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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导火索,为什么是朝鲜?(6)

2014-07-04 10:45 作者:李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27期
1894年的这场战争,通常被称为“中日甲午战争”,其实这种说法不经意地忽略掉了当年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朝鲜。同属东亚的朝鲜,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俄国和日本之间,也是列强踏入东亚的最后一块神秘封地。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朝鲜问题逐渐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焦点。朝鲜,成为新兴近代国家日本与传统宗主国大清王朝的角力场,并最终引燃了中日大战的导火索。

危机潜伏

在平息政变过程中,汉城发生了朝鲜人和日本人互相残杀的事件。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在这次政变中被杀死。所以事件平息之后,日本开始同清朝交涉。当时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清廷,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以集中力量对付法国,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1884年12月15日,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

1885年2月底,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启程来北京,与清政府交涉。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4月18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主要内容如下:

1.清、日两国驻朝鲜军队自签约起4个月内各自撤回;

2.事后清、日两国均不派员到朝鲜充当军事教官;

3.朝鲜若有变乱或者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如果其中一国要派兵入朝,应先行文知照对方。
李鸿章当时之所以同意撤兵,一是因清朝彼时正在越南用兵,二是他认为派兵驻朝鲜是为了防日,日本既已撤兵,中国已经没有留兵的必要。对于局势,李鸿章还比较乐观:“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

但是,《天津条约》在事实上第一次确立了日本在朝鲜同清朝对等的地位,也使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先前由中国独享的宗主国权利,改由中日两国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尤其是第三条,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想要派兵前往,必须互相通知照会,梁启超后来是这样评价的:“《天津条约》说明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可目朝鲜为我属国,则日本亦可目朝鲜为彼属国也。”“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共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为10年后清日两国出兵朝鲜提供了合理性,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后来两国各执一词,纠缠不清,终于酿成了战争。这在后来被公认为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的天津谈判,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第一次会面。时年62岁的李鸿章在见了比自己小18岁的伊藤博文之后,禁不住大赞对方是治国之才,并意识到未来日本将是中国最强劲的对手。“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果然一语成谶。10年后,李鸿章东渡日本收拾甲午战争残局——签订《马关条约》,而坐在他对面的,正是老朋友+老对手的伊藤博文。

甲申政变失败后,开化党人遭到了朝鲜政府最残酷的处罚。金玉均虽侥幸逃脱,但作为“逆贼”之首,其家属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连坐处死,其他开化党人及其家眷也多被处决。与此相反,这场政变最大的“赢家”是袁世凯。当时正被中法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清军卷入的消息时,十分震惊。不过还没有想好对策之时,又得知清军已及时平叛,而没用国内派一船一舰、添一兵一卒时,清廷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好印象再加一重。

另一方面,清廷在朝鲜的身份也日渐尴尬甚至遭遇挑战。在朝鲜,清廷自认为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名义驻汉城,监管朝鲜之商务和外交。但是这种与国际公法有落差的做法,也不为驻汉城的其他列强诸国使节所接受,否则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高其上等的“上国”。所以他们经常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

《天津条约》签订后,按照双方约定,清朝开始从朝鲜撤军,吴兆有、张光前、袁世凯三个带兵官员也都离开朝鲜。只有商务委员陈树棠留下。当时朝鲜情况甚为复杂,清廷既不肯放弃对朝鲜的宗属关系,对朝鲜的内政外交都要干涉过问,这种局面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应对的。经过一番考虑,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议由袁世凯接替陈树棠。因为在朝鲜的一些行为遭到同僚攻击,袁世凯在1885年初归国后便赋闲在家,以避攻击。没想到,更大的责任很快落到他身上来。1885年10月,李鸿章命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年仅26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

当袁世凯再返朝鲜后,发现朝鲜政局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开始逐渐同北方强邻俄国靠拢。此时日本在朝鲜采取低姿态,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励清廷出头抵制俄国对朝鲜的渗透。由于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后党集团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亲近清廷的大臣或被排挤,或无实权,从国王、闵妃到政府内的大多数大臣均倾向于联俄拒清。管理朝鲜海关的德国人穆麟德本是由清朝派去,后来却在暗中鼓励朝鲜投向俄国,被李鸿章撤换回来。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换言之即强化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从这段时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9年时间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朝鲜的宫廷事务和政治、经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力。对此,连日本方面也有所察觉。1894年6月,内田定槌致陆奥的信中谈道:“近年来朝鲜国对清国所表示的藩属关系,不止于朝鲜国王对清国皇帝虚礼,即驻朝官吏干涉朝鲜政府的内政、外交,而且朝鲜政府亦郑重地听从命令,不敢违抗。”朝鲜生活也给袁世凯一生留下深刻印迹,一生有一妻九妾的袁世凯,其中三位姨太太都是朝鲜人。

袁世凯在朝期间,把中国的宗主权提高到了极点,对朝鲜的控制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与此同时,为了强化中国宗主权,他有时不免会采用一些高压或过激手段。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

另一方面,朝鲜独立自主的愿望日益强烈,一些人士对积弱不振的大清王朝也有了逆反情绪。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墨贤理受清政府委托,接替被换回来的穆麟德,出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他看到了朝鲜国内对清廷的一些态度,不免忧心忡忡:“现在只是使用武力才能控制他们(朝鲜),而他们一遇机会便想法摆脱这种控制。”对于袁世凯,他后来在写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信中说:“我已看出朝鲜人对他的恶感日益增加而对中国的恶感也与以俱增。”袁世凯的强硬姿态也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1889和1890年,朝鲜国王李熙三次上书,请求清廷撤袁世凯。但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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