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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14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3)

2014-08-21 09:45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4期
一本杂志要不断地往前走,只许增长不许下滑并不容易。它有赖于团队中始终能有一种追赶的力量在层层推动,这种追赶的力量必须来自新的因素,只有新的因素才能成为新的生产力。

从1996到2014年,19年。应该说,《三联生活周刊》成长的每一步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推动的。主编的角色是什么呢?是发现每一个人可能存在的推动力。

胡泳与高昱是刘怀昭之后,很重要的两个推动人。胡泳是沈昌文先生介绍给我的,他原是《中国日报》的经济记者,英语很好。他刚到周刊是先带着张晓莉做经济报道,我记得在周刊发的第一篇报道是调查北京的高级会所。但他敏锐意识到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1996年11月就做了介绍微软的《环球第一商战》的封面,1997年一开年又写成了一篇一万多字的《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长文,随后就翻译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现在回想,《三联生活周刊》第一阶段品牌影响力的主角是方向明,胡泳则是仅次于方向明的角色,我的失误可能是没能把《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安排成封面,且未能在出书前就首发《数字化生存》。但其实,我在1996年底就让胡泳在周刊上开了“数字化生存”的专栏,1997年胡泳又一人写了一本《数字化时代的英雄》的增刊,第一次把盖茨、乔布斯、葛洛夫等15位美国数字化时代的领袖系统介绍给读者。胡泳给予《三联生活周刊》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00年他离开周刊要去美国,他当时所写的封面《未来与现实赛跑》、《硅纪元》、《PC的太阳落山了》、《中关村元年》、《思科>微软?》等,都充满了前瞻性。

高昱则是作为新闻学院的毕业生,自己找到我办公室的,他当时有两个选择:去《光明日报》还是到还在创业阶段的周刊,他最终选择了周刊。我当时喜欢高昱,就喜欢他事事追问的能力。我还记得曾单独带他开车去太原,在路上我们谈得很深,晚上同住招待所的一间房间,我在黑暗中一直控制着不让自己入睡,生怕先发出鼾声。他的突破始于1998年2月做的封面《谁来审判张金柱》,在一片张金柱应杀声中,可贵在质疑了以符号定罪。法治,这正是我们所要倡导的生活。《谁来审判张金柱》还有另一层意义,是有关思维方式的——如何来看待一个事件的复杂性,这其实也是一本杂志所要倡导的生活。我们总是喜欢给一个事件寻找一个结论,却意识不到,站在这结论的另一端,完全可能是相反的结论。所以,当时我提出,我们观察一个事件,需要寻找结论可能截然相反的A点与B点,通过它们的彼此关系,来思考其深刻性。高昱后来在2000年还写过一个思考法治的重要封面《沉默与坦白》,是思考“你有权保持沉默”在中国面临的困境。

1998年北戴河消夏。左至右:李孟苏、王珲、卞智洪、邓瑾、邹剑宇、刘君梅、高昱

1998年北戴河消夏。左至右:李孟苏、王珲、卞智洪、邓瑾、邹剑宇、刘君梅、高昱

高昱当时所承担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思考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悖论”,这是当初我们讨论最多的话题。1998年北京平安大街改造,他做了《改造北京》,思考了城市发展与保护的悖论;而1999年我支持他去天津调查摩托罗拉这样的跨国企业如何在中国落户,跨国企业中的人际关系、工会组织,也是当时一般媒体不会去关注的角度。高昱的推动力一直持续到2001年我们从半月刊转为周刊后,2001年他做的两个重要封面,一是与小于合作的对河南艾滋村的调查报告《血祸》,二是记录一起矿难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2000年胡泳离开,方向明的精力转向《竞争力》,苗炜与他的三个同学吴晓东、邹剑宇、庄山与高昱一起,形成了编辑部的中坚。邹剑宇在胡泳之后继续对互联网的关注,他到周刊后写得最好的文章是《注意张朝阳经济》。到2001年,王志东、张朝阳、丁磊这些最早的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已经走到了转折点,他又与高昱合作,做了一个《偶像的黄昏》的封面。吴晓东做的第一个重要封面则是《自由是否真的来临》,是在亚洲最后一个殖民地——澳门归还中国时所做,引题是“殖民帝国的崩溃”。在这个封面故事的导言中,他不仅看到了“殖民帝国崩溃之后,实际上并没有哪个原来殖民地的民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而且看到了殖民帝国崩溃后,“无形的殖民时代遗产仍在扩大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上的不平等”。之后他开始对地产产生兴趣,从《新住宅运动》直到正式转为周刊运作的2001年第一期与舒可文、高昱合作做《居住改变中国》。“居住改变中国”当时成为开发商们最热的话题,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居住到底怎么改变中国,在开发商主导的这种改变进程中,究竟应关注什么、反思什么?这个封面推出后的这十几年,我们关注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这个疑问的不断持续与深入。

