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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

2014-07-25 10:05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0期
1914年夏天,在欧洲大陆被遗忘的一角,一场本质上是奥地利政治事件的谋杀,毫无预期地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外,所有欧洲国家最终都卷入其中,日本与美国后来也加入。这场战争是如此不可预知,回顾时又如此令人难忘。从那时至今,约有5000种书籍试图解释这个难以解释的事件,隐藏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性帝国构架里的潜在悖论,以及逐渐失去弹性的现实主义均势政策,竟能爆发出那么毁灭性的力量。

1914年6月28日,一场荒谬的刺杀将欧洲毫无意识地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年轻的塞尔维亚刺客企图暗杀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第一次其实失败了。他误伤了大公的座驾司机。斐迪南前往总督官邸,责怪奥地利官员安全措施不当,然后由夫人陪同,前往医院探视受伤司机。也许是命运使然,为他们驾车的司机却转错了一个弯,在倒车转向时,正好停在因刺杀失败在路边咖啡馆借酒浇愁的刺客前。这一次,斐迪南大公和夫人以生命为1908年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付出了代价。

没有人预料到,这场意外竟会将整个欧洲拖入希腊悲剧式的命运深渊。类似的国际争端与摩擦在1914年之夏来临之前,在欧洲远不是第一次——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在巴尔干、在阿尔巴尼亚、在南非,欧洲外交官玩弄虚张声势的恫吓几乎已成为一种常态。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将会因不愿战争,而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总能得以化解,屡试不爽。1911年,意大利攻占利比亚;1912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着手将土耳其从巴尔干半岛逐出。土耳其帝国崩溃之际,所有列强都没有任何举动,其原因或是由于不愿得罪可能的同盟国意大利(意大利当时尚未表明参加哪一方),或是由于害怕被巴尔干诸国拖进无法控制的情况中。它们看着土耳其几乎被逐出欧洲,继而获胜的巴尔干小国继续第二次内战,看着它们在1913年重绘巴尔干地图。它们唯一所选择的,是在阿尔巴尼亚成立一个独立国家,并依惯例由一位德国亲王出任郡主。

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实际上显得那样普通寻常。那天,斯蒂芬·茨威格正坐在维也纳的公园里,奥地利人因参加“彼得和保罗”这个天主教节日而聚集在公园里。茨威格正在读一本托尔斯泰的传记。“一战”序幕唯一的征兆就是缓缓飘来的音乐演奏因一封急电戛然中断了一会儿而已。人们议论着作为政治谋杀牺牲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甚至还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戏谑的调侃。“皇储根本不受人爱戴。”斐迪南缺少那种奥地利人无比看重的亲和力,经常“神气活现,威风凛凛”,“不懂音乐,缺乏幽默感,妻子同样一副阴沉沉的面孔”,“急不可待地想要得到统治权,却不知道如何掩饰这种急不可待”。两小时后,人们又恢复了谈天欢笑,餐馆重又奏起了音乐——“许多人在那一天暗暗舒了一口气,觉得老皇帝的这位继承人的丧命对那位可爱得多的年轻的卡尔皇子十分有利。”

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中)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前左一)在英国某地狩猎

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中)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前左一)在英国某地狩猎

在此后一周里,没有任何因这一事件将要对塞尔维亚采取政治行动的暗示。对皇室来说,斐迪南的死首先引起的完全是另一种麻烦,即丧葬的礼仪问题。根据皇储的身份,他本可以在哈布斯堡皇室的传统陵园占一席之地。但斐迪南生前曾为娶他那位出身伯爵门第的妻子而和皇室做过长期的激烈斗争。虽然他的妻子出身大贵族,但根据哈布斯堡皇族400年的秘密家法,她与斐迪南不是门当户对的,她的孩子没有继承权,在隆重礼遇方面,其他皇子的夫人们强烈要求比这位皇储夫人优先。宫廷的傲慢即便对一个死去的女人都绝不让步,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首先要处理的是各种宫斗。也正因大公的夫人非皇族出身,欧洲各国王没有一位国君参加丧礼。多年后,亨利·基辛格曾带着叹息假设道:“当时要是各国国王聚集一堂,有机会交换意见,或许就不至于在数天后轻言宣战。毕竟,引起战端的仅是一桩恐怖分子的阴谋而已。”

这位大公的名字眼看将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甚至到了1914年7月底,奥地利已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聚集一堂,虽深深感到困扰,却仍然相信一场全面战争不可能爆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就说道:“我个人并不相信会发生全面战争。”由于几十年的持续和平,1914年,整个欧洲都沉浸在和平的幻象里。

