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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5)

2014-07-25 10:05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0期
1914年夏天,在欧洲大陆被遗忘的一角,一场本质上是奥地利政治事件的谋杀,毫无预期地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外,所有欧洲国家最终都卷入其中,日本与美国后来也加入。这场战争是如此不可预知,回顾时又如此令人难忘。从那时至今,约有5000种书籍试图解释这个难以解释的事件,隐藏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性帝国构架里的潜在悖论,以及逐渐失去弹性的现实主义均势政策,竟能爆发出那么毁灭性的力量。

1914:走向大战

在1914年前的10年中,在英国内阁任职的温斯顿·丘吉尔被这样的感觉缠绕:“英国政府和议会不相信:大战已经逼近,必须下决心防止它。与此同时,不祥的假设继续出现在他们的思想中,所以后来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与趋势一再引起大臣们对这个假设的警惕。在这整个10年中,这种多重性与不协调是英国政治的基调:那些负责保护国家安全的人,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世界里。一个是实际可见的世界,有和平行动与世界仁义的目标;另一个是假设的世界,一个‘临界’的世界,这个世界时而似乎荒诞不经,时而似乎即将成为现实——这是个充满可怕阴影的世界,它在各种动荡中正走向无底的灾难深渊。”1895年,老资格的维多利亚时代外交家威廉·哈考特爵士还曾判断,“什么也不会发生”,但正是在其后的10年里,在平民政府与传统贵族外交的冲突中,那种“大国间的小战争、关于表面问题的认真争论、政要高尚而敏锐的智力和他们行为的适度、节制和严格的规范”,都逐渐逝去。即便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从南非战争之后卡叽大选,到贸易保护主义运动,至中国劳工呼声以及1906年的自由党胜利,从此,突然出现上议院对平民政府的猛烈攻击,到1908年底,自由党人占绝大多数的政府已陷于实际无能为力的境地。1910年的爱尔兰独立斗争,则将国家带到内战的边缘,20年连续不间歇的党派斗争,愈加猛烈,直到最后乞灵于军刀来冷却沸腾的热血和普遍存在的激情。

焦虑在无声累积。1908年10月,奥地利未做警告或谈判就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帝国的这两个省份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一直由奥地利治理,合并的宣布仅仅是形式上宣告业已存在的事实。那年夏天出现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运动对奥地利来说,似乎是重申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这是奥地利所担心的,因而先发制人进行阻止。在与利益最攸关的俄国进行谈判时,突然和意外地,奥地利外交大臣艾伦塔尔伯爵在决定对俄国做适当让步前宣布合并,从而打断了谈判。这种实质上的破坏行为公然冒犯了俄国,引起各方愤怒和抗议的风暴。英国拒绝承认吞并波黑和保加利亚的独立宣言,土耳其抗议这个行动不合法,政府组织抵制奥地利商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俄国,整个俄国激起的对奥深刻仇恨成为大战的次重要原因。俄国于1910年大大加强它已经庞大的军队,法俄两国遭受同样痛苦的经历,密切了三军的合作,加固了它们的联盟,开始使用俄国的劳动力和法国的资金建造俄西部边境急需的战略铁路系统。
接下来是英国对想象或现实存在的德国压力做出回应。自1904年德皇威廉二世在一次演讲中自称为“大西洋海军司令”后,英国人便开始陷入深度忧虑:德国为什么要有这么庞大的海军?德国用海军与谁匹敌、与谁较量,它使用海军除了我们外对付谁呢?一种日益沉重的感觉不再限于政治和外交圈子。1909年春,英国海军大臣麦克纳先生突然要求建造至少6艘“无畏”级战舰,他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德国舰队的迅速发展和它根据1908年海军法进行的加速扩展。丘吉尔在“一战”回忆录中写道:“在与财政大臣接触中,我立即开始察审这个计划。我们共同的结论是,建造4艘军舰的计划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细致地分析英德海军现在和今后的特性与组成。我认为海军部提出危险的局势将在1912年来到有点夸张,我不相信德国正在秘密建造比他们公布的《舰队法》所要求的更多的‘无畏’级战舰。我认为,我们在主要的‘无畏’级舰方面,加上新计划建造的4艘‘无畏’级舰,在海军力量差距上,能保证1912年时我们有充分的优势。”事后的事实证明,海军部的悲观预料在1912年都未实现,并不存在秘密的德国“无畏”级战舰,也不存在德国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发表大量建造舰只的不实声明。但英国内阁激烈的争吵,却引起了政府外的强烈不安,以及整个国家的惊恐——人们第一次广泛认识到德国的威胁。“不列颠民族总体上已意识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德国计划以海军加强它无比强大的陆军。到1920年德国的海军将远远比英国目前拥有的舰队强大得多。”

