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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三个越狱犯的人生轨迹(2)

2014-09-18 09:52 作者:李翊 付晓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8期
9月2日4时40分许,哈尔滨市延寿县看守所在押人员高玉伦、王大民和李海伟杀死一名民警后脱逃。当时,高玉伦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正等待最高院复核,其他两人均身负重罪指控尚未判决。9月11日17时左右,最后一名逃犯高玉伦在延寿县青川乡合福村西王家屯侄女家被抓获归案。

王大民:渐行渐远的兄弟

越狱前,今年35岁的王大民已经先后四次进了看守所、监狱,前前后后加起来已有十二三年,哥哥王大军苦笑着告诉本刊记者:“他没有信儿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消息,一听着信儿,基本就是又被抓了。”犯事被抓,对王大民和家人来说,都有点习以为常了。不过,这次的越狱和他当年第一次被抓去劳教一样,仍然让家人猝不及防。

第一次劳教,王大民只有十七八岁。在此之前,他给家人和村民留下的印象都很好,同村的邻居告诉本刊记者:“以前王大民长得挺精神,说话慢声细调的,见人就打招呼,能说会道,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学坏了,要是能像他哥就好了,踏实本分地过日子。”

王大民怎么就学坏了?这个问题也让他的家人十分困惑。在王大军眼里,比他小3岁的弟弟以前是个很好的孩子。“老实,胆小,听话,从来没跟别人打过架吵过嘴。我爸当时包了百八十亩地,家里活儿多,他也帮着干活。他念到初二就辍学了,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三。他不愿意种地,就在村里做点小买卖,倒腾点雪糕,收点废品卖,一天能挣八九块钱,多的时候能挣十几块,对一个小孩来说很不错了,一个大人每天也才挣二三十块钱。”王大军说,当时村里做小生意的人还很少,王大民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想着做点小买卖,还做得不错,家里人对此很高兴,王大军也认为弟弟头脑很聪明。在家待了一年多后,王大民跟家里人提出来要出去打工。“那时候我们家的河套地老是被水淹,收成不好,欠了别人很多债,他不愿意在家种地,也不能一辈子在村里卖雪糕,说想出去闯闯,挣点大钱,家里就同意了。”王大军说。

说起多次入狱的王大民,远房叔叔又气又恨又伤心

说起多次入狱的王大民,远房叔叔又气又恨又伤心

十六七岁的王大民离开家乡延寿县和平村,去了200公里外的哈尔滨,在餐馆当服务员。王大军回忆说:“他开始出去的时候挺好的,总往家里打电话,那会儿电话不方便,我们还要跑去别人家听电话。他半年左右回一次家,给家里人买衣服,还给家里带过钱,人也挺胖的,精神着呢,不像现在这么瘦,家里人对他也都放心。”出去打工一年多后,王大民开始跟家里要钱。“他说要去黑大(黑龙江大学)上学,学汽车维修,家里就给他出。有一回我爸卖粮食的两三千块钱一下子都给他拿走了。”

在家人原本的设想里,王大民在哈尔滨过着本分又上进的生活,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在学校学技术,前途虽然谈不上一片光明,踏实过好自己的日子肯定不成问题。所以,当听到他要被送去劳教的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当年具体的细节,王大军已经记不清楚。“可能是因为跟着朋友一起打架,也可能是因为跟朋友一块偷东西,反正劳教了几个月放出来了,他在家待了一段,又回哈尔滨了。”

此时,王大军已经在家乡娶妻成家,他没有别的技能,跟着父亲一起种地,生活负担沉重,对于远在哈尔滨的弟弟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朋友圈、发生了什么变化都没有更多了解。“平时也会跟家里联系,见了人还有说有笑的,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王大军说。

而王家在村里的一个亲戚悄悄告诉我们,当年王大民曾跟家里闹过不小的矛盾。“那时候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看中了,但是他们家饥荒(欠债)太多,种地没有收成,他哥前两年才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家里没有钱给他娶媳妇。他爹妈没办法,就说没相中那家姑娘,王大民因为这件事很灰心,觉得没什么希望,连媳妇都娶不上,又出去了,也不太听家里管教了。当年他要是在村里成了家,说不定能好点,踏踏实实过日子,不会像现在这样。”

劳教后一两年,王大民又犯法了,这次他被关进了哈尔滨的亚沟监狱,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王大军仍旧不清楚他的犯罪原因。“两年时间我去看了他三次,一次是自己去的,一次带着孩子去的,还有一次带着我妈去看他。那时候我妈得了癌症,已经快不行了,我们跟他好话都说尽了,让他出来后好好做人,别跟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看完他回来一个多月,我妈就去世了。”王大军告诉我们,两年刑满释放后,王大民同样回老家待了几天后离开,一年多后,他第三次违法被抓,又在五大连池市的华山监狱坐了9年牢。

