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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大画布(3)

2014-06-24 09:53 作者:曾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25期
不断地死,同时也可意味着反复地生,这是他对待世界的方式:置于死地而后生。

独来独往

第一次见到严培明,是在巴黎大收藏家、飞机制造商达索的家里。他举根雪茄坐在沙发上,法语流利,谈笑风生,背后是他为达索画的一张黑白肖像。

第二次还是在巴黎,他的画家朋友茹小凡家,十几人挤在一张桌边,他爽声谈笑,时有结巴,但不以为意。

对于不同的环境和朋友,他穿越自如。对于从来都吸引艺术家的巴黎,他却若即若离。“1991年那次展览之后,杨诘苍、侯瀚如都劝过我到巴黎去,但我更喜欢第戎。在第戎这个城市,一切都有它遵循的尺度,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永远是在做艺术而不是其他,我的脑子可以很清醒。”

在法国,他并不认为存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群体。“或者可以这样说:有朋友群,没有创作群。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到法国的艺术学生,像陈箴、王度,他们是1986年或1990年以后去的,我直到1991年参加蓬皮杜的展览才和大家认识。我和其他旅法艺术家区别也很大:他们都在大学毕业后离开中国,只有我是高中毕业就到了法国,几乎没有受到国内的学院训练,等于一张白纸。”

不过2002年,他还是在巴黎大区靠近中国城的地方买下一个工作室,3000平方米,当时在很多朋友眼里是一个大而不当的面积,去过的人都讶异于它的庞然,但几年后就像严培明所说的,一切都显得适度了。他到巴黎不必再住里昂车站附近的旅馆,有了画画和会朋友的据点,来访者时有法国政要,包括总统和总理。但他还是更多地待在第戎,在他曾经求学的学院里任教,每天多半时间待在工作室,独来独往。“我求生存,不求发展。”他底气很足地宣称。

他不去寻找前卫,在自己的体系里延伸。他也乐意去了解当代艺术的各种方向,但这种了解不会关照到他的创作。“我是独立的。”他强调。

他谈论蔡国强在巴黎塞纳河上的新作《一夜情》的庞大调度:“我没有这种能量,好像也不需要这种能量,我只在工作室里做最单纯直接的事情,一个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在北京尤伦斯的那次展览,时任馆长、法国策展人杰罗姆·桑斯给他的难题是空间。如何用绘画去填满一个那么大的空间?他想到把画变成旗帜,用鼓风机打开,飘置在展厅中间。“但我用染料画在布上,它们依然是绘画。我没有改变初衷。”

在纽约的展览,他尝试了黑白水彩。在卡塔尔那次,有一个厅也全部展示水彩。在他第戎的工作室,他辟出一个纸上作品的创作空间。他证明自己没有禁忌,什么材料都可以作为绘画的语言。“过去水彩都是用来画草稿的,突然之间我把它作为作品来做最直接的表达。”但他说自己不会尝试水墨,因为他认为水墨永远摆脱不了笔墨的负担。

他有一段住庙的童年,常被人说起,但严培明跟我说,其实没有那么传奇。“我妈妈认识一个还俗的和尚,他把我们家人接到那个废弃的旧庵里,并不偏远,就在上海市区。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穷,没有地方住。庵里其实很热闹,住了很多人家,就是一个贫民窟,没有给我更多的东西。”在交谈中,他总是轻松地还原到事情本身,就像他画画,简单黑白,但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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