然后,2001年改周刊前,我就引进了李鸿谷与金焱。李鸿谷是我邀请他专门从武汉来北京的,他原来是王锋的同事,在《长江日报》工作。金焱是从黑龙江某报社毛遂自荐到周刊的。应该说,李鸿谷主管社会部、金焱成为主将,对周刊原有以苗炜、吴晓东、邹剑宇加高昱为中心的模式,是构成了冲突的。但我明白,这一步必须走,因为靠原有的模式,解决不了一本周刊的需求,无论是容量还是新闻的含金量。一本刊物如果要发展,就一定要不断地突破甚至颠覆原有的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当然希望二者可以融合,希望李鸿谷与金焱能带出一支依靠新闻突破能力,更深入社会肌理的队伍,以深度报道促进原有团队更新。但他们当时关注的热点——黑社会、毒贩、投毒案,显然又与周刊原来的关注不符,似乎在新闻与文化二者的比重上,又回到了以新闻为主。原来的关注——数字化生存、法治困境、居住改变中国,可都是大问题啊。但不可回避的是,半月刊时代原有的操作,是习惯于话题性的宏大叙事,是观点大于内容,是第一手的原创性采访资源不足,要成为一个有话语权又有影响力的周刊,显然基础薄弱。于是,在两种操作方式的争论与我自己的左右思量中,我最终站在了李鸿谷一边,选择李鸿谷带领的团队为主要发展方向,苗炜的团队屈居辅助位置,这就有了2001~2002年的反贪影响力提升期。

李鸿谷与金焱、朱文轶是赶上了刘丽英在中纪委任上反腐公开的好日子,这才使得他们能连续突破一个个纪检委的关系,在一年内就做出了从李纪周到广西贪官网到王雪冰,再到李真、河北贪官网,一系列反贪的封面故事,而且都是重量级信息突破。因为这个影响力提升期,李鸿谷对于周刊的重要性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这个提升期到《杨斌的政治经济》出了问题,受到批评而遏止,当反贪不能再成为抓手时,李鸿谷与金焱在2003~2004年曾有一段找不到突破自己方向的迷惘,《三联生活周刊》也就出现了一段沉闷期。而一个优秀记者要是持续找不到新的兴奋点,可能就会选择离开,于是金焱选择去美国读书了,李鸿谷却在拓展自己格局的前提下,突破了自己。

一个人对自己原有能力的突破,必须建立在拓展自己视野的基础上,李鸿谷的优点恰在于此。2004年他做了一个封面《凡人赵忠祥》,当赵忠祥希望借助一个媒体叙说他与饶颖关系时,他精心设计了上百个问题,那个采访过程也就成为探讨采访技巧的精彩案例。而我对他刮目相看的,则是为改革开放25周年纪念而作的《邓小平的1979:和平崛起元年》。从体裁说,这实际是读书笔记——通过大量阅读来形成再叙述,但因为带着问题,阅读就变成思索的过程。我一直很鼓励用读书笔记这种方式,在自己视界不够的时候,可借用他人的视窗,来达到交出自己答卷的目的。这个封面意味着我们真正有了可讨论时政的能力,也让我看到了重读历史可能成为推动周刊影响力的一个方向。

不能不说是这本以邓小平为封面的创刊300期纪念刊的销售业绩推动了我在2004年底决定加大《三联生活周刊》的篇幅,把封面故事变成封面专题,加大其比重。是这个决定给《三联生活周刊》带来了革命性影响,才使它真正走出生存焦灼,走向了发展的快速道。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外——2004年《三联生活周刊》还在延续转为周刊后的第四年亏损,亏40万元,2005年的利润已经接近了400万元,到2007年利润已经超过千万,2010年突破了2000万元,以后每两年增长1000万元,名符其实成了一本大刊。

