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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和平的经济及政治后果(3)

2014-07-24 09:36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30期
凡尔赛体系下的欧洲和平极度脆弱。美国式过于抽象的集体安全与欧洲式过于狭隘的传统均势相互消解;对德国不切实际的战债赔偿要求和苛刻的领土安排,既未能将德国重新纳入欧洲经济体系,又留给德国恢复元气的可乘之机,还埋下了德国国内政治分裂和复仇的祸根。

和约的经济后果

1919年4月,作为德国私人银行沃伯格公司的掌门人、金融家马克斯·沃伯格来到凡尔赛宫。在德国战后魏玛政府的多次邀请下,他决定加入谈判团队。这个犹太金融家族在银行业的资产不及摩根、罗斯柴尔德等庞大,但其家族中的各兄弟成员却也足以影响当时的历史。马克斯·沃伯格和弟弟弗里茨以汉堡为基地,开展家族金融业务,马克斯一直是德国政府经济部门的高级幕僚,弗里茨则是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

沃伯格带着重振德国的信心来到凡尔赛,坚信德国在战后能重振雄风,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强调,“德国人民因物资匮乏而遭受的苦难至少也同样严重”。这样的想法被美国代表嘲讽为“还没有认清现实”。谈判期间,马克斯及其团队的生活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在凡尔赛宫,他们受到的也是不公平的无礼对待,以至于饭后散步也成了奢求——当局只允许他们在一块长16米、宽4米的狭窄空间散步。5月,协约国公开他们苛刻的“分赃”条款,包括巨额赔偿、领土和殖民地要求,军队缩减规模及责令德国承担所有战争责任。两天后,德国代表团一致决定拒绝签字,准备离开。马克斯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一边宣告世界新纪元的到来,高唱博爱与公正,一边却干起了国际盗贼的勾当,为未来埋下了新的冲突和矛盾。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让人感到恐惧。”

“一战”后的德国柏林街景(摄于1919年)

“一战”后的德国柏林街景(摄于1919年)

同一时间里,作为英国谈判代表的凯恩斯也到达巴黎参加和会。他的任务是在和平进程中处理金融事务。他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诺曼·戴维斯、法国财政部代表拉斯特里伯爵以及意大利财政部代表阿道里科教授一起登上福煦元帅的专列,前往德国特里尔城,在那里,福煦元帅与德国总统艾茨伯格会晤,并与德国方面的金融专家讨论赔款支付手段。德国代表团团长是帝国中央银行的行长考夫曼博士。

凯恩斯计算过,以停战协议的条款为准,协约国可以合法地要求16亿到30亿英镑的赔款,这样,取一个中间数字20亿英镑就比较“明智和公允”。他谴责把战时家属生活费和阵亡将士家属赡养费包括进去的做法是“违背契约”的。除缩小领土和其他流动资产立即转手外,德国的偿付能力只能依靠出口贸易的顺差。然而,在战前5年里,德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年均7400万英镑,只有通过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德国在适当的时间里才有可能产生每年5000万英镑的顺差,以战后的价格计算等于1亿英镑。以30年的贴现率计算,总数将达到17亿英镑,再加上现存的1亿到2亿英镑之间的黄金和流动资产,凯恩斯认为,“20亿英镑的总数是德国有保障的支付极限”。德国交付的商用船队和其他资产共值5亿英镑,所以以30年付清的计划为准,德国一共还要交付15亿英镑,每年需支付5000万英镑。这些赔款,绝大部分可由法国接收,而英国则放弃赔款要求,协约国内部的战争债务一笔勾销,这样,美国纳税人手中的净债务为20亿英镑。为了对付欧洲领土的重新划分所带来的经济机构的瓦解,成立一个“欧洲自由贸易同盟”,须“通过德国的企业精神和组织为中介”,将德国重新纳入欧洲大陆的贸易体系。同时,欧洲需要安排以美资为主的国际贷款,为欧洲的对外贸易逆差和汇率的稳定提供资金。

可惜的是,凯恩斯的想法并未实现。美国对欧洲重建的支持和“欧洲自由贸易同盟”这些观念,一直要到“二战”以后才得以实现;而把德国重新纳入欧洲经济体系,其先决条件是建立在德国的战争能力被彻底摧毁的基础上的。在和会上,法国为了使德国至少在半个世纪内不能恢复元气,提出了天文数字般的、高达240亿英镑的赔款总数。美国深恐英国和法国打死了德国这只下金蛋的母鸡,过于沉重的赔款负担若造成德国经济崩溃,赔款义务不能正常履行,美国在欧洲的大量战债就无法索回。美国专家戴维斯由此提出了250亿美元的赔款数字。