1909年,德国冯·比洛亲王的继承人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写道:“1909年,局势的发展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坚定地站在法俄一边。德国紧紧把握它的海军计划,指出东方政策的明确方向,而且必须防范法国的敌意,这种敌意在他近几年的政策中绝不会减轻。如果说德国把英国宣布的与法俄双边同盟的友谊,看成是法俄政策所有侵略性倾向的可怕加剧,那么站在这个同盟一边的英国,越来越把德国舰队的加强和我们东方政策对她古老权利的破坏看作威胁。气氛极不友好,充满不信任。”

1911年,在摩洛哥爆发了阿加迪尔危机。德国四五次出兵这个法国殖民地的南部城市。英国介入,站在法国一边干涉。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说了如下的话:“如果维持和平的代价是:要英国放弃几世纪英勇奋斗所赢得的伟大和有利地位,要英国在他利益攸关的地方任人摆布,让英国在国际会议上无足轻重,那么我要明确地说,以这样的代价换来和平,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将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英国财政大臣的演讲使德国政府确信,如果在关键时刻把战争强加在法国头上,英国一定会对他作战。德国境内预防性军事措施大大增加,1912年公布了新的德国海军法,这增加了英国人的忧虑,英国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但日常生活总体依旧是和平、舒泰和平静的,仅有一些令人忧虑的小事件,唤起人们对未来微弱的、不确定的忧虑,比如,奥地利上校雷德尔的突然死亡,他被指控为德国间谍。

1914年春季和夏季欧洲显得特别平静。自从阿加迪尔危机后,德国对英政策变得体谅。在整个巴尔干会议过程中,英德的外交政策在协调中推进。外交部逐渐形成的长期不信任,虽然没有消失,但有明显的改善。“代表德国外交政策的那些知名人物,似乎第一次成为可以与其对话和可以与其共同行动的人。”丘吉尔如此回忆。虽然德国的军备以加速度不断增加,并且已在征收5000万的资本税扩充军备,但巴尔干难题的和平解决似乎为彼此间信任感提供了理由。英国政府心头也掠过一些乐观:德国从1912年初起没有进一步增加其海军,就主力舰而言,不会超过英国。1914年6月底,英国海军访问德国克龙斯塔特和基尔。几年来英国与德国海军的最精良军舰第一次在基尔并排停泊,周围是各种班轮、游艇和游乐船只。双方协议,不准打听不适当的技术问题。他们共同举办了各种比赛、盛宴和演说,他们一起为在驾驶一架英制水上飞机时蒙难的一位德国军官的葬礼上脱帽致哀。

就在这些喜庆的日子里,6月28日,传来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威廉二世皇帝接到这个消息时正驾船出海。他情绪激动地上岸,当晚取消其他安排离开基尔。“一战”前夕发生过许多怪异现象,其中最奇异的现象之一是,一开始什么都未发生。奥地利不失其平素作风,反应迟钝,部分原因是维也纳需要时间,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匈牙利首相斯蒂芬·提斯萨投入战争。提斯萨终于屈服后,奥地利于7月23日对塞尔维亚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提出必然会被对方拒绝的严苛条件。此时,距刺杀案已将近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奥国外交一直是慢吞吞的,却突然在不到一天内骤然改头换面。它发出的最后通牒,使大国政治领袖无法控制情势的发展,唯有箭在弦上,展开动员。1914年7月的怪现象是:有政治理由走上战场的国家,没有严谨的动员计划;而有严密动员计划的国家,如德、俄,却缺乏作战的政治理由,俄国因害怕触动德国而未有动作。

最能够阻止连锁反应的国家英国,也犹豫不决。英国若能明确宣示其立场,让德国了解英国会参与全面大战,威廉二世很可能会规避正面作战。这也是俄外长萨索诺夫的后见之明:“余对此亟欲一吐为快。若1914年时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依余坚决之敦促,及时确切地宣示英与法、俄同心同德,或可挽救人类免于如此悲惨之灾难,免于足以令欧洲文明难以为继之后果。”英国领袖不愿因对援助盟友表现得裹足不前而影响到“三国协约”,可是有点矛盾的是,他们又不愿威胁德国,以便保留在适当时机可以介入调停的余地。法国海军因英法海军协定而留在地中海,因此英国若不参战,等于是让法国北部的海岸对德国海军门户洞开。随着危机的发展,贝斯曼·霍尔威格保证,若英国承诺保持中立,德国便不会以海军对付法国。但格雷拒绝了这个交换条件,理由与1909年德国提议以减缓发展海军交换英国的中立而被他所拒的原因相同。他担心一旦法国战败,英国便只有任德国宰割。他的回答是:“请务必告知贵国首相,其提议我国应以如此条件而保守中立绝无可能,牺牲法国而与德国达成如此交易,将使我国名誉蒙羞且永难以恢复,贵国首相也等于要求我国放弃对比利时中立之义务与利益。我方亦碍难接受此一条件。”

