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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4)

2014-07-25 10:05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0期
1914年夏天,在欧洲大陆被遗忘的一角,一场本质上是奥地利政治事件的谋杀,毫无预期地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外,所有欧洲国家最终都卷入其中,日本与美国后来也加入。这场战争是如此不可预知,回顾时又如此令人难忘。从那时至今,约有5000种书籍试图解释这个难以解释的事件,隐藏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性帝国构架里的潜在悖论,以及逐渐失去弹性的现实主义均势政策,竟能爆发出那么毁灭性的力量。

现实政治:脆弱的均势

1914年的最后危机,就是由那件不相干的暗杀导致的——在这个危机中,奥地利当然知道它对塞尔维亚的恐吓,是冒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决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国,则使大战的发生几无转圜余地。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奥匈盟国德国也随即向塞尔维亚的盟国俄罗斯宣战。一天后,由于惧怕腹背受敌,德国率先向法国宣战。1914年8月4日,为了绕过法德边境的强大防线,德国入侵比利时。同日,英国向德国宣战,誓言保护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3天后,刚上任的英国战争部部长基其纳勋爵签署总动员令,一代人从此走向战场。

对19世纪80年代的人而言,1914年的阵容尚无法预测。德国在1871年兼并了法国大片地方(阿尔萨斯-洛林),德法因此为敌。德国和奥匈帝国联盟的持久性也不难预测,俾斯麦在1866年后缔结这一联盟,因为新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均衡,必须仰仗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俾斯麦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哈布斯堡王朝崩散为各个民族碎块,不但会导致中欧和东欧国家制度的瓦解,也将毁灭由普鲁士主宰的“小日耳曼”的基础。1871~1914年最持久的外交组织,便成立于1882年的“三国同盟”。后来它就是德奥同盟,第三国意大利不久便告脱离,最后在1915年进入了反德阵营。

奥地利又因多民族问题而卷进巴尔干诸国动乱,1878年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后,牵涉更深,也因此与俄国敌对。南方的斯拉夫民族,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奥地利那一半的统治下(斯洛文尼亚人,住在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那一半辖下(克罗地亚人、部分塞尔维亚人),部分是属于帝国共同管辖权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余是小型独立王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小公国门的内哥罗),或在土耳其统治下(马其顿)。虽然俾斯麦尽其可能与俄国维持亲密关系,但可以预见,德国迟早会被迫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做选择,而且它只能选择维也纳。再者,一旦德国放弃俄国,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的情形,俄国便会顺理成章地靠向法国,而1891年也果真发生了,这样的联盟当然是冲着德国来的。到了19世纪90年代早期,两个强权集团已在欧洲形成了对峙局面。

这种对峙虽然使国际关系更显紧张,还不至于使全面欧战势所必然。法国和德国争议的问题(阿尔萨斯-洛林)与奥地利没有利害关系;而可能导致奥地利和俄国冲突的问题(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对德国来说并不重要。俾斯麦曾说:巴尔干半岛不值得牺牲哪怕一名波美拉尼亚榴弹兵,法国和奥地利之间没有真正的争执,俄国和德国之间也没有。况且,哪怕德国和法国不和的问题永远存在,大多数法国人也根本不认为那值得一战。导致奥地利和俄国不和的问题虽然比较严重,却只是间歇发生。结盟系统为什么最终转化成定时炸弹?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不断改变的国际形势因列强之间的新冲突和新野心而愈发不稳;联合作战的想法使集团对峙更显强固,以及第五个强国——英国的介入。英国在1903~1907年,出乎众人甚至自己的意料,加入了反德阵营。若想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最好追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敌对。”

