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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和平的经济及政治后果(4)

2014-07-24 09:36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0期
凡尔赛体系下的欧洲和平极度脆弱。美国式过于抽象的集体安全与欧洲式过于狭隘的传统均势相互消解;对德国不切实际的战债赔偿要求和苛刻的领土安排,既未能将德国重新纳入欧洲经济体系,又留给德国恢复元气的可乘之机,还埋下了德国国内政治分裂和复仇的祸根。

重划领土

正如凡尔赛体系所贯穿的美国理念与欧洲均势现实的矛盾一样,欧洲版图的划分也充满着威尔逊所提倡的民族自决原则和欧洲大国所追求的均势目标的反反复复的磨合。划分版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遏制德国,另一方面是为了防范取得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和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对德国的领土安排最终很纠结:从言和的角度来看处罚太重,从防止德国复苏的角度来看又太宽大,注定使百废待举的协约国不断面对卷土重来、桀骜不驯的德国的挑战。在西部,德国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在欧本和马尔梅迪割让两块极小的领土给比利时,并放弃它过去与卢森堡的关税同盟。萨尔煤矿区由国际联盟的一个委员会管理15年,期满时其命运由全民公决来决定,矿产的所有权转让给法国,作为对战争期间法国的煤矿遭到破坏的补偿。在南部,德国割让了一窄条领土给新建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并禁止与奥地利合并。在北部,过去的大公爵领地石勒苏益格的一部分,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归属。在北部地区,75%的票数同意归属丹麦;在南部,大多数拥护归属德国。

在东部,德国割让给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各国的是默麦尔的港口及其邻近地区。这一地区最后转让给了立陶宛。德国将波兹南省和西普鲁士省的大部分地区割让给波兰,并带着一条大约40英里宽的海滨地区——即所谓的“走廊”,它把东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领土分隔开来。但泽是一个德国人居住的城市,但又一直是波兰的港口(它在“十四点”中已被许诺成为“一个自由的”和安全的出海口),成为一个与波兰有条约关系的自由市,进入波兰关税体系,并由波兰指导其对外关系。另外,要在西普鲁士的马里沃地区,东普鲁士的阿伦施泰因地区,以及整个上西里西亚地区进行全民公决。马里恩维尔德地区和阿伦施泰因地区的公民投票结果是,同意归属德国的占压倒多数,每个地区都有几个村庄表明大多数人同意归属波兰,这些村庄就被转给了波兰。在上西里西亚的公民投票,双方都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并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这个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铁资源,投票结果,大约60%的投票者赞成归属德国,约40%同意归属波兰。以意大利和英国的特派员为一方,以法国的特派员为另一方,提出了相差很远的看法,最后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国联行政院。英意一方的界限是精心计算的尽可能接近实际投票结果的界限,法国的界限则明显地偏向波兰的要求,最终,德国以愤怒的情绪接受了行政院的决定。

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其法定地位在威尔逊与英、法、日三国中间引起争执。后三国有意就地分赃并吞并各自所分得的殖民地。威尔逊坚持私相授受是违反民族自决原则的。最后,同盟国终于提出所谓的“委托原则”,在此原则下,德国的殖民地及过去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以受国际联盟监督的“委托”方式分配给各战胜国,以促成其独立。但委托结果也没有使这些地方的独立快过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德属非洲殖民地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两国瓜分;西南非洲划归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东非的坦葛尼喀划归英国;卢旺达和布隆迪划归比利时。德属太平洋岛屿也被瓜分:赤道以北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归日本;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萨摩亚划归新西兰。接受这些殖民地实行委任统治的国家,遵守“门户开放”原则,这是对美国的安慰和让步,为美国资本向原德国殖民地和阿拉伯国家渗透提供了条件。

《凡尔赛和约》的领土条款,使德国在欧洲失去了2.5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大约700万人口。战胜国从德国夺走的殖民地面积,在非洲有270余万平方公里,太平洋24.5万平方公里,人口64.1万人。和约还规定,德国放弃在中国、泰国、利比里亚、摩洛哥和埃及的特权,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的事实,将德国在中国山东非法获得的“一切权利及特权”,包括胶州湾租借地转让给日本。这些条款无助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在消耗它。

