联合起来解决问题。效率和公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兼得。现在欧洲的主要问题是,人们信心不足,会质疑欧元区政策是否还要继续。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欧洲更紧密地统一在一起,当然也要保证各国的自由,平衡这两点比较难,但不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18个不同的财政、税收体系可以统一,我们对走出经济危机的信心会更大。

我认为21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在民族国家的平台上,使社会和财政政策更加现代化,发展新的治理形式和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共享产权。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你在书中回顾欧洲经济历史时,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英法德三国在对待通货膨胀上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比如德国“莱茵资本主义”的走强?

皮凯蒂:在20世纪利用通货膨胀来消减公共债务负担的国家之中,德国是做得最过分的一个。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胀,导致饱经沧桑的德国民众形成了强烈的反通胀情绪。由此也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形:曾经在20世纪最无以复加地利用通货膨胀来摆脱债务负担的德国,现在拒绝容忍每年的物价涨幅超过2%;而从来都老老实实还债的英国政府,即便是超过了合理的范畴,却显示出更加灵活的态度,开明地允许其中央银行购买很大一部分公共债务,哪怕这会导致稍高的通货膨胀压力。

说到几个欧洲发达国家,它们资本主义的形式不尽相同。比如德国的“莱茵资本主义”或者说“利益相关者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里,企业不但归股东所有,而且还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控制,包括企业工人的代表,以及地方政府、消费者协会、环保组织等机构的代表。虽然此类分享式社会所有制模式并不能说完美,尤其是利益相关者模式不可避免会造成企业市场价值被低估,但是其社会价值却未必。这在今天值得我们思考。

有关资本主义不同形态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苏联解体而爆发,其激烈程度后来有所降低,部分原因是德国的经济规模在统一后的数年看似失去了活力,甚至在1998~2002年,德国经常被视为欧洲的“病人”。现在德国在2007~2012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相对稳健,关于资本主义更应该以何种形态存在的讨论,不可避免会卷土重来。

三联生活周刊:德国的这种稳健,使它走出来一条不同于英法的路子。

皮凯蒂:截至2010年,德国的净国外资产已接近国民收入的50%,和1913年的水平相差无几,其中超过一半是自2000年之后积累下来的。同英法两国在19世纪末的国外资产规模相比,今天的德国并不算多,但两个昔日殖民帝国的国外资产目前已接近零,和今天的德国有天壤之别。我们能通过研究图表,一目了然地看到英国、法国和德国自19世纪以来发展轨迹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相对位置出现了互换。考虑到德国的经常贸易盈余极其巨大,这种位置上的分歧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作为新大陆上的国家,在建国之初,其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是远远低于欧洲国家的。但是你的研究表明,今天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最为剧烈,你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皮凯蒂:欧洲社会曾形成了“超级世袭社会”或“食利者社会”,美国过去几十年则产生了一个“超级明星社会”或者用“超级经理社会”。美国当下主要的特征是:前所未有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可能高于世界上过去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包括那些技能差距非常大的社会)以及与传统社会或1900~1910年的欧洲相比不太极端的财富不平等。

作为新大陆,资本在美国的重要性不及旧大陆(主要是指欧洲国家)。20世纪的冲击对美国的影响远逊于欧洲国家,因此其资本/收入比也显得稳定得多。但是,美国的财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1914~1945年危机的冲击。其公共债务由于战争开支(尤其是在“二战”期间)迅速增长,在经济动荡时期影响了国民储蓄率。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与欧洲国家一样采取了旨在削弱私人资本影响力的政策,如租金管制。在“二战”后,房地产与股票价格也跌至历史谷底。在累进税方面,美国也比欧洲走得更远。美国并没有开展宏大的国有化运动,但在20世纪30~4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近几十年的超级经理社会,则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另外一方面,我认为美国不平等主要是教育不平等,美国有世界顶尖的大学,但社会底层人群很难进入这些大学,总体来说,教育和社会制度都要比欧洲不平等。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读者也忍不住想向你讨一点“药方”。

皮凯蒂:我认为中国阶级流动性变差了,因为很多年轻人是从上一辈那里得到的财富。欧洲也是有阶级固化问题,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财富的转移。只有在战后的时候,财富继承很少,作用不大。年轻人如果只靠工资收入,很难和拥有大量资本的人竞争。在中国有独生子女政策,这就使得遗产税非常有必要。

税收对民众有好处,可以有更多公共服务,当然这取决于政府的运行和税收的花费。而法国政府现在做得不够好,因此我们应该一直使公共开支更有效,从而进行改革。中国如果做得好,也会收效。在一定程度上,和其他国家相比,欧洲的社会政策、教育制度仍然是最好的。但欧洲也有大量失业,这就需要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美国大学教育是最好的,而这也是它巨大的优势。欧洲和美国可以相互学习。我希望可以打破知识国家主义,不要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这一点各国需要向美国学习。

我认为累进税制在公平社会能起到重要作用。其中一个作用就是使得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如果缺乏这样的信息,政治辩论往往凭借对不同阶层的人群所占有资源的想象来讨论问题,导致民粹主义产生,得出错误结论。不要体温计是不能让发热的人降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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