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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2)

2014-07-25 10:05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0期
1914年夏天,在欧洲大陆被遗忘的一角,一场本质上是奥地利政治事件的谋杀,毫无预期地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外,所有欧洲国家最终都卷入其中,日本与美国后来也加入。这场战争是如此不可预知,回顾时又如此令人难忘。从那时至今,约有5000种书籍试图解释这个难以解释的事件,隐藏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性帝国构架里的潜在悖论,以及逐渐失去弹性的现实主义均势政策,竟能爆发出那么毁灭性的力量。

帝国的自负与焦虑

19世纪上半叶,根植于主要贸易城市的独立生意人形成了真正的跨国资产阶级,他们构成了世界的贸易和金融网络。他们所富有自由主义、改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籍。这种国际主义部分表现在不同国籍的个人和家庭的结合,家族成员常常遍布欧洲甚至跨越大西洋,他们所构建的金融网络模糊了国籍的身份,与帝国的构架并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秩序才被其内生的矛盾与悖论所颠覆。

以欧洲顶级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例。1873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本达到650万英镑,是排名第二的巴林银行的3倍,遥遥领先的优势一直到1908年也未被撼动。家族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信任,从1865到1914年,他们占据了伦敦市场上发行的政府贷款将近四分之三的份额,还控制着政府债券的发放。罗斯柴尔德既是伦敦金融城最重要的家族,也是在巴黎居于领导地位的几大银行集团之一。伦敦与巴黎负责经营银行业务的家族成员之间是堂兄弟关系。19世纪八九十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在巴黎的堂兄弟一起,同戴比尔斯珠宝公司、力拓矿业公司合作建立了他们的矿业帝国(黄金、钻石、有色金属和石油)。据说,在1900年,其价值就达到了1亿法郎。“一战”前,罗斯柴尔德银行是巴黎金融市场上最大的证券持有人,其投资组合估计有5亿法郎。即使到了1908年,法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若从中抽离部分资金,也会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向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纽约都派出了自己的成员,建立了一个泛欧的、跨大西洋的国际银行产业链。

金融业以强大的融资能力,强有力地推动了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伦敦的另一重要商业银行——施罗德银行,于20世纪初开始在海外扩张,特别是拉美市场。1908年,它向巴西发放了一笔价值1500万英镑的贷款,以此来稳定巴西的咖啡市场价格。当时,金融城有一位活跃的知名银行家叫欧内斯特·卡塞尔,他是德国科隆的一位银行家之子,1870年来到伦敦,他组织了美国与墨西哥铁路项目的融资,也是在1879年第一个同意为修建埃及的阿斯旺水坝融资的人。1902年,他建立了埃及农业银行,为埃及农民提供贷款。1909年,由英国外交部牵头,他与巴林银行领导人李维尔斯托克勋爵合作建立了土耳其国民银行,以加强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他还与大型军火和船舶企业Vickers& Sons公司长期合作,从而参与了为英国工业融资。他不仅是威尔士亲王面前的红人,而且还是财政部最受欢迎的顾问之一和英国外交部的使节。他热心于促进英国与德国的长期友好关系,还在1912年被派遣到柏林向德国总理呈交外交照会,表达与德国缓和军备竞赛的诚意。

正是金融界强悍的融资能力,催生了帝国膨胀的热情,人们却意识不到,这种帝国的膨胀正是战争孕育的动力。戴比尔斯钻石与黄金集团的创始人西塞尔·罗德斯,一个帝国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在他的非洲地图上用铅笔在开普敦与开罗之间画了一条线,准备修建未来的跨非洲大陆帝国铁路,从开普敦向北一路经过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跨过大湖与喀土穆,穿越尼罗河,最后到达埃及。他宣扬:“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在越来越广阔的世界角落居住,人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他的个人帝国野心背后,离不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支持。他致信罗斯柴尔德公爵:“有你在我身后,我能做所有我说过的事。当然,如果你想法不同,我也无话可说。”尽管全球化和殖民地扩张之间联系不大,然而,政治和经济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扩张中起到了首要作用。在以帝国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化第一阶段中,主要的金融中心都参与其中,其自我矛盾之处在于,它既是全球性的,但又具有民族主义性质,从而表现出对其政府扩张性政策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非常关键的,其价值体系深深扎根于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文化。弗兰德·罗斯柴尔德就曾说:“为英国国旗插上每个岛屿而欢呼,为插上喜马拉雅山的每个峭壁而喝彩,以及为插上亚洲的每座尖塔而喜悦……”1899年10月布尔战争爆发时,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每个会员都粗暴地示范了国家主义。因此,1912年1月,在一场围绕安吉尔的《巨大的错觉》的讨论中,伦敦银行家协会主席弗雷德里克·杰克逊说:“战争仍有可能发生。”当战争在1914年8月真正爆发时,银行家和金融家即使反对,却无力阻止战争的蔓延,甚至他们的资本本身也卷入了战争——他们的资本与他们的政府密不可分。

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导致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虚伪的说辞。从1880到1914年,全球化导致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回归。在大国中,德国充当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先行者。1879年,俾斯麦对农业和工业产品都实施了保护性关税;法国于1892年紧随其后,实施了新关税法案;至于美国,它在整个19世纪都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产品的平均关税高达40%~50%。保护主义的回归并没有导致贸易的下滑,相反,19世纪国际贸易出现了戏剧性增长。以欧洲为例,以占GDP的百分比衡量,出口所占比例从1860年的9%增长到1913年的14%。

