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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行中寻找人生的坐标(2)

2014-08-22 16:51 作者:袁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4期
我在《三联生活周刊》负责一个“旅游与地理”栏目,我一直试图在旅行中寻找“后发国家”的自强之路,并且在旅行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

土耳其是一面镜子

我出生于60年代,成长于80年代,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大学生一样,曾经对中国文化相当不屑,认为欧美国家一切都好,中国一无是处。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去美国留学,并且在美国一住就是13年。不过美国比较特殊,它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再加上中国人因为专业素质过硬,在理工科领域很是吃得开,所以我很少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没有受到过歧视,对于种族的差异也不是很敏感。

2006年起我为“旅游与地理”的写作而开始环球旅行,迄今为止一共去了60多个国家,包括不少非洲和中南美洲的小国,每到一处都会不自觉地留意当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并为中国人顽强的生存能力感到吃惊。记得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一个原始人部落里居然遇到了几个从福建偷渡过去开杂货店的中国人,虽然他们一个个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甚至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但我还是像见到亲人一般迫不及待地和他们交谈。我还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乱糟糟的大街上发现了一家中餐馆,并且接受了餐馆主人的邀请,和中国援非工程师、来非洲淘金的小老板、大使馆官员和中国农村来的卖春女各色人等一起吃了顿丰盛的中式晚餐。这些人背景差异极大,在国内几乎没有可能聚在一起吃饭,除非他们是亲戚。但在异国他乡,只要会说中国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朋友,在同一个饭桌上赞美中国菜的伟大。

随着我去过的国家越来越多,旅行范围越来越广,我对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敏感。其中,西欧和北美毫无疑问是“先进国家”,它们最早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底蕴深厚。虽然它们中有一部分正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当我深入这些国家的腹地,和最最普通的老百姓深度交往后就会深深体会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道理。

袁越在加拿大(摄于2009年)

袁越在加拿大(摄于2009年)

除此之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可以归为“后发国家”。它们大都被“先进国家”殖民过,或者被打败过,如今都在励精图治,希望尽早跨入先进国家的行列。可惜到目前为止,后发国家中只有日本可以算是完成了任务,其余的都仍然在苦苦探索,希望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个道理也许说出来大家都懂,可我却是在旅行了很多年后,才终于切身体会到了其中的分量。从此之后我便在旅行中有意识地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观察其他“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希望能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或者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事实上,我认为这就是《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在做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的训练不足,能力有限,此前写的很多文章都属于零敲碎打,直到2011年我去了趟土耳其,并完成了我的第一个独立操作的“旅游与地理”封面故事后,才算真正摸到了门路。这个封面故事发表于2012年第35期,标题叫《行走土耳其》,副标题是“东方国家的西方基因”。我想通过这组文章,探讨一个“后发国家”的自强之路。

如果说印度是最近这50年来中国最好的参照系,土耳其就是最近这100年来中国最好的参照国。100年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帝国分别是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但两个帝国都行将就木,代替它们的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西方国家”。在他们眼里,大清和奥斯曼都属于落后的东方世界,一个是近东的“欧洲病夫”,一个是远东的“东亚病夫”,两个国家都是被殖民对象,等待被欧洲列强瓜分。

2012年一家土耳其地方报纸邀请我去采访,我向主编朱伟申请将访问日期延长到3周,在这个国家走了大半圈,收获极大。因为有当地媒体的帮助,我沿途都有地陪,这就让我得以深入到这个国家的内部,看到了比一般游客多得多的风景。在我眼里,土耳其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国家,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回国后我又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阅读了好几本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书籍,并采访了国内研究奥斯曼帝国的专家学者,力争准确地还原那段历史。因为距离欧洲较近的缘故,奥斯曼帝国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并开始了自救运动。但他们一开始行动并不坚决,曾经试图维护帝国的统治,后来又想保留伊斯兰教的荣耀,都未能如愿。最终出了个军事强人凯末尔,认识到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只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才能走出困境。他废除了帝国体制和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取消伊斯兰历法,甚至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文字,代之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只保留了突厥人的文化传统。最终奥斯曼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如凤凰涅槃一般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建立了土耳其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

国民党一直想学土耳其,蒋介石曾经自比凯末尔,但他没有学到后者的精髓,注定无法成功。胡适也非常推崇凯末尔,他认为中华民族要想重新站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一定不能有太多的顾虑。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真金不怕火,这是我们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价值的东西是毁不掉的。我个人绝不愁东方遗产与东方文明的失坠,我所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刚刚开始同世界人类的最新文化接触,就害怕他的诱惑,就赶快退缩回到抱残守阙或自夸自大的老路上去。”

这段话至今读来仍然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胡适生活在一个没有互联网和喷气式飞机的年代,居然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真的令人打心眼里佩服。

我今天想做的,就是通过环球旅行,找到中华民族在地球上的坐标,尽快让这个国家走向富强。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在旅行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不要虚度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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