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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三个越狱犯的人生轨迹(3)

2014-09-18 09:52 作者:李翊 付晓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8期
9月2日4时40分许,哈尔滨市延寿县看守所在押人员高玉伦、王大民和李海伟杀死一名民警后脱逃。当时,高玉伦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正等待最高院复核,其他两人均身负重罪指控尚未判决。9月11日17时左右,最后一名逃犯高玉伦在延寿县青川乡合福村西王家屯侄女家被抓获归案。

李海伟:被忽略的诉求

在青川乡北顺村见到李海伟的二姑父王耀东时,他和李海伟的父亲李军海刚从哈尔滨赶回来。9月13日一大早,他们坐班车赶到哈尔滨,带着请求给李海伟做精神鉴定的申请,辗转于黑龙江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哈尔滨市检察院,最终无功而返。

“人家说了,你是精神病还能知道逃狱?”王耀东对本刊记者说,就因为李海伟精神不正常,才逃狱。“他不是死刑犯,逃狱不是罪加一等吗?”王耀东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残疾,要借助拐棍行走。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他如今在北顺村开了家诊所,在村里有一定威望。李海伟出事后,他成为这个家族的主心骨。

李海伟家在延寿县东北方向的六团镇奎兴村,这是一个开满波斯菊和各种野花、风景宜人的宁静乡村。正是秋收季节,从县城到奎兴村,沿路要经过绿油油的苞谷地和金灿灿的稻田,以及一条静谧的杨林小道。曾经,李军海和儿子行走在这条道路上,曾怀揣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而现在和可以想象的将来,年近60岁的李军海将无数次踏上这条路,种地、收庄稼、为儿子争取精神鉴定的权利、看望并抚养在县城跟随前儿媳生活的孙子,承担起本该由儿子承担的家庭责任。

李海伟的父亲跟孙子感情很深,李海伟越狱的事一直瞒着孩子

李海伟的父亲跟孙子感情很深,李海伟越狱的事一直瞒着孩子

李海伟原名李宏伟,办理身份证时因为户籍警的一个随意,被登记为李海伟,就此改了名字。村口小卖店的老板是看着李海伟长大的,在他印象中,小时候的李海伟听话、懂事、乖巧。李军海说,儿子五六岁时,4个苹果要送给奶奶2个。李海伟在六团中学念到初二,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辍学回家务农。

屯长赵迎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结婚前李海伟挺好的,别看他瘦,干农活‘嗖嗖’的,顾家、能干、能挣钱。”

李家住的是原来学校的草房,2003年,老房子需要重新修建,18岁的李海伟利用农闲在北京打工,挣了3500块钱,“自己只花了200多块,剩下的全部拿回家里用来盖房”。2005年盖房子时候,正逢李海伟的妈妈得了癌症,李海伟除了帮父亲和泥盖房子,还要做饭、照顾母亲。在采访中,李军海不忘念叨儿子曾经的好,咧嘴时却露出被儿子打掉门牙的空洞。

李海伟23岁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外村的王玲(化名)。婚后第二年,儿子出生。

“结婚头一两年,对我特别好,干农活、顾家。孩子3岁后,他对我就跟以前不一样了。”王玲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李海伟的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夫妻时间长了,而是因为李海伟“不正常”。“本来正说一个事情,一两句后,他就扯到其他事情上了,而且不知道在说什么。有一次吵架,他突然说‘人都死了,还跟家里作’。后来才明白过来,他说的是他妈。他爸爸稍微管管他,他就骂,甚至动手打,有一次打掉了他爸爸两颗门牙。”

“李海伟有家族精神病史。他的姥姥、妈妈精神都不正常。”李海伟的二姑这样告诉本刊记者,李海伟的姥姥跟人聊天,头三分钟还能正常说话,说着说着就开始胡言乱语,而李海伟的母亲是在结婚两年后,开始变得不正常。“嫂子好花钱,我哥说她,别乱花钱,过日子仔细点。她就说我哥管他,拿东西打人,暖壶、菜刀,不要命地打。自家的鹅,放到别人家的地里,吃了黄豆,邻居埋怨几句,她就跟人家吵,今天吵完了,明天还找人吵,没完没了。她还在炒菜锅里洗衣服。”

即使有种种疑问,但是因为李海伟的姥姥和妈妈从来没做过精神鉴定,因此并没有证据能佐证李海伟的家族精神病史。而李军海也从没想过带儿子去做精神鉴定,李军海四兄妹,他是老大。“李海伟爷爷得肝硬化时花了不少钱,五分利借的钱治病。分家时候,大哥背了全部的饥荒(债务)。”李海伟二姑说,后来李海伟妈妈得癌症、盖房,都借了不少钱。“对我们庄户人来说,不得该死的病就不会去医院看。”