“一战”结束时,欧洲的版图已经发生了变化。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解体了。人们很快发现,在这些地方,实行依语言、族系建立不同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原则”,是不切实际的。奥匈帝国的崩溃给德意志、奥地利留下一个孤立的和不均衡的残余地区。它的700万居民中有200多万集中在维也纳。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原奥地利西里西亚已经脱离奥地利而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核心部分。斯洛文尼亚已联合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一起组成了南斯拉夫。意大利占领了里亚斯特及其邻近地区。到头来,捷克1500万左右的人口中,有300万德国人、100万匈牙利人、50万波兰人,有近1/3的人口既非捷克亦非斯洛伐克人。而斯洛伐克对于加入以捷克人为主的国家也不是很有兴趣,1939年和1992年曾两度脱离捷克。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实现了南部斯拉夫民族知识分子的愿望,但要建立南斯拉夫,就必须跨越欧洲史上的障碍线,这条线曾使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使欧洲信仰分为罗马天主教与希腊正教,语言分为拉丁与斯拉夫语,大约穿越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在这两个复杂的历史中,它们从不曾属于同一政治实体,为建国所需付出的代价,在1941年引发了惨烈的内战,到1991年又历史重演。按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凡尔赛和约》“带来的灾难一直到90年代的欧洲还没有结束。90年代将欧洲大陆裂为寸断的诸国冲突,事实上正是当年《凡尔赛和约》所作之孽。《凡尔赛和约》导致的祸源,包括南斯拉夫内战、斯洛伐克分离运动引起的骚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脱离苏联、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领土权的纠纷、摩尔多瓦的分离运动,还有爆炸性最强的外高加索建国运动。都是拜‘一战’后和平安排所赐”。至于中东地区,英国在战时一心为了赢取国际犹太人的支持,轻率含糊地许诺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这是“一战”留给后代头痛的另一个难题。

防范布尔什维克主义与重新划分欧洲版图,这两项任务有相互重叠之处。1917年,夺得政权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人,与德国谋和,订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退出大战,失去旧俄在欧洲一大部分的领土。协约国与美国意图通过和约,在革命俄国周围排上一圈反共国家组成的“隔离带”。这些新国家的领土,其中多半,甚至全部,都是从沙俄版图挖出来的,因此,它们对莫斯科的敌意绝对可以保证。于是,从北到南,大大小小的国家一一被建立起来:芬兰,是经列宁同意正式脱离的自治区;波罗的海沿岸三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历史上从来不曾建立国家;波兰被外族统治了120年后终于再度恢复历史上的独立。还有罗马尼亚,从哈布斯堡王朝接收了奥地利、匈牙利一部分领土,又并入沙俄治下的比萨拉比亚,版图一下子扩大了两倍。这些土地当初都是德国从俄国剪下来的,若非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本来理当归还俄国。西方盟国原来的打算,是把封锁带一直建到高加索山区,但未能实现,因为土耳其虽然不是共产党国家,却在闹独立革命,对英法没有好感,反而和革命俄国交好。至于布列斯特媾和条约和条约后建立的两个短命独立小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以及英国原打算扶助的盛产石油的阿塞拜疆独立,也因布尔什维克在1918~1920年革命内战中获胜以及1921年《苏土条约》的签订而告吹。

列宁的俄国与德国一样,未受邀与会。和会召开前,苏俄政府向交战国政府建议,“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它抨击整个和谈进程,指其为一场资本主义闹剧,而发起国最终的目的在于干预俄罗斯的内战。一边为结束一切战争而谋和,一边却将欧洲两个最强的国家德国与俄罗斯摈除在外,这两国的人口加起来远超过全欧人口的半数,其军事实力也属全欧第一。仅这一点就注定《凡尔赛和约》不会成功。最终,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对土耳其的《塞夫尔条约》,构成了“一战”后的领土划分体系,成为日后灾难的地理依据。

劳合·乔治已觉悟到,他将自食其果。在1919年3月致威尔逊的信件中,他说:“不愧是世上数一数二积极进取与实力雄厚的德国,居然被一群小国所包围,而其各民族中有不少人从未能建立稳定的政府,而每一国中都有大批吵着要与祖国统一的德国人”;“我想不出来将来有比这更可能掀起战火的原因了”。这致使曾为欧洲带来百年和平的《维也纳和约》所依赖的三个条件,维持欧洲均势、与法国怀柔修好和对正统观念的认同,都不复存在。

奇怪的后果是,《凡尔赛和约》的条件虽十分苛刻,但德国的战略优势似乎却比从前更明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东西两面均有强邻压境,使其扩张意图备受抑制,内层有法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外层有英国、美国。出乎意料,《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东欧已无制衡德国的力量,俄国发生了革命不再卷入欧洲列强纷争;奥匈帝国分崩离析,法国经历战争的打击国势衰微,英美实际上已不肯保证《凡尔赛和约》的执行。而当1919年和会上的仇恨消退后,欧洲外交人士逐渐发现,“战争责任”的归属要复杂很多,从而产生一个问题:对德国如此严苛的惩罚是否公平?一旦大家产生这种疑问,尤以英美执行惩罚德国的条款的意愿就开始动摇。而在德国大众眼里,《凡尔赛和约》一直都是“战罪谎言”。最终,和约既未建立起实质的均势,也未消除建立起道德均势的心理障碍。从长期来看,德国在《凡尔赛和约》后的地位,比战前更有利于主宰欧洲。曾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的和会代表们发现,离开巴黎时,新秩序不过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了。

(参考书目:[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英]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商务印书馆;[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英]尼尔·弗格森:《顶级金融家》,中信出版社)(感谢实习记者龚融和白新磊对本文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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