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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的怪才们

2014-06-06 09:40 作者:薛巍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23期
“剑桥对一切太认真,尤其是对自己。牛津人则维护着那种不费力气的优越感,偏爱极端的东西、古怪的人、绝望的情形。”
懒散、勤奋的牛津学生
近年来哲学方面的两个大部头都可以说是牛津大学的学者贡献的。一个是德里克·帕菲特的《理与人》,一个是安东尼·戈特利布的哲学史著作《理性之梦》。而在历史上,牛津大学的老师是不写书的,他们主要靠言传身教。牛津大学学者本杰明·乔伊特曾经说:“一个人在写出一本书之前,都跟另外一个人一样优秀。”他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他“讨厌无用的学术”,另一方面是因为牛津大学一度是一个非常偏重教学的大学,许多导师甘于当“园丁”。曾经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学习古典学的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在回忆吉尔伯特·赖尔时曾写道:“他会给学生提出非常合理的建议,比如他建议学生除非迫不得已,不然不要去读博士。因为你最好是日后写一本很短的小书,而不是早早地写一本很长的烂书。”
在牛津大学的官方网页上有一个“著名牛津毕业生”名单,学者中,20世纪有A.J.P.泰勒(历史学家)、钱锺书(学者和作家);19世纪有汤因比(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7~18世纪有爱德华·吉本(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家)、约翰·洛克(哲学家)、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家);15~16世纪有伊拉斯谟(学者);13~14世纪有奥卡姆(哲学家和神学家)。
牛津学术的兴盛离不开一些硬件。牛津毕业生简·莫里斯在《牛津》一书中说,牛津的学院传统上是围绕楼梯而不是走廊建设的,所以它们安静、私密,能让十来个人友爱地住在一起。有些学院的房间有两道门,如果有学生不想被打扰,他可以把两道门都关起来。学院里还会有一个带彩色玻璃的小教堂、一个古老的图书馆,一个墙上挂满照片、散发着汤的味道的食堂,可能里头还会有一个树木掩映、石墙保护下的花园。
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很好的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个中央图书馆,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钱锺书把它译为“饱蠹楼”)。它是英国三个版权图书馆(另外两个是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之一,英国出版的所有图书,它们都有权免费得到一册。但并不是所有的书博德莱安图书馆都想要,它选好后告知伦敦的版权代理,然后版权代理每两周用卡车送来一次。这个图书馆的结构特别复杂,以至于管理员要用几个月时间才能学会去哪里找一件藏品。馆内藏书只能阅览,概不外借,连国王都不能把书带走。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源于闲暇,其实许多学问都是这样。德国记者彼得·扎格《牛津: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至今在牛津还能感觉到英国天主教的巴洛克遗风,一种比较轻浮懒散的生活方式,但在剑桥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和纯粹派艺术家的严厉,有时甚至迂腐的精神。剑桥对一切太认真,尤其是对自己。牛津人则维护着那种不费力气的优越感,偏爱极端的东西、古怪的人、绝望的情形。”
导师们经常给学生布置假期作业,其目的是,把本科生从考试压力下解放出来,鼓励悠闲的研究。
最能反映牛津大学悠闲的,是万灵学院。万灵学院是一个高级研究院,学院的60多位导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学术研究。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尽管对他们有一种温和的期待,希望他们有时来学院就餐,并在那些候着他们的床上睡觉。
莫里斯写道:“万灵学院有大概40个导师是大学讲师,还有一些是教授,其他人是年轻的研究员,在一场残酷的艰难考试中赢得了他们的位置。剩下的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奖学金,只在周末露面,从伦敦归来,满载大都市的流言蜚语,储备了十几门职业的专门知识。万灵学院很有钱,里头的生活非常舒服,其成员都很聪明、很有影响。我宁愿看到万灵学院保留其拥有特权的挑剔个性,但是要在每个房间里塞满求知若渴的全职学者。传统理论认为,虽然思想与论争在古老的橡木桌上一周接一周地传来递去,但这本身是一种英式润滑剂,丰富了国民生活,弥合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罅隙。”
但另一方面,牛津的老师又对学生严加看管,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诺尔·安南在《教师们》一书中说:“乔伊特的父母一度很富有,后来家道中落。乔伊特此后一直被生命浪费的幽灵缠绕着,认定他的学生们不该浪费他们的生命。乔伊特教会他的学生勤奋的秘诀和乐趣。”
乔伊特说:“读书的目标主要不是为了得第一,而是为了人生而提升和强化品格。”他对一个学生说:“你是个傻瓜。你应该因为你的懒惰而感到恶心。考试不重要。重要的是持续学习带来的力量感。”他说的力量是控制和引导自己人生的力量。他的门整日整夜地开着,但是为了研究,而不是为了闲谈。
古老、开放的牛津
莫里斯说:“牛津是一座学术之城,学术渗透到了其大部分活动中,除了汽车制造业,稍微接受过一点古典教育的人都会把Mini-Minor命名为Minimus。牛顿、赫歇尔、富兰克林、亚里士多德和路德都有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甚至有一条路叫逻辑巷。”
牛津大学一度推行以修辞学为主、以学习古典名著为基础的文学教育。爱德华·吉本年轻时在牛津度过了不愉快的大学时光,但他在那里精进了拉丁语水平,又开始学习古希腊语,还彻底掌握了法语文献和法文。由此牛津诞生了高级人文学科,又叫大课程(Greats)。牛津最著名的系科仍然是高级人文学科(名著),学这个课程的学生要读四个学期,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学期,它仍吸引着许多最聪明的本科生。