王耀东说,夫妻感情不合又进一步加重了李海伟的病情。2010年左右,李军海因为患出血热在哈医大住院,王耀东去哈尔滨看望,临走时,李海伟跟他诉说苦恼。“他说媳妇看他不顺眼,咋做咋不对。他在地里干完活宁肯在地头待着,也不愿意回家。他还说,两口子过夫妻生活,媳妇提出100块钱一次。”

李海伟不正常的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变本加厉。“秋收卖了粮,李海伟拿了钱不帮家里还债,瞎造,一副过了今天不要明天的样子。在村口小商店买刮刮奖,一买好几百,买完了一张张在那里刮。”赵迎东说,“李海伟还偷他爹的苞米卖,他爹不让他卖,他开着苞米机来回压。”

“刚开始他还给我跟孩子钱花,到后来,一分钱不给。”王玲说,离婚的导火索源于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找李海伟要钱,李海伟不给,并说:“有钱上,没钱不上。”“他骂我、打我,为着孩子和这个家,我都忍了。但是孩子不能不上学。”觉得指望不上丈夫,王玲带着儿子住到县城,靠在幼儿园上晚班和做钟点工维持生计。

2013年,王玲提出离婚,虽然李海伟不同意,但在王玲的坚持下,两人最终协议离婚,孩子归李海伟,由王玲代养。李海伟经常以看孩子为名到县城找王玲,“走哪跟哪”。

离婚后,王玲在县城一家宾馆打工,这家宾馆的负责人是县公安局法制科科长媳妇的侄女,王玲“白天做饭,晚上收拾房间,拆洗床单被套”,而科长的连襟、年约50的崔海延则负责看吧台以及后勤,王玲叫他“姐夫”,两人关系不错。

在李海伟扎伤崔海延之前,李海伟曾经到宾馆找过王玲几次。有一次叫王玲出去吃饭,崔海延说了一句:“上班时间,不许出去。”李海伟在一边没有吱声。

2014年3月4日13点多,崔海延在厨房刷碗,上完晚班的王玲换了衣服跟崔海延打招呼,准备提前回家。这时,李海伟走了进来。“歪着个脖子挨屋瞅,问他找谁,他不吱声,我在吧台看着他,就听他骂了一句‘操××,敢惹我媳妇’,然后冲进了厨房。我知道不好,一边喊‘楼下干起来了’,一边冲上楼。”这天是二月二龙抬头,二楼有几个放假的警察在打牌。“等我们跑下楼,崔海延已经被砍坏了,肠子都出来了。”李海伟被当场擒获,并被刑事拘留,十几天后,又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据王玲了解,李海伟在来宾馆前,跟延大牧业打过工的两个朋友一起喝了酒。
“李海伟进看守所的第三天,我娘家屯的潘广华去县医院看病,碰到被警察带到医院看病的李海伟。”李海伟二姑说,当时李海伟戴着手铐脚镣,鼻青脸肿,脸都变形了。

3月6日,李军海找律师帮忙写精神鉴定申请材料,要求看守所为李海伟做精神鉴定。“3月20日,办案人员拿走了申请材料,但打电话来说做鉴定要2000元。我认为这是好处费,就没交。”李军海说。

李海伟进看守所一个月后,李军海接到看守所电话。“说李海伟在普通号里闹事,磨叽,别的犯人被惹烦了就揍他。换了五六次房间。看守所让我去做工作。”在看守所,李军海正巧碰上值班的狱警是小学同学。“人家见面就说,哎呀,李海伟是你儿子啊!在里面要死要活的,愁人啊!你赶紧做做工作,要是死在这里,我们要摊责任的。”

这次探视后,李军海又接到看守所打来的两次电话,均是索要伙食费,他没给。之后,他又去过两次看守所,都没被允许见儿子。第三次去的时候,碰到同学,同学说:“这回不让看了,看了挨收拾。你把药、水果给我,帮你拿进去。”李军海递给同学200元伙食费,同学没有要。“看守所还说,已经做过精神鉴定了,我儿子没有精神病。”

6月份,王耀东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说李海伟犯痔疮了,得送两个钱来用。我问:‘送点药不行吗?’那边说:‘不行,就要钱。’我再问:‘要多少钱啊?’那边说:‘得1000多块吧。’我说:‘我是大夫,能让我去看看吗?’那边说:‘不让看,钱给我就行了。’我问:‘你姓啥啊?’他说:‘段,叫我老段就行。’”

王耀东认为这是变相在要钱,没有搭理。7月末,看守所的电话又打到家里座机上,这次是李海伟二姑接的。“让我去给李海伟交点生活费。我问:‘让看不?’对方说不让看,也不让打电话。我问:‘交多少钱?’对方回答:‘自己看着给吧。’”

因为都喜欢研究《易经》,王耀东结识了延寿县公安系统的一个为人正直的退休老干部,从他那里,王耀东这才了解到看守所的生存规则:“一个苹果100块,一支香烟100块,一包方便面100块。轻犯打一次电话100块,重犯打一次1000块。如果媳妇长得好看,进看守所看老公就不用花钱。有一定背景的人进了看守所晚上可以回家住,第二天早上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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