爱德华·格雷主张,在危机发生早期不加入哪一边,可令英国保持不偏不倚的地位,这或有助于英国介入协调解决战争。20年来,国际紧张情势一旦激化,结果都是召开国际会议,但过去的危机中并没有国家动员。如今各国都蓄势待发,根本没有时间用传统的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在军事动员的关键96小时里丝毫没有机会进行政治运作。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把俄罗斯更逼得忍无可忍,已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奥地利,仿佛又想把俄国在巴尔干最后一个重要盟友塞尔维亚变成其保护国。即使如此,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不急于与德国摊牌,他曾在7月24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检讨俄国可能有的选择。财政大臣彼得·巴克向沙皇报告,“战争将为全世界带来灾祸,且一旦爆发便难以止歇”。巴克说:“德皇曾经常向吾皇保证其竭诚维护欧洲和平之意。”他还提醒其他大臣勿忘,“德皇于日俄战争期间及战后俄国内部动乱时期所表现之忠诚态度”。提出反驳的是颇有权势的农业大臣亚历山大·克瑞弗辛。他指出德皇虽曾对有亲戚关系的沙皇尼古拉做出过这类善意的表示,但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中德国曾蛮横地对待俄国。因此,“民意及国会将无法了解,为何在涉及俄罗斯重要利益之关键时刻,帝国政府不愿勇敢地采取行动。我方过于审慎之态度可惜并未能安抚中欧各强国”。克瑞弗辛的主张获得俄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的电文证实,文中指陈若俄国退缩,“我于斯拉夫世界及巴尔干之声将破产且永不复返”。领袖对于质疑其胆识的话向来难以抗拒,沙皇于是压抑住灾祸将随之而来的预感,选择支持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在7月25日回复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态度出乎意料地顺从,几乎全部接受奥地利的条件。航海刚回来的威廉二世以为危机已消除,但他忘了,或许该说他根本从未意识到,一旦处于战争边缘,他向奥地利做出的无限保证意味着,军事动员的速度很可能快过外交。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其军队要到8月12日才能采取行动。同一天,沙皇下令对奥局部动员,却惊讶地发现,过去几十年来,军方参谋人员唯一拟就的动员计划是对德、奥同时全面动员。俄国外相对此完全不知情,在7月28日还向德国保证:“我方于奥宣战后采取之军事措施,无任何一项乃针对德国而来。”而德国所有的作战动员计划都是以6天内打垮法国为着眼点,然后转向想必尚未动员完毕的俄罗斯。俄罗斯只要有任何动员,即使是局部的,都会打断德国的这个时间表,使原本已冒着极大风险的德国获胜的概率更低。于是德国在7月29日要求俄国停止动员,否则德国将跟进,而德国一旦动员,就等于战争。

沙皇已无法阻止军事将领进行动员了。俄国外相萨索诺夫在战争爆发时,曾说明俄国这一次不再退缩的原因:“自克里米亚战争后,对奥国于我之感受,我国已不存任何幻想。自巴尔干施行其蚕食鲸吞政策,寄望借以扶持其摇摇欲坠之统治起,两国关系每况愈下。然我国勉励顺应现实,直至迹象渐趋明显,其巴尔干政策有德国为依恃,且获得柏林之鼓励。”7月31日,德国再次要求俄国停止动员,得不到回应后,便向俄国宣战。这段期间,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从未就危机的实质有过任何认真的政治和外交讨论,实际上,德俄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争议,但战争还是发生了。