对于英国的敌人和盟邦来说,“三国协约”都是令人惊讶的。在过去,英国既没有与普鲁士摩擦的传统,也没有任何永久性冲突的理由,与现在称为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也不一样。另一方面,自1688年起,在任何欧战中,英国几乎都是与法国为敌。虽然法国已不再能主宰欧洲大陆,但两国间的摩擦仍然不断,因为英法经常得竞相争取同样的地盘和影响力。例如,它们因埃及而不睦,都垂涎埃及,最后英国占领了埃及,外加法国出资修建苏伊士运河;在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中,敌对的英法殖民军队在苏丹的偏远地区对垒,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在瓜分非洲时,双方零和博弈。至于俄国,在所谓“东方问题”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带,以及在介于印度和俄属中、西亚之间有欠明确且争执激烈的地区(阿富汗、伊朗以及通往波斯湾的区域),大英帝国与俄国向来是死敌。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和向印度扩张的可能性,对英国的历届外相而言,都是永远挥不去的噩梦。英国介入的唯一一场19世纪欧战交锋是克里米亚战争,可见英俄的矛盾之攸关;迟至19世纪70年代,一场英俄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低。就英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模式说,与德国作战的可能性太遥远,根本不必考虑。英国外交政策的主旨是维持均势,在这种前提下,与法国联盟基本上不大可能,而与俄国联盟更是不可思议。

可是,再难以置信的事终究也成为事实:英国最终同法国、俄国缔结了永久联盟以对付德国。英国化解了与俄国之间的所有争论,甚至同意让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直至1917年俄国革命。这项惊人的转型为何发生?是如何发生的呢?

1871年德国统一后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使欧洲的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自黎塞留时代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欧洲边缘地区的强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一直在对中欧施加压力。现在,中欧首都拥有足够的实力可对边缘地区施压,欧洲应如何应对这个位于中部的新兴巨人?就德法而言,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获胜,法国始终想要报仇,而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给了这股怨气一个具体的焦点,法国逐渐将其挫败感升华为以近50年凝聚的一种决心,并随时准备与任何和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至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的对立,也是德国统一造成的。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首相后,便请奥地利大使向奥皇转达一项提议,建议古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府奥地利将其重心由维也纳迁至布达佩斯。这位大使认为,此提议荒谬之极,因此在回报维也纳时把它归咎于俾斯麦的神经有问题。然而,奥地利在争取德国的领导地位失败后,别无选择,只能依俾斯麦的建议行事,布达佩斯成为奥匈帝国新成立的第二个首都。被排除于德国之外后,奥匈帝国就只能向巴尔干求发展,那儿是斯拉夫民族聚集的半岛,这个发展自然与俄国起冲突。再加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都不爱循情理办事,激进民族主义气氛弥漫,内阁在外交上漫无章法,使得俄国成为奥地利的永久敌人。德国在巴尔干没有什么国家利益,但对奥匈帝国非常重视。奥匈帝国一旦崩溃,有可能打破俾斯麦全盘的外交政策,届时其说德语信奉天主教的部分,会想要加入德国,威胁到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但俾斯麦虽想保留奥匈帝国,又不想得罪俄罗斯。而奥斯曼帝国正在经历一段缓慢解体的痛苦过程,大国间经常因争取势力范围分赃不均而冲突不断。对英国而言,自坎宁开始将英国与梅特涅体系保持距离后,“光荣孤立”政策是它大致得以扮演平衡维持者的角色。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在法、俄,法国是因为在海外殖民野心上与英国有冲突,俄国则因为他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印度的扩张及后来对中国的侵略。英国外交根深蒂固地将俄罗斯视为其确立世界地位的主要威胁,其海外利益遭到俄国从君士坦丁堡和经中亚、印度而来的两面夹击。就欧洲本土的外交,虽在20世纪引起多次危机与战争,但英国仍采取“光荣孤立”。

在俾斯麦主导德国和欧洲外交时,他既阻止俄罗斯及奥地利加入德国敌对的法国阵营,又防止俄罗斯动摇奥匈帝国,既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又不能得罪对俄国图谋君士坦丁堡与印度深感忧虑的英国。他以超乎寻常的谨慎小心,执行自己的现实政治。但国际体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失去控制。1873年,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一度真的结成了“三皇同盟”,但随着奥、俄在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巴尔干领土的争夺和冲突,三皇同盟最终又破裂、瓦解。

