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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乱:谁应为伊拉克负责

2014-07-10 10:29 作者:徐菁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28期
美国在伊拉克的两次战争,给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地区制造了新的权力平衡,但随着美国的离去,权力真空出现,混乱不可避免来临。

被释放的魔鬼

今年2月的一天,《纽约客》记者在巴格达拜访了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在那间出于安全考虑而没有一扇窗子的总理办公室里,马利基脸色苍白,不苟言笑。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说起话来声音单调,面无表情。那时,他正被安巴尔省的局势所困。

去年12月,由于政府逮捕一些逊尼派议员,安巴尔省爆发抗议活动。在安全部队清空一个逊尼派抗议营后,当地的部族民兵愤而开战。为了缓和与地方的关系,马利基做出让步,选择将军队撤出安巴尔。谁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组织借势攻打费卢杰和拉马迪。反马利基政治联盟、安巴尔省部落革命委员会旗下的逊尼派武装和政府军彼此拆台。两座重镇就此失手。

2014年1月12日,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在巴格达接受媒体采访

2014年1月12日,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在巴格达接受媒体采访

面对记者,马利基坚持,军事行动不会让国家走向分裂。他信誓旦旦:“首先,我们必须保证伊拉克的统一。”仿佛是一种回应,总理说话间,密不透风的办公室突然摇晃了起来,茶杯发出叮叮当当的撞击声音。在办公室百米开外,一辆汽车爆炸了。那是当天巴格达发生的8起汽车爆炸袭击之一。34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办公室里,人们沉默了一阵。马利基转向一个助手:“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2011年底美军撤出伊拉克后,巴格达对国家的控制力日渐衰弱。2013年对马利基来说尤其难熬。拉马迪和费卢杰失守前,当地数万反政府游行者走上街头。在巴格达,逊尼派穆斯林最神圣的艾布·哈尼法(Abu Hanifa)清真寺里,周五祷告后,寺内人声鼎沸,人们高喊:“马利基滚蛋!我们受够了!”

ISIS危机的爆发,被视作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冲突激化的衍生物。接受什叶派马利基的政府,还是接受逊尼派极端武装的治理?在逊尼派聚居的北部,许多人默认了后一种选择。这是ISIS得以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如今,ISIS打算在这个国家最脆弱的神经上痛击一拳。6月中旬,该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们对什叶派政权的复仇不会通过攻占巴格达来实现,他们要征服纳杰夫和卡尔巴拉。那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什叶派圣城。伊拉克什叶派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已经向什叶派发出“圣战命令”。

伊拉克战争11年,国家的和解与秩序的重整愈发渺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问题权威学者法瓦兹·吉尔吉斯(Fawaz Gergess)说,伊拉克权力分裂已成定局,无论总理马利基如何挽救,都不可能再回到以往的中央集权。

大多数西方媒体和分析家将历史归结为伊拉克持续动荡的根源。1916年,英、法以黑箱操作的方式签署《赛克斯-皮科协议》,在奥斯曼帝国的中东土地上创造了现代国家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国家边界的划分没有考虑该地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现实。奥斯曼帝国的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三个省被捏合成了今天的伊拉克。在奥斯曼帝国治下,这三个省有不同的行政管理机构,彼此往来十分有限。北部摩苏尔靠近叙利亚,那里的阿拉伯人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更为亲近。巴士拉主要由什叶派穆斯林组成,巴格达的主导是逊尼派。而摩苏尔的北边则是库尔德民族的地盘。简而言之,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伊拉克在国家建构上有天然的缺陷。

建立现代国家后的伊拉克历史,特别是萨达姆的执政,常被演绎为占国家人口20%的逊尼派对占人口60%的什叶派的残酷压制:萨达姆出生于逊尼派农民家庭。他执政后,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独揽大权,政府大规模逮捕和处死以什叶派宗教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反对派组织成员。许多西方媒体和分析家认为:今天伊拉克教派冲突正是萨达姆政策的恶果。

但这种历史叙述并不能解释一切。旧金山大学中东研究项目主席史蒂夫·祖内斯(Stephen Zunes)指出,在神学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差别并不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差异更大。过去,“伊拉克教派混居的村庄里往往只有一座清真寺,逊尼派和什叶派在一起祷告”。

伊拉克活动家拉伊德·贾拉尔(Raed Jarrar)出生在巴格达。在他的记忆中,教派并不是伊拉克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事实是,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在一个国家里已经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从没有发生过彼此屠戮的情况。人们混居在一起,通婚非常常见。我就是半个逊尼派半个什叶派。教派并不是国家意识的组成部分。我在伊拉克出生,从来没人问我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我也不知道我的亲戚、邻居、同事们的教派是什么。这并不是说大家彼此包容,而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教派背景会是个问题。这就像是在美国,你不需要知道你朋友属于基督教的哪个派别。”

