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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3)

2014-07-25 10:05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0期
1914年夏天,在欧洲大陆被遗忘的一角,一场本质上是奥地利政治事件的谋杀,毫无预期地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外,所有欧洲国家最终都卷入其中,日本与美国后来也加入。这场战争是如此不可预知,回顾时又如此令人难忘。从那时至今,约有5000种书籍试图解释这个难以解释的事件,隐藏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性帝国构架里的潜在悖论,以及逐渐失去弹性的现实主义均势政策,竟能爆发出那么毁灭性的力量。

现代性危机与民族主义

在欧洲文化领域,自19世纪80年代起,产生了一些描写现代文明衰亡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这种形式的规模虽小,却兴盛了一阵子。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诺尔道(Max Nordau)以狂热口吻所著的《退化》一书便是一个例子。尼采以其能言善辩、充满威吓的口吻预告了即将来临的灾难,虽然他没有清楚地说明这场灾祸的确切性质。他以一连串充满空幻直觉、未明真理的诗歌和预言警语,来传述这种危机感。“对所有价值观念的重新评估”已经在进行中,价值现象学思想家舍勒、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历史学家特勒尔奇、诗人斯蒂凡·乔治等,都以一种浓重的抑郁的笔调描述了黄金时代的远去和完整性的消逝。一种新的知识学倾向也在他们中悄然兴起。

当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这类反思已比比皆是。1914年来临前,愤世嫉俗者、反社会人士和退职的数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正在写他的不朽著作《西方的没落》。“文化的命运”,这个短语如同一道灵光,醍醐灌顶。在斯宾格勒这里,现代民主政治、军国主义、技术主义、大都市经济等等,都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历史象征被编制到一个整体的文化图像中加以说明。在《西方的没落》中他这样表述:“每种文化都有其新的表达可能,这些新的可能性出现,成熟,枯萎,永不再来。”1913年,德国电器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德国经济的核心人物——瓦尔特·拉特瑙出版了他的《精神力学》一书。在书中,他强烈警告,技术与机械化对纯真和“心灵国度”的危害。1923年,这位主张和平与妥协的工业巨子在签署了《拉加洛公约》后,被狂热的右翼青年刺杀。也是在1913年的那个世纪之夏,恩斯特·云格尔决定去非洲寻找“失落的花园”,以排解“步步侵入我的身体的无聊这剂致命毒药”;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巴黎圣母院的圣安娜大门前瞻仰了整整两个小时,感慨道“八百年来聚集了一批魅力无穷的人类,远远超越我们与之交往的那群人”,这些感慨后来顺其自然地成为《追忆逝水年华》;作为“自由德国青年运动”一分子的沃尔特·本雅明在柏林的一本杂志上写道:“漫游、庆典服装、民族舞蹈不是最终的,而且——在1913年——还无关精神。这年轻一代还没有找到他们先天的、必须憎恨的敌人。”路德维希·迈德纳在着魔似地工作,夜以继日地描摹恐怖的末日幻景;从罗伯特·穆齐尔到托马斯·曼、从卡夫卡到乔伊斯,都曾在日记中吹嘘某次成功在午夜前上床睡觉。唯一坚守19世纪对科学、理性和进步信仰的严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受那种充满幻灭感的影响,是因为它展望未来的“民众”胜利。

1914年之前,早已有人观察到欧洲人弃绝和平、理性和进步的理想,而追求狂暴、本能和激烈的发展。有一部书就名为《自由主义英国的离奇死亡》。正如一位欧洲人所回忆的:“这个书名可以延伸到整个西欧。在新近收获的物质享受中,欧洲中产阶级却感到浑身不自在,他们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人类修筑的铁路,可望将旅客带到他们从不知道,也尚未去过的目的地,虽然旅客对这些目的地一无所知、全无体验,但他们却不曾怀疑这些地方的存在和性质。正如凡尔纳笔下的月球旅客,他们既不怀疑这个卫星的存在,也不怀疑到了那儿他们将会看到和将会发现的事物。他们可以预测20世纪必定是19世纪中叶更进步、更辉煌的版本。可是,当人类火车稳稳驰向未来之际,旅客在放眼窗外时,看到的却是一派出乎意料、充满迷惑而且令人烦恼的景色。这真是车票上指明前往的地方吗?他们是不是上错了火车?更糟糕的是:他们上对了火车,只是火车却不知为何要将他们载向他们既不想要又不喜欢的方向。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噩梦般的形势是如何发生的?187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知识史上充满的不仅是期望变成失望之感(如一位幡然醒悟的法国人的玩笑话:当我们还有一位皇帝时,共和国是多么美好),更是期望适得其反之感。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种逆转的感觉同样困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和实践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洞察到的,现代主义所造成的理性社会,就像一个“铁笼”,窒息了人性、激情与诗性。

在欧洲统治者和惊恐的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国际性歇斯底里症,开始于1871年为时短暂的巴黎公社。平定了巴黎公社后,胜利者对巴黎居民展开大屠杀,这场屠杀的规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纪国家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可敬的社会所发作的这场短暂、残忍,却也极具当时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民主化——政治大众化的时代来到了。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言:“穷人和富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其利害关系显然不会一样。就算我们假设这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一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所谓的上流人士一样。这便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困境。自由主义虽然听命于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独立议会,但它却借着不民主的作风尽量回避它们。也就是说,它不赋予大多数本国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895年,盖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写道:“所有因财富、教育、才智或诈术,而适合领导人群并有机会领导人群的人——易言之,所有统治阶级的派系——一旦普选制度确定之后,便必须服从它,并且,如果时机需要,也必须诱骗和愚弄它。”自此,当统治阶级真的想说真话时,“他们必须在权力回廊的隐蔽处说真话,例如俱乐部、私人的社交晚餐、狩猎会或周末的乡间住宅。在这些场合中,精英分子彼此见面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在国会辩论或公众集会上的争论笑剧。因而,民主化的时代转变成公众政治伪善,或者更准确地说,口是心非的时代,从而造就了政治讽刺作品的时代:杜利先生的时代,以及尖锐滑稽且才华横溢的漫画杂志的时代——这些漫画杂志中,典型的有德国的《简单》、法国的《奶油碟子》或维也纳卡尔·克劳斯的《火炬》”。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放过“公开论述”和“政治实情”之间的缝隙。