1919年底,凯恩斯发表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欧洲人民在1914年前赖以生存的那种脆弱的经济机制,而《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修复这些损害,反而将它送进了坟墓。其他的统治方法都已经行不通了,只有经济学家对社会福祉的看法,加上专业技术出类拔萃的标准,才能筑起一道防止动乱、制止疯狂和避免衰退的最后防线。他指出,德国是欧洲大陆经济体的引擎,“欧洲经济体是以德国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大陆的经济繁荣主要依赖的是德国的企业精神和繁荣”。自由贸易同资本输出两者的结合还产生了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的平衡,以欧洲的工业产品换取美洲大陆的食品和原材料,而欧洲的“剩余资本”在美洲的投资可以说让它从新大陆获取“岁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是摧毁了欧洲的经济架构,几乎摧毁了欧洲在新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震撼了整个社会秩序。战争使得欧洲面临“生活水准绝对下降”的局面。更有甚者,所有交战国都在战时被迫采取对经济杀伤力很大的通胀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潜在的致命效果。而巴黎和会不是一种好的和平安排。它的制定者们创造了一个“迦太基式的和平”。在巴黎和会的参加者脑子里,“欧洲人的生活前途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欧洲人的生存手段也不是他们焦虑的所在。他们中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关注的焦点都在于边界和民族问题、均势问题、帝国版图扩张的问题,还有就是复仇,将战胜国自己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转嫁到战败国身上”。

与此同时,保罗·沃伯格也在四处奔波,向政客游说自己的观点,以拯救摇摇欲坠的德国。他与凯恩斯共同起草的倡议书在媒体上刊发。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可能导致德国政治分裂,受到影响的政府或会印发更多的纸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沃伯格认为,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欧洲恢复经济,削减德国赔款额度和所欠的债务。现实也正如他所说,不久,全球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

但事实无法改变。1921年5月,赔款委员会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赔偿数额,赔款总额定为1520亿金马克,其中1320亿金马克应在30年内付清,由此,德国被迫付出316.8亿美元的赔款(这是德国不可能付出的庞大数字;不久就减低为260亿美元,后来又减为7.14亿美元)。和约还规定德国的一切经济资源都应用于被侵害地的复兴,关税不得高于他国,输出或输入货物不受限制,德国的许多河流被宣布为国际河流,德境占领军的全部费用由德国负担。《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失去它领土的1/8、650万的人口,全部海外殖民地、投资及一切所有,赔偿则成了一个无止境的无底洞。德国政府在山穷水尽、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决定无条件接受和约,但却声明,这是“屈服于优势的暴力,并不放弃认为和约条款是空前不公正的意见”。复仇的种子就此埋下。正如沃伯格所预料的那样,德国分裂了,国内的极右翼极端政治势力甚嚣尘上,他也因犹太金融家的身份成为民众攻击的对象。

此后的整个20年代,协约国的专家和政客们在欧洲各处的旅游胜地讨论被称之为“亿万元废话”的德国赔款问题。英法意识到,德国赔款数字不尽早定下来对他们十分不利,彼此间开始举行直接的双边谈判,同时也开始与德国谈判。法国人尤其急于将德国的资源弄到手,重建那些被战争摧毁的地区。这些活动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劳合·乔治。他一方面受凯恩斯的影响,认为德国不可能每年偿付巨额赔款,一方面又担心,如果德国能够支付,就意味着出口贸易的增加,从而会影响英国贸易地位。他的心态在两者间徘徊。然而,他为减少赔款的努力又受到美国人的阻碍。美国绝不愿意减少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由于美国人不肯相助,法国人只能完全依靠德国赔款来进行战后重建。此外,没有美国的支持,劳合·乔治无法向法国提供安全防务上的保障,而一旦有了这个保障,法国本来是愿意放弃大量赔款的。绝望之中,法国采取了将莱茵河地区独立化的政策,而这个政策与法国想同德国达成经济交易的初衷是矛盾的。

到20年代,经过货币不稳定时期的德国开始了短暂的经济正常发展期。1924年,为缓解德国还款负担的《道威斯计划》的实施让德国经济迎来了一段蜜月期,华尔街和各国的资金源源不断地向德国提供短期贷款。保罗·沃伯格在美国的国际承兑银行成为德国与国际资金之间重要的桥梁。1925年之后,由于大量外国资金的注入,德国工业开始兼并浪潮,产生了大量的托拉斯和卡特尔。马克斯·沃伯格在最大的托拉斯I.G.法本公司中担任董事职位。1929年10月,“华尔街崩溃”开启了经济大萧条时代,金融中心崩溃,很快波及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摇摇欲坠,自由派民主政体的建构也几乎从地表上一扫而空。元气已有所恢复的德国,正右翼当政,反而以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模式摆脱了经济危机,并将法西斯势力向各地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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