但19世纪末帝国式的全球化改变了传统的欧洲均势。国际纠纷在19世纪80年代可能因西非和刚果而起,19世纪90年代晚期可能因中国而起,1906和1911年曾因西北非和解体中的奥斯曼帝国而起,这些地方爆发争端的机会比非巴尔干爆发事端的可能性更大。现在也加入了新的游戏者:美国如今在太平洋上已是一个积极的扩张主义者,日本则是另一位玩家。事实上,1902年的英日同盟正是走向“三国协约”的第一步,因为日本这个新强国的存在(日本不久后就在战争中打败帝俄),减轻了俄国对英国的威胁,从而加强了英国的地位,连带促使俄英争执的化解成为可能。国际权力游戏的全球化,自动改变了英国的处境。此前,它是唯一真正具有世界性政治目标的强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欧洲在英国外交算盘上的功能便是不要出声,以便英国可以在全球进行经济活动。这就是欧洲均势和“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结合的精义。“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是由一支足以横扫全球、控制世界各大洋各航线的海军所担保的。19世纪中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所有海军加起来还比不上英国一国。然而到了19世纪末,情况已经不同。在军事上,德国舰队对英国海军的威胁,不只是单纯的数量压力。敌对欧洲国家的联合舰队总吨数已超出英国,英国舰队已无法维持它的最低目标:其海军实力必须超过另外两大强国的总和。与其他海军不一样的是,德国舰队的基地全在北海,正对着英国,因此它所针对的目标当然是英国。海上利益对德国是有限的,但大英帝国却完全依赖其海上航线,海军之于德国,不过是国际地位和全球野心的象征,对于大英帝国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美日两个强国似乎只有纯区域性的兴趣,且这些区域都与英国的利益无害。然而,德国海军即使是一支区域性的海军,对于英伦各岛和大英帝国的全球性地位都是一种威胁。这种紧张状态再加上两国间的工业竞争,使得英国逐渐把德国视为其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于是,它自然会与法国接近,而一旦俄国的威胁又被日本减少到最低程度,它也就不忌讳与俄国合作。由“三国同盟”的形成(1882)到“三国协约”的建立(1907),花了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细节错综复杂,说明了帝国主义这一阶段的国际摩擦是全球性和地方性的。这两个集团被越来越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凝聚得越来越稳固,而欧洲则在经历一连串国际危机之后,终于失控,滑向了战争。

1905年后,这些危机通常都是诉诸战争威胁来解决的。自1905年起,发生于“资产阶级”社会边缘的新一波革命,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为即将爆炸的世界添上了新燃料。1905年的俄国革命暂时使帝俄陷于瘫痪,从而鼓励德国伸张对摩洛哥的要求,威胁到法国。由于英国支持法国,柏林被迫在1906年1月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让步。两年以后,土耳其革命破坏了列强在近东悉心建造的国际均势。奥地利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因而引发了与俄国的冲突,直到德国威胁将在军事上支持奥地利,危机方告化解。1911年,德国与法国在摩洛哥引起第二次国际大危机。德国派遣了一艘炮艇,摆好姿势,打算拿下摩洛哥南方的阿加迪尔港。由于英国威胁要支持法国作战,德国才被迫撤退。

1890至1914年,英国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而领导英国走过这个转变期的前半段的,是代表英国传统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索尔兹伯里侯爵。他是地地道道的圈内人,出身历史悠久的塞西尔家族。他的成长经验发生于帕默斯顿执政时期,英国海外势力如日中天,英俄对立根深蒂固,但到他主政时,两个现象都已显露疲态。索尔兹伯里的政府必须面对英国相对国势已开始衰落的现实;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已有遭遇德国的抗衡,俄法也已加强殖民攻势,在世界各地都对大英帝国构成挑战,英国所享有的优越地位江河日下。德、法、俄虽相互在欧陆时起摩擦,但在海外一律是与英国起冲突,“光荣孤立”的传统政策渐渐无以为继。而失去了俾斯麦这位谋略大师的德国,则未能掌握其机会,威廉二世的外交咄咄逼人,却非常外行和短见。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英国逐渐走出孤立,参与欧洲大陆的第一步是与德国改善关系,但德国自以为可以同时从英、俄获得极大让步,却不明确说出究竟需要得到什么好处,一旦提议遭拒绝就愤愤不平,恼羞成怒。威廉二世最后导致“一战”爆发的一连串外交举动始于1890年。辞退俾斯麦后,他拒绝沙皇再延长《再保险条约》3年的建议,等于是把俾斯麦交错的结盟体系中最关键的一根主轴拔掉了。这一举动使得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一步步陷入孤立。俾斯麦得以在奥地利的顾虑及俄罗斯的野心之间,左右逢源达20年之久,而不致与其中之一关系破裂,或使巴尔干危机失控,所依恃的正是既与俄国缔约又与奥国结盟而产生的暧昧。终止《再保险条约》则限制了德国可做的选择,因而鼓励奥地利的冒险行为。俄罗斯外相吉尔斯立刻察觉到这一点,他说:“由于我三国之条约(《再保险条约》)终止,维也纳已自俾斯麦严苛但明智且用心良苦的桎梏中解放。”不久,英德签署殖民地协定。英国自德国获得尼罗河的源流区和东非广袤的土地,含桑给巴尔岛。德国则换来无足轻重的一条连接西南非与赞比西河的土地和北海的黑尔戈兰岛。英国把它当作解决非洲殖民地问题的手段,德国却视为签订德英同盟的先声,俄国则将其解释为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第一步。法俄结盟已经顺理成章,俾斯麦极力避免的反德同盟形成的梦魇眼看就要成真。1891年的法俄协约,被历史学家乔治·凯南视为“致命同盟”,与1894年的军事协定一起构成了欧洲迈向战争的分水岭。