事实上,当时欧洲社会的上流阶层,对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已经有深切了解。法国严肃言论的堡垒——《时代》和《两个世界杂志》的编辑,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顾名思义的书——《普选权的创立:现代国家的危机》;英国保守党殖民地总督米尔纳,则曾在1902年私下称英国的国会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无疑反映了领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随者抛弃的感觉,呈现出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潮流淹没的感觉”。不安的状态的确在扩散,尤以战前最后几年为最——法国南部葡萄酒农的暴动;奉派前往镇压他们的第17军团的兵变;贝尔法斯特、利物浦和都柏林的几近全面罢工;瑞典的全面罢工;巴塞罗那的“悲剧周”……它们是社会脆弱程度的征候。

当各个政府面对政治上显然无可妥协的势力的兴起时,他们的第一本能往往是压制。政治高手俾斯麦操纵有限选举,对天主教群展开反教权战争,宣布社会民主党非法。但恢复到明目张胆的专制主义看来已不可能。名义上仍由君主所代表的政府,其情况又怎样?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内战后的美国,其政权可能是失败、革命和内战的产品,拉丁美洲各共和国递嬗频仍的政权,自然更是典型代表。在王国制度长久确立的地方——即使是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共和的鼓动也是绝不可忽略的。全国性的骚动愈演愈烈,政府还可以把其所有臣民或公民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吗?因而,这是一个促使政府、知识分子和商人发现“非理性”的政治意义的时刻。英国政治学家华莱士于1908年写道:“任何以重新检讨人性作为其政治思考基础的人,必须以设法克服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为开端。”华莱士意识到,他正在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撰写墓志铭。

在那些自发的民间情感可供开拓操纵,或可将非官方群众活动涵括进去的地方,官方若主动出击,便会获得最大的成功。法国的7月14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庆日,是因为它唤起了人民对大革命的眷恋,也满足了人民对法定狂欢节的需求。德国虽然用了无数吨大理石和砖造物,还是无法将皇帝威廉一世尊为国父。但在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逝世之际,政府却乘机利用了民族主义的热忱,树立了上百根“俾斯麦纪功柱”。反过来,民族主义也在军事强权和全球野心的驱使下,被焊接到其素来反对的“小日耳曼”当中。当时的各个政权实际上已经在世界大战到来前分别进行无声的战争:想要控制各种足以代表其境内人民的符号和仪式——从公立教育制度,到出生、婚姻和死亡等重大仪式的控制。在所有这些象征中,最强有力的或许是音乐,其政治形式为国歌和军队进行曲。在没有征兵制的英国,1914年8月到1915年6月之间,共有200万人志愿服役。这个事实,以令人悲伤的方式证明了整合式民主政治活动的成功。1914年,只有在几乎尚未认真着手使贫穷公民认同于国家的地方(如意大利)或者在几乎无法使贫穷公民与国家和政府产生认同的地方(如捷克),民众才会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反战。

1914年前的日子,吸引公众最多注意力的是那种有闲阶级和大亨。这种现象比比皆是:艺术品商人说服亿万富翁,让他们以为只有搜集古代大艺术家的作品,才能确保他们的身份;成功的杂货商如果没有一艘大游艇便称不上体面;没有哪个矿业投机家不养几匹赛马以及拥有一栋(最好是英国的)华丽别墅和松鸡狩猎场;而他们单是在爱德华时代一个周末浪费的食物的分量和种类,都令人难以想象。

帝国的骄傲与鼎盛的无常加剧了某种预感,吉卜林,这位帝国主义诗人,以其关于帝国无常性的预言,迎接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远方召唤,我们的舰队逐渐消失;炮火在沙丘和岬上沉落:看呀,我们昨天所有的盛观,和尼尼微和泰尔一般!”即使是勤奋工作且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也认为帝国主义已逐渐等同于“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国家”。霍布森就有这种看法:“如果中国被瓜分,则西欧的更大部分,将在外表和性质上,和英国南部、蔚蓝海岸,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充满旅行车队和旅馆的地方一样:一小群富有的贵族,靠着从远东抽取股息和年金为生;在他们身旁是人数稍多的职业侍从和技艺工人,以及一大群私人仆佣和运输业工人。所有欧洲的主干工业均将消失,主要的食品和制造品,都以贡物的方式由非洲和亚洲流进来。”

最终,在这场资产阶级精神危机中,民族主义以一种非理性的激情形式填补了空洞。正如霍布斯鲍所观察到的,“一个资产阶级的奇异现象——至少是在其大部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奇异现象”:“他们心甘情愿甚至热切地跃进地狱”。意大利未来派作家玛里内蒂写道:“只有战争才能使智力回春、加速和敏锐,使神经愉快、活泼,使我们从每日背负的重压下解放,使生命添加滋味,使白痴具有才能。”1914年那场战争爆发之初,很多知识分子也将以欣喜和骄傲的宣言迎接战争。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反思的:“那次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在战前40年的和平时期积聚起来的内在力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那种内在力是势必要发泄出来的。”“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200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相互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不过,“说不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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