《伊拉克宗派主义:统一的对抗性视角》一书的作者、新加坡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法纳尔·哈达德(Fanar Haddad)告诉本刊:“今天伊拉克呈现的教派斗争结构是2003年之后的产物。在伊拉克历史中,教派身份认同与教派关系的政治化并不是持续存在的。事实上,在伊拉克93年的历史上,教派与政治是分隔的。民族、种族和地区身份也同样如此。”

从现代国家建立之日起,伊拉克各届执政者都在努力建立国家的统一文化身份,以抵抗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身份,各地方部族的归属情结都可能带来的离心力。

1968年,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开始长期执政。他们的策略是从伊拉克地区的辉煌历史中寻找文化资源来构建新的国家认同。伊拉克是两河流域的核心地区,有3000年的文明历程,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摩利人都曾在这里创造辉煌的文明。复兴党试图推广这样一种概念: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是当今伊拉克人的共同祖先。用萨达姆的话说:“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并不始于伊斯兰时代。”那么教派之间的分歧也就不应当成为民族团结的障碍。

1969年4月,政府在摩苏尔恢复了新春仪式这一古老节日。摩苏尔是历史上著名的亚述王朝古都尼尼微古城的所在地。在新春仪式上,游行彩车上供奉的是阿拉伯帝国的大地图和阿拉伯历史上的杰出英雄人物。巴格达的尼布甲尼撒空中花园、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新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都得到了展示。在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政府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振兴和恢复包括舞蹈、音乐、诗歌在内的传统文化。用古代两河流域和中世纪伊斯兰的名字来命名现代伊拉克的行政省份和行政机构成为一种时髦。巴比伦、尼尼微和伊斯塔尔、吉尔伽美什、卡迪西亚这些古老的名字都重新出现在地图上。

萨达姆上台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进一步强化。1980年,他成为第一位出席摩苏尔新春庆典的总统。1981年,他亲自选定两河流域时期的古都巴比伦作为庆祝他打响两伊战争一周年的地方。当时的副总统马鲁夫在庆典中发表讲话,将两伊战争称作萨达姆的“卡迪西亚”战争。发生在636年的卡迪西亚战争是阿拉伯联军与波斯之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战争将波斯军队赶出伊拉克,并最终使波斯萨珊王朝覆灭。

复兴党对什叶派反政府组织的残酷镇压是历史事实,但这是基于稳固政治权力的考虑,而非宗教意识形态的选择。1979年,伊拉克开始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乌卡达尔(Ukhaydar)节,宣传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同源性。在1984年节日的开幕式上,伊拉克副总统说:“今天阿拉伯人的英雄萨达姆对敌人(伊朗)拔出的宝剑,和伊玛目阿里的剑是相同的。”这显然也是在向什叶派民众大献殷勤——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问题上,什叶派只效忠第一代伊玛目阿里及其后裔。这是他们和逊尼派在神学上的主要分歧。在整个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政权都在支持什叶派清真寺的修建。

这种政策的效果是不可否认的。1921年,统治伊拉克的费萨尔一世曾感慨伊拉克人充斥了宗派观念,毫无爱国之心。60年后,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有大量伊拉克什叶派士兵投身于与伊朗的战斗,尽管当时霍梅尼建立的是一个什叶派伊斯兰国家,并愿意为伊拉克什叶派的夺权提供帮助。

拉伊德·贾拉尔记忆中教派身份模糊的伊拉克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认同。但在过去10年里,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我们经历了地区历史上最大的宗派和民族‘净化’运动。500万伊拉克人被卷入大迁徙。我所居住的巴格达社区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逊尼派社区。什叶派不是死于袭击就是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了。而在我居住过的另一个地方,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逊尼派身上。”
在首都巴格达,两派分居被实体化了。在居民区里,美军和伊拉克政府为抵挡爆炸修起了三四米高、40厘米厚的钢筋混凝土防爆墙。不同街区的入口处设有检查站,全副武装的士兵或警察对可疑车辆进行盘查。作为安全措施,巴格达居民一般都持有注明居住街区的特殊证件,安全人员往往只允许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或者相熟的人员、车辆进入。

教派对立像被释放出牢笼的恶魔,与国家重建中的政治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将伊拉克拖向深渊。问题是:潘多拉魔盒是怎样被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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