1909年,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出版的著作《巨大的错觉》,成为世界畅销书。1913年,他又写了《给德国大学生的一封公开信》,扩展了他的观点。尽管巴尔干令人头疼的声音一再传到北方,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们都通过这位英国作家的书获得了安抚。安吉尔认为,全球化的时代断绝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为所有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经济网络外,在国际交流方面,特别是金融世界的联系,也使战争变得毫无意义。他是这样论证的:即使德国军方可能想和英国分个高下,“在德国国内也没有哪个重要机构能够避开严重的损失”。要是战争爆发,“整个德国金融界会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以结束对德国外贸毁灭性的局势”。安吉尔的论述说服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美国斯坦福大学时任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在读完安吉尔的这部著作后,曾在1913年宣言:“一直威胁着欧洲的大战永不会到来。银行家不会为这样的战争筹钱,企业家不会让它继续下去,政治家没有办法打仗。”不仅是安吉尔,所有人都被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所鼓舞,欧洲第一次出现了稳定、文明与和平大欧洲的概念。思想家如本杰明·康斯坦特、杰里米·边沁和亨利·德·圣西门等人,把发动战争的旧制度和革命比喻成苍老的嗜血老头,预测商人、律师和工程师会统治未来的新世界。卡尔·马克思也认为,资本获得了新权力,金钱将消解传统,连接世界,而最终胜利的工人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化身。

1875~1914的40年间,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并行的时代。在此期间,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人口流动以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带来了世界的开放,也伴随着殖民帝国的建立与帝国主义权力空前规模的扩张,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控制了大半个地球。到1914年,英国已经扩张成为领土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拥有4.5亿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也控制着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000万居民。1914年之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非常有利于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瑞士经济与金融史学家尤瑟夫·凯西斯认为,此后直至20世纪末,也未再有如此有利于国际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1914年前,欧洲的资本输出总额达到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高度,这些资金被投资到世界各地,为大量的公共或私人活动提供融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几个金融中心的股票市场交易价格几乎同时同一趋势变动,并与世界范围内的利率水平趋于一致。1870年之前,伦敦和巴黎一直是仅有的金融中心,之后柏林、纽约加入进来,而一些更小的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苏黎世和日内瓦,也通过进入一些有竞争优势的特殊领域找到了适合它们自己的角色。

1914年前的欧洲,人们不再需要护照就可以自由流动。从1850年开始,国际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1870到1915年,有3600万欧洲人离开了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约70%)去了美国,其他人则去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铁路网开始持续大规模扩张,世界扩展到了每一个大陆,跨过经纬度,将沿海地区与内陆连接起来,纽约与利物浦之间的海上航程从19世纪初期的三五周缩短到19世纪80年代的一周以内。自1832年莫尔斯电码发明之后,电报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英吉利海峡海底,早在1851年就有一条电缆将美国与欧洲大陆联系起来,经过10年努力,跨大西洋电缆于1866年在伦敦与纽约之间铺设成功。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陆路也很快连通,电报线路在殖民帝国内部也建立起来,这样,整个世界都被连接起来。从1901年开始,无线电通讯就可以跨大西洋传输。此时,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律:一项发明紧赶着一项发明,一项发现紧赶着一项发现,每一项发明和发现,都又以飞快的速度变成普遍的财富。“当齐柏林飞艇第一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前往比利时途中,恰好在斯特拉斯堡稍事停留,我在那里看到飞艇在大教堂上空盘旋,底下是热烈欢呼的群众。晚上,我在比利时的维尔哈伦家得到消息说,飞艇已在艾希特丁根坠毁。维尔哈伦眼里含着泪水,非常激动。如果他仅仅作为一个比利时人,也许会对这次德国的空难抱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当布莱里奥驾驶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的人也热烈欢呼,仿佛他是我们祖国的英雄。大家都为我们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进步感到自豪,于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的感情。”

对外投资在19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从19世纪末开始经历了强劲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投资于国外的股权资本高达440亿美元。全球化第一阶段的顶峰时期是在1900至1914年出现的。这一黄金时期的首要标志就是银行家和金融家拥有的财富。据《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统计,在欧洲,银行和金融家成了最富有的群体。在德国,财富超过150万美元(600万马克)的富人中有27%是银行家,相比而言只有12%是这个国家最具实力的工业家,主要是钢铁制造商。法兰克福尽管有所衰退,但它仍然是巨富的港湾,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避风港。1914年前,一个国家的贸易与金融账户的平衡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英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非常关心金融业务收益在维护英国收支平衡方面的重要性,英国从海外投资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和分红,英国因此被P. J. Cain和A. G. Hopkins称为“绅士帝国主义”。金融家成了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

“一战”前的欧洲是一个经过40年和平,普遍繁荣的时代。一位欧洲人所回忆和眷恋的昨日欧洲充满了自信:“也许像今天这一代人描述我们当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是困难的。我们欧洲所有国家,几乎普遍感觉到的繁荣业已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华美,人口一年比一年多。1905年的柏林已不能和1901年见到的柏林相比较,柏林已从一座首都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些城市,我每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人们从各种事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这样一些先前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备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自从工作时间缩短以后,无产阶级也发家致富起来,至少有一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谁敢作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书或一张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愈是大胆,愈是舍得花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愈能保险赚到钱。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

在1914年7月国际危机最紧急的时刻,采取毁灭性步骤的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他们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奥地利递上导火索的德皇威廉二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询问他的将军们:这场战争究竟能不能不同时攻打俄国和法国,而仅局限在东欧?将军们的答案是:很不幸,这是办不到的。那些亲手构筑战争的人,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1914年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这一天,巴林兄弟银行的合作人之一加斯帕德·法雷尔在一封信中曾写道:“没有什么比亲眼看到我们几代人辛苦建立起来的信贷大厦如何在一夜间分崩离析更加让人心痛的事情了。”当时,这种观点在欧洲获得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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