真正将自由经济力量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是海外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国际游戏规则自19世纪70年代帕默斯顿、俾斯麦等欧洲政治家登上历史舞台,就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家利益开始高于欧洲利益,对大炮与火药的信任开始超过对议会的信任。特别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这个帝国是在1864~1871年以外交和战争牺牲别国利益建立起来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一书中分析的:“由垄断到竞争的改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商业企业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斗争,这种斗争将强者和弱者分开,打消某些人的志气而使另一些人坚强,牺牲古老的国家而鼓励新兴、饥饿的国家。原本深信未来将不断进步的乐观心理,渐被不确定的剧痛感所取代。凡此种种都强化了竞争,也为日益尖锐的竞争所加强,这两种形式的竞争已经合一。经济的宇宙已不像19世纪中叶那样,是一个环绕着英国这颗恒星运行的太阳系。英国显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也不再是其主要的进口市场,相反,它的相对式微已经很明显。好几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工业经济彼此对峙,经济竞争与各国政治乃至军事行动,已经紧密交织,无法分割。德国令人惊愕的工业增长,赋予它强大的国际分量,这是当年的普鲁士比不上的。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之间,旧日针对法国的爱国歌曲《莱茵河上的警戒》,迅速被《德国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所驾凌。”

既定秩序的挑战者德国给自负的旧帝国所带来的焦虑,主要发生在帝国的海外疆域。在殖民地,经济和政治—军事势力有一种危险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因为相互敌对的国家在世界各地竞逐市场和原料,也因为欧洲帝国对近东和中东这类经济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重叠的。石油外交早在1914年前便已是中东政局的一大关键要素,德国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战略渗透,不但使英国人发愁,也促成土耳其在战争中加入德国一方。当时局势的新奇之处在于:由于经济和政治的结合,即使是将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和平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也无法平息国际上的敌对竞争。

资本主义积累的特色,正是它对时空扩展的无限野心,自由资本主义尤为如此。标准石油公司、德意志银行、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其自然疆界是在宇宙的尽头,或其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正是这种世界新模式,使传统的世界政治结构日趋不稳定。无论欧洲各国如何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均势和稳定,但一出欧洲,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强国,也会毫不犹豫地向弱国挑战。它们似乎从未有意提供大战的导火线,却无疑促成了国际好战集团的形成。日后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始于英法在1904年取得的“真诚谅解”。这种“谅解”根本就是帝国主义的交易。使世界局势更为险恶的是,众人不自觉地接受了政治势力理应伴随经济发展无限增加的观念。19世纪90年代,德国皇帝便据此要求他的国家“利于发展的空间”。俾斯麦当年也曾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为新德国争取到的地位,比普鲁士历史上所享有的都要强有力得多。可是,俾斯麦有能力克制他的野心范围,小心而精妙地避免失控;对继任者威廉二世来说,这种精妙的平衡则无以为继。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大,则其人口越多,其民族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则相应就该越高。因此,一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号是:“今日德国,明日全世界。”这种无限制的能力论可以表现在政治、文化民族主义与种族偏见的言辞中。这种言辞的有效公分母,是不断攀升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经济扩张是政治要求的基础和意义。经济与政治势力就这样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于是,国际形势的恶化,越来越逐渐超出各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范围。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历史的新产物。德意志帝国想要以和平的联盟自保,对抗主要的输家法国,结盟却又造成了反结盟。德国成为欧洲最具军事支配力的强国,而它在工业上的成就早已是欧洲国家畏惧的对象,出人意料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许多人都感觉到,这种结盟体系可能会将欧洲带向大战,但没有一个政府知道该怎么办。大家一再想打破这种集团体系,或者至少超越两个集团,建立或恢复友谊关系(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德国与法国、俄国与奥地利)来抵消它。可是,这两个集团被越来越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越来越显稳固。1905年后,国际危机越来越通过诉诸战争威胁来解决,各国政府却一头栽进军备竞赛中——军备的新奇性,却越来越促成灾祸。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工业化的杀戮技术,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戏剧性进展,不仅是小型武器和大炮的发射速度、火力在本质上都发生了革命,也因为更有效率的涡轮发动机、更有效地保护铁甲和足以承载更多大炮的能力,带来了战舰的升级。这场军备竞赛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到20世纪逐渐加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达到高潮。霍布斯鲍姆统计:“英国的军费,在19世纪70~80年代大致都保持稳定,整体预算所占百分比或平均人均负担而言皆如此。但是,随后便从1887年的3200万英镑上升到1898~1899年的4410万英镑,以及1913~1914年的7700万英镑。其中增长最壮观的显然是海军。1885年时,海军花了政府1100万英镑,和1860年差不多;然而在1913~1914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4倍之多。德国同期的海军支出增长更是惊人: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年9000万马克,上升到几近4亿马克。”当代美国式的“军工复合体”,在“一战”前的欧洲便已成型。德国政府在1908~1910年订购了一家军火公司价值4000万马克的武器,这家工厂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一家英国工厂辩称,其政府严重低估了德国人重整海军军备的进度,这促使英国政府决定把战舰数量加倍,而该公司则从每一艘大型军舰身上获得25万英镑的利润。简而言之,现代的国际死亡贸易当时已在轰轰烈烈地升级。1914年前5年,由于军备积聚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这种外表自负的军事强力,集结的正是帝国内心的焦虑,并在脆弱点上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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