德国现在的难题是,根据作战计划,必须立即进攻法国,但整个危机中,法国除保证给予无条件支持以鼓励俄罗斯勿妥协外,始终是静观其变。威廉二世如今只有设法将动员的对象由法国转为俄国。但德国军队事实上也跟俄方一样,没有任何替代的方案。沙皇与德皇虽然都想自战争的边缘退一步,却都不知该怎么做。正如基辛格所分析的:“沙皇是因为局部动员受阻,德皇则是因为不能只对俄国动员而被迫扩大战争。两人都因军事机器而自食其果,而这个机器一旦发动,就无法回头。”8月1日,德国询问法国是否有意保持中立,法国的回答若是肯定的,则德国会要求取得凡尔登及都尔两处要塞,作为法国善意的象征。但法国却讳莫如深,答将依照国家利益行事。德国自然没有特别的争议可作为对法宣战的借口,因为巴尔干危机期间法国一直保持观望。结果,军事动员方案成为德国向法国宣战的唯一理由,德国捏造法国侵犯边界,并在8月3日宣战。同日,德军执行“施里芬计划”,入侵比利时,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具讽刺意味的是,西线正在进行决定性的战役时,奥地利军队仍尚未进攻塞尔维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丘吉尔回忆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决策过程。最初,“内阁保持最大的平静,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成员已下定决心,不让英国被拖入欧洲的争吵,除非英国本身遭到攻击(这不大可能)”。然而,德国入侵比利时的“施里芬计划”改变了英国的预期,“我们不能预见随后那个星期里,在比利时发生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更重要的是生存处于危急关头的法国。法国的陆军,根据我的判断,肯定不如将进行攻击的那些军队,它的毁灭将使我们单独与耀武扬威的德国对峙”;“只有英国能恢复平衡,不管其他任何失败,我们必须在那里,我们必须及时赶到那里”。已经无法假设,在奥地利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之后,若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向内阁建议,德国若攻击法国或侵犯比利时领土,英国就向德国宣战,是否会改变历史的进程,阻止德国的军事动员。1914年7月27日,丘吉尔向全体总司令发出绝密警告:“欧洲政治形势使得‘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之间的战争决非不可能,根据这个看法请准备注意可能的敌对军舰,并考虑你们指挥下的皇家海军军舰的部署。措施是纯预防性的,保守最大的机密。”7月28日下午,柏林收到发自德国海军武官的电报:“英国海军部没有发布军舰调动的消息,第二舰队保持满员,设在海军基地的学校关闭,采取初步措施召回请假人员。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第一舰队仍在波特兰,一支潜舰小舰队离开朴次茅斯。据臆断,海军部正在悄悄地为动员做准备。”“英国舰队正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在外交上,英国仍在做最后努力,有几位大臣还紧紧抓住希望,认为德国会顺从英国“24小时内禁止进攻比利时”的最后通牒。英国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将于8月4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午夜12点届满。到那个钟点,海军部将发出对德作战的电报。

到了8月4日,“经过前10天的紧张和震动,海军部的人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和间歇。所有决议全已实行,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已经发出,战争将在午夜宣布正式开始。就我们能够预见的范围内,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俱已就绪。动员是彻底的,每艘军舰都在战位上;每个兵员俱在岗位上。在全世界各地每一个英国舰长和将军都警惕着,他们只等待信号发来。那么将发生什么呢?似乎下一步行动取决于敌人,他将做什么?”“我坐着等待消息。能听到时钟的滴答作响。从议会街传来人群含糊不清的说话声,但声音听来在远处,世界显得十分寂静。为生存斗争的喧哗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废墟与死亡般的沉默。我们将在地狱中醒来。”

8月4日晚上23点,德国时间零点,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届满,德国拒绝了通牒。海军部的窗户在温暖的夜空中完全打开,沿着林荫路从王宫方向传来许多人汇合的歌唱:“上帝保佑吾王。”在这深沉声浪之上突然出现大本钟的钟声,随着第一下钟声的嗡嗡声消失,“对德作战开始”的战争电报发往全世界悬挂白色英国皇家海军旗的所有军舰和机构。

自这一天起,一个尼采曾预先宣告过的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世界降临了。从1914年留下的记录看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世界将再度回复到1913年的常态,爱国和好斗的年轻人,像投入一种新的自然力量般投入战争,‘就像泳者跃进纯净之水’”。就连各国政府也未曾料到,他们的人民竟会以这般热忱投入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伤亡人数至少有2000万,还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应生婴儿和死于饥饿疾病的平民。法国官方原先估计会有5%~12%的海陆逃兵,但事实上,1914年时只有1.5%的人逃避征募。英国人的政治反战性格最强,它也深植在自由党、工党与社会主义的传统之中,可是在战争最初的8周,志愿从军者共有75万人,接下来的8个月又增加了100万人。德国人正如所预料的,根本不曾萌生违抗命令的想法。在预计会有100万逃兵的俄国,在总数1500万的征募者中,也只有几千人抗命。群众追随着国家旗帜而遗弃了反战领袖。1914年时,“曾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欧洲各民族是以愉快的心情去屠杀他人,也为他人所屠杀”。斯蒂芬·茨威格回忆道:“某种意义说,战争给当时人带来一种解放和释然的感觉,尤其是对中产阶级年轻人而言。……就像人们期待暴风雨能打破厚密云层,洗净空气,战争意味着肤浅妄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即将终止,令人生厌的19世纪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宁静与和平的秩序即将终止。……它就像在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之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中,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

在旧政权的政治家中,至少有一个人看出了一切都已改变。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英德开战那一晚,注视着伦敦白厅的灯光逐渐熄灭,就曾这样叹道:“全欧的灯光都要灭去了。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参考书目:[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时代:1875~1914年》(中信出版社);[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译林出版社);[德]弗洛里安·伊利斯:《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译林出版社);[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瑞士]尤瑟夫·凯西斯:《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人民大学出版社、金融出版社);[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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