“真是越蹲监狱越坏。这次他跟我们说自己是被朋友陷害了,朋友把所有罪名都推给他。他不觉得是自己违法了,反倒说自己点儿背、运气不好被抓到了。打电话要钱,有时候说要花钱减刑,我们也不知道真假。”王大军的妻子张小凤对本刊记者说,家里只有两垧多地,要养两个孩子,要帮王大民的父亲还债。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会给王大民寄钱,只是“他要2000元的时候我们就给1000元,多的时候也给过1500元,钱打给狱警,到他手里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有一年他哥打电话说要去看看他,他就在电话里说,别来了,在里面挺好的,来看他还不如把路费钱省下来给他,我们就没去,把钱给他邮过去了”。

张小凤说,在监狱里的第七还是第八年,王大民还因为要钱跟她起过冲突。“那年过年前我们刚给他打了钱,正月里他又打电话要,他哥就想出去借钱邮给他,我不同意,跟他哥吵了一架。他哥给他打电话,说因为要钱家里都吵起来了,他当时听了说‘哥嫂你们别吵了,我不要钱了’,可是第二天又打来电话骂我。每次他打电话来除了要钱没有别的事儿,从来不问家里怎么样。”张小凤说,“生气归生气,我们也不能不管他。”

2012年9月,王大民再次刑满释放,从监狱出来后先去找了在外地打工的父亲,12月份回到村子里,在王大军家过年,前后住了一个多月。这次,王大军和张小凤开始觉得王大民跟以前不一样了。“前两次回来都挺好的,跟以前一样能说能笑的,可是这次回来,性格一下变了,不爱说话,也不怎么笑,村里人跟他说话打招呼他也不理,连看人的眼神都变了,斜着眼睛看人,跟有仇似的。”张小凤说。

尽管兄弟俩多年未见,王大军仍不太愿意跟弟弟交流,也不爱听他聊监狱里的事,张小凤说她偶尔会跟他聊聊。“他说在监狱里常看电视,还斗地主,给狱警100块钱,没人检查时候,几个人就围成一圈打牌,用身体挡住摄像头。他还在监狱里养了只猫。回来后他经常躺在地炕上往监狱里打电话瞎聊,他哥就很生气,斥责过他几回,不让他跟里面的人联系。有一回,他们哥俩喝了点酒,我们就跟王大民说,这回出来可别再往里进了,30多岁还年轻,以后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他答应得好好的,说在里面待够了,可转身出了门,他一听那些朋友忽悠,就什么都忘了。”

兄弟俩谈过没多久,王大民对哥嫂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早些年村里的土地很便宜地卖了,地价贵了后大家都开始找当年买地的人要些补偿。我爸的百十亩地当年才卖了3万块钱,大民就去找买我们家地的人要回了8万块钱。本来说好了,钱拿到后,先把我爸那3万多块钱的债还了,剩的钱我一分不要,给他留着以后生活,做点生意或者干点啥也好。”王大军说,结果钱到手后,王大民只还了一半的外债,剩下的钱怎么都不同意还债。“我们好说歹说也不行,他甚至都没敢把钱拿回家,不信任我们,钱就放在一个朋友那里,回家还跟我们横起来,数落我们当初不管他,说他在监狱里我们不给他钱,反正就觉得大家都对不起他。”张小凤说,她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王大民跟王大军一起去求她回来。“王大民来劝我的时候说得特别好,说没有家庭温暖的孩子可怜,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说家里有他一个人坐牢就够了,不能再影响到下一代,还答应把剩下的债也还了。结果我一回来,他就又变脸了。我们想,他不还就不还,我们慢慢还呗,钱他自己留着以后还能干点啥。”张小凤说。

可是得了好处的王大民又动起别的念头。“我叔家里的地当年也便宜卖了,他想着去帮人把钱要回来,自己再分一点。过年前,他去要了一回,没要到。过完年后,他就到山东去了,没再联系我们。正月初三四,我听说他找了些朋友去找买地那家人要钱,把人家的家给砸了,家里住的老太太,本来有心脏病,被他们这么一惊吓,住了两个月的院,死了,人家就报案了。”王大军说。

于是,2013年9月,王大民被警察从山东抓回来,进了延寿县看守所。这回,王大军彻底失望了,没有去看守所看他,也没再给他送钱。“他在里面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山东帮他取回东西,我没去。他又说银行卡在六团镇派出所所长手里,让我去给他拿回来。我去要,所长说案子还没结,不能给我,现在卡在谁手里我也不知道。他在看守所老实待了一年,没想到现在整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说起弟弟,王大军又气又恨又心疼,在家哭了好几天。

“我是真不知道他为啥要跑,估计又是被狱友忽悠了,他没那本事,逃出去两天就给抓回来,跑啥啊,心里一点谱儿都没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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