在法俄结合抗衡德国之际,德国仍抱着能与英国联盟以资抗衡的希望,促使威廉二世再一次莽撞冲动。

150年来,英国一直拒不加入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它只肯参与两种盟约关系:有限制的军事协定,或协约式的安排。但德国不接受这种非正式的程序。威廉二世坚持要达成他所说的“欧陆式同盟”,且为了获得正式保证频频施压,结果适得其反。德国已经强大到在欧陆所向无敌的地步,其实只要英国不站在敌国及其同盟的一方即可,德国并不真正需要这种正式的保证。正如基辛格所言:“德国应该要求英国的不是联盟,而是在欧陆发生战事时友好中立,协约式的安排已足够。”但德国的迫不及待加深了英国的保留态度,索尔兹伯里曾写道:“余不愿无视于德国有人明显之焦虑,但现下不宜受其意见所左右。其大将已去。此固更易于与其打交道,气氛亦较融洽。但吾人不免怀念俾斯麦出众之洞察力。”加之德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发生了一件克鲁格电报事件,德皇因此失去在19世纪最后几年中与英国结盟的可能性。1895年,为了教训英国未与德国结盟,德国向南非的一个独立邦拍发贺电,恭祝其击退英国的攻击。这引起了英国对德国将在其势力范围的心脏地带建立保护国的疑惧。这封电报仅仅是为了讨好民意,但德国却由此走上了无法回头的挑衅之路,并且在由工业家和海军军官组成的“海权派”压力下,扩建海军。英德同盟从此再无可能。1902年,英国外相兰斯道恩爵士(Lord Lansdowne)震惊欧洲与日本结盟,这是自黎塞留与奥斯曼土耳其打交道以来,首次有欧洲国家向欧洲协调以外的国家求援。英国终于找到一个希望节制俄国但不致使其陷入额外义务的盟友,而日本则有防止法国借战争加强争取俄罗斯支持的好处。从此,英国对把德国当作战略伙伴失去兴趣。1903年,英国系统地解决与法国的殖民地问题,最后在1904年签订通称的友好协约。之后,英国立即着手试探与俄罗斯签类似的协约。10年内,俄罗斯由原先依《再保险条约》而与德国结盟,一变而为法国的军事盟国;英国则由断断续续向德国示好,转而加入法国外交阵营。正如英国外务部著名的分析专家克劳爵士(Sir Eyre Crowe)所说,德国的任性而为势必造成冲突,“最强之军力与最大之海权结合于一国手中,将迫使世人为除去此一梦魇而结合”。到1910年结束时,欧洲均势已恶化为两个敌对的联盟,彼此势不两立,对后果毫不在意。俄罗斯与正苦于民族主义甚至恐怖主义派系林立的塞尔维亚绑在一起,对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一点不在乎;法国则对日俄战争后想恢复自尊的俄罗斯打下包票;德国对奥地利给予保护,免于受俄国在背后指使来自塞尔维亚的煽动;欧洲各国自愿成为巴尔干各好斗国家的代理人。最终,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几乎注定了奥匈帝国的厄运;最终,这场本质上是奥地利内部政治的事件,如星星之火,引爆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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