从传统的新闻性周刊转向“综合性周刊”,“综合性周刊”是我自己的冠名,它不仅指其内容除热点报道外,还包含了理财、健康、时尚、收藏等多种实用性内容,而是指在封面专题的题材选择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2005年起,我选择了逆向操作方式,把封面专题做成了篇幅越来越长的畅销书模式,这表面看是完全逆期刊编辑规范的——杂志贵在“杂”,封面专题做到几十页,甚至上百页,表面看是破坏了这个“杂”,不像杂志了。其实也不尽然,我是文学编辑出身,早就看到《收获》、《十月》、《当代》这些大型文学刊物的生命力远优于一般性文学刊物了;再说,随着互联网在不断降低信息传播台阶,我凭直觉感到,我们可能只有逆反,不断提高台阶,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存。

于是,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系列报道的第一期《沉睡的中国》以30多页篇幅起步,到第二期做淞沪会战,已经做到了70多页篇幅,10多万字内容,完全是一本畅销书了。封面专题太重了,之后曾不断听到这样质疑的声音,但市场反映的现实却是:越是厚重的封面,销售效果却越好。从2005至2009这四年,抗战系列报道尝到甜头后,我就每年都设计一个系列报道,作为年度影响力推动的基础。2006年“到西藏去”,系统深入梳理了西藏的人文地理;2007年的迎接奥运会,系统做了奥运历史知识普及;2008年抗震救灾与北京奥运会,抗震救灾系列报道的第一本《生命高于一切》和北京奥运系列报道的第一本《有朋来不亦乐乎》第一次取消了所有栏目,尝试了做整本专刊。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又再做“重访”系列,通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当年进城史的回顾,来叙述60年前那次政权变迁。最后在国庆前夕推出两本以整本篇幅做的专刊《中国》与《人民》。《中国》梳理出代表一个世纪历史进程的25个文本,采访当事人后代或研究者;《人民》采访25个有代表性的人民代表,将专刊这种形式操作到了极致。
这种操作依靠的是人才能量的提升,或者换个角度说,是以这样的操作逼迫了人才升级。

“综合性的周刊”更重要的是能提供各种各样不断能吸引读者注意力,对读者形成启发,进而影响他们生活的有价值信息,这就需要发现各种各样人才。我一直以为,一本杂志的容量,在于它能拥有多少个各自独立操作、能区别于他人的个体,这种个体越多,各自提供的差异性越大,对读者的吸引力才越大。因此,认识每一个个体的特征与发掘他们的可能性,给他们提供土壤与平台,才是主编最重要的职责。

2005年的抗战系列报道培养出了蔡伟、李菁与王恺。当初选择他们三人为主体,完全是从“重访历史”的结构设想考虑。蔡伟是从海军转业到的周刊,不仅精通军事,且对历史充满好奇,我希望他在系列报道中完成从抗战怎样爆发到战争态势如何不断转折的全过程叙述,每期都由他陈述背景。利用他的军事历史专长,我后来给他专设了一个“军事地理”栏目,他去踏访孟良崮的地形,攻克锦州的位置,曾写出很专业很精彩的文章,可惜这个栏目后来没能坚持荒废了,随后这个人才就流失了。李菁当时已经对历史名人命运钩沉极感兴趣,她的任务是寻找当事人或有关当事人的后代,回顾当年细节。通过这个系列报道,她进入了民国著名将领的后代圈,因此诞生了一个“口述”栏目,成了品牌。而2006年她通过做周恩来与陈赓,又进入了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圈,2009年的重访开国元勋系列,她的每一篇专访都为这个系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恺是从一本财经杂志到周刊的,刚到周刊时让他做财经报道,没见什么特长。因为他是学历史的才让他参与“重访”,我要求他到故纸堆里去阅读当时的报纸,寻找当年的真实氛围与细节,从中发现了他对细节孜孜以求的特长。但之后他一直作为配角使用,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他去了北川,写出一篇很厚重的现场,也还没发现他特殊的推动力价值。2009年他死缠着要做越剧《红楼梦》,我支持了他。那期刊物销售其实并不好,因为关心越剧的人不多。但我发现他的采访几乎穷尽了当年《红楼梦》创作班子的所有成员,我发现了他的心气,心气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当然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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