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封面故事 > 正文

发现“转折点”(3)

2014-08-22 09:45 作者:方向明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4期
1996年,我站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转折点上,发现了即将影响中国人未来生活方式的两个重大转折点:一个是中国准备加入WTO,另一个是中国住房改革将突破性推进。当我将这两大转折点分别以封面故事方式呈现给读者时,成为《三联生活周刊》在当年成功转型的一块基石。

发觉“自我和无我”

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活了下来,并且站立起来。别无它途,更无绝技,靠的就是一篇篇令人耳目一新的力作。

在1996年之前,这本周刊命运多舛,三起三落,数次创刊,数次停刊。时至1995年末,三联书店再次启动周刊的复刊。我和新任主编朱伟搭帮,开始了新一轮前途未卜的“创刊”。

在1995年停刊半年后,朱伟走马上任,坚持要出1995年的最后一期作为“复刊启动第一期”,而不是选择1996年新年伊始翻开历史新一页。时间仓促,已经没有办法去采写稿件了。当时我手上有一篇1万多字的报道,是我自费调查了将近两年的“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本来有家香港媒体要以5元/字的价格买断这篇报道,但为了帮助《三联生活周刊》再次启动,我还是把这篇稿子以稿费100元/千字给了周刊,自贬身价50倍。

转眼1996年,当时的采编团队真是千疮百孔,朱伟是一边找人、一边找稿子、一边去要钱。我记忆尤为深刻的细节是,那时候的周刊办公室里,采编人员举止都是蹑手蹑脚,说话轻声细语。但周刊并不平静,因为随时都会爆发朱伟的大声咆哮。他既是“逼稿暴君”,又是“审稿魔头”,他要按时出刊,还要高品质出品。他的风格把一支残缺不全的团队逼疯了,也把一本几度夭折的周刊逼活了。

1996年是复刊后最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中,采编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大家长期处于超负荷、超能力状态,做了很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化不可能为可能。大家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但在价值理念上却没有发生任何激烈冲突,在稿件质量判断标准上都很一致。在这草莽草创时期,朱伟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硬逼,与时任副总编辑潘振平的“和而不同”的平衡,都是决定性因素。

很难想象1996年,我和几位同事的力作是在何等窘境下诞生的。当时的办公场所是在净土胡同的一个破产倒闭小工厂的车间里,大家看到的是,朱伟对这个地方的描述有着更多的文人情怀,而选择这里的根本原因是“缺钱”。《三联生活周刊》的整个创业过程都充斥着“拮据”二字。这个办公地没有暖气,好像一直也没有人有精力关注这件事情。我的办公室四面透风,冬天在屋里穿着军大衣,写稿时手冻僵了就用茶水杯子焐一焐。夏天也没空调,空调的最终解决是我给格力做了一次宣传策划换回来的。

从1997到1998年这种境况未能实质改变。与这本杂志当时的口号“一本杂志与他倡导的生活”格格不入,有着天壤之别。当年充满了小资情怀的《三联生活周刊》能够挺下来,靠的不是资本,而是梦想、信念和精神。

从1996到2000年《三联生活周刊》在难以想象的低成本状态下成长起来。大家几年工资没涨,稿费很廉价还拖欠,几乎没有出差费用。1997年我的“研究失败”系列,做了很有影响力的有关史玉柱的报道,只给我报销了单程机票,住宿费和回程机票都不能报销。

正如跟随我多年的弟子皮昊这样评价我,我的传媒生涯分为三条脉络:为了成为一名调查性记者,我在当时最为新锐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吃了很多苦头,但这份报纸也助我走上成名之路。而在中央电视台参与策划和创办一些重要栏目的经历,也吃了很多苦头,但最终成就了我的成事之路。唯独于《三联生活周刊》,我的名义身份自始至终是一个兼职者,本来这是一个可进可退的职业设计,结果却将我人生创作的高峰期,一股脑儿地奉献给了这本苦苦挣扎的杂志,让我学会了不求名利的“成仙之路”。

阅读更多更全周刊内容请微信扫描二维码下载三联中读App,注册就有红包哦!

版权声明:凡注明“三联生活周刊”、“爱乐”或“原创”来源之作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未经三联生活周刊或爱乐杂志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刊、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或“来源:爱乐”。违反上述声明的,本刊、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已有0人参与

网友评论

用户名: 快速登录

《立冬》现已上线即刻前往 App Store 搜索“三联生活节气”体验更多精彩。

《霜降》 《寒露》 《秋分》

微博@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lifeweek
扫描下载三联中读App
三联中读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