莫里斯说:“古典语文学和历史成了这所大学的必修专业,而且为了能在非洲、印度,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就,希腊语和拉丁语成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理想语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理解罗马帝国,就能统治大英帝国。
“至今牛津仍然固守着古代的东西,认为没得到传统的认可,就将一无所成。古典学、神学和哲学仍然深深植根于牛津的性格,以致在教师休息室,更有可能听到他们在讨论斯多葛派的学说,而不是热力学。19世纪时,一位学生受到惩罚,老师让他对希罗多德的全部著作做一个摘要,掌握欧几里得的四部书,做出麦克劳林几何第一章中的所有例题,做圣保罗使徒书和最后100首希伯来语赞美诗的笔记,把夏洛克布道文第二卷的第九部分翻译成拉丁文。如果他真的完成了这些作业,他肯定也配得上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
前圣约翰学院政治学讲师詹姆士·皮安东说:“在每周一次或两次的导师辅导课上,学生们无处藏匿自己的某些无知,而较之于其他教学制度,导师辅导课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将学生置于一种延续而持久的学术压力下发展、阐述和捍卫自己的观点。”
牛津大学学者之所以成就斐然,跟它的开放密不可分。彼得·扎格写道:“牛津的名气很快就将全欧洲的大学生和学者吸引过来了。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99年访问牛津,在牛津待了三个月,参加过讨论会和学院节日。后来他在剑桥住了下来,虽然他一直更倾向于牛津,至少牛津人更这样相信。”
在现代哲学史上,牛津曾落后于剑桥,当维特根斯坦等人在研究语言哲学时,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还毫无影踪。牛津哲学教授们之所以后来能奋起直追,跟它的一位老师主导的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有关。哲学家罗伯特·赖尔鄙视各种主义、学派和机械的党派忠诚。他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德国讲学时,一个年轻人走上来对他说:赖尔博士,我敬佩你的讲座,我乐意加入你的学派,不幸的是,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赖尔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对现象学感兴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刚出版时,他还写过一篇表示赞许的书评。
艾耶尔说:“我1929年到牛津,当了吉尔伯特·赖尔的学生,1932年获得学位。此后被任命为哲学讲师。上任前有几个月的假,我打算到剑桥去,在维特根斯坦门下做一段研究。但赖尔说,不,不要去剑桥,去维也纳。赖尔告诉我,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大致了解,但对维也纳学派的工作却不甚了了,希望我去那里摸摸情况。
“我从1932年11月到维也纳,一直待到1933年春,我默然旁听,然后装着满脑子这类东西回到了英国。我在《心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证明》。当时以赛亚·伯林经常和我会面讨论哲学问题。他建议我写一本书。于是我用18个月写了《语言、真理和逻辑》,出版时我只有25岁。牛津老派的哲学家们对它非常反感,事实上,它使我很难在牛津谋到教职。而战后这本书再版时,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年轻一代为它而兴奋,把它视为一种解放。战前的牛津哲学史极其乏味,有一些老人,他们只对哲学史本身感兴趣,只对重复柏拉图说过什么感兴趣,并企图阻止任何打算说出新东西的人。我的书是放在这些人脚下的一个大地雷。反之,它在较年轻的人看来是个解放,使他们感到能呼吸了。”
扎格写道:“1934年10月,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年轻哲学家开始了那场英雄式的试验,在默顿学院的小伙子们中推行非思考的思考。他叫阿多诺,当时被纳粹党驱逐出了德国。希特勒时代,逃到牛津的人群中也包括思想史学家雷蒙·克利班斯基、艺术史学家奥托·佩希特、牛津古典文学教师中的首位外国人爱德华·弗伦克尔。
“自从华盛顿·欧文1831年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头衔以后,几乎所有19世纪重要的美国作家在他们的欧洲之行中都会在牛津停留。牛津主要是一个思维场所,而不是参观的景点,它是最有名的智慧和学识的源泉。”
牛津的老师们之间也经常展开交流和相互批评。诺尔·安南说,乔伊特翻译的《理想国》是他对学术最永久的贡献,多年来它是最流行的译本。作家乔治·艾略特和诗人阿尔加农·斯温伯恩(Swinburne)都曾住在他掌管的学院里。乔伊特让斯温伯恩看看他翻译的柏拉图对话《会饮篇》,当斯温伯恩对其中一句提出修改意见后,乔伊特会睁大眼睛说:“当然该这么改。你要是搞研究的话,肯定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斯温伯恩在隔壁坐下来工作,乔伊特跟朋友谈话时,他会打断他们说:“又一个低级错误,院长。”乔伊特会一边关上门一边说:“谢谢你,亲爱的阿尔加农。”
阿诺德·汤因比是牛津大学学院派出身,他的巨著《历史研究》视野广阔、旁征博引、行文畅达、文字典雅,畅销一时,但是史学界认为他违反了历史学的纪律。牛津大学历史学家A.P.泰勒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仅在方法上与史学相距甚远,其目的根本不是要写历史”。柯林伍德说,汤因比所谓的科学史学仍不过是历史实证主义之重申,用近乎科学的实证方法把文明当作生物来研究,有旁观而无参与。汤因比的牛津后学特雷弗·罗帕更是对汤因比冷嘲热讽、大加挞伐,说《历史研究》不真实、反逻辑,他还说,汤因比把个人生活细节写入学术著作,过于自大。
导师辅导课
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艾伦·赖安说,经典的导师制教学是一种具有显著的牛津特色的教学制度,它非常适合于哲学、政治、文学以及历史等学科的教学,这些学科也都是牛津的强势学科。
巴利奥的老院长理查德·杰金斯没上过名校,也不是大学者,但他有一种发现聪明人的本能。是他最早以公开竞争的形式提供该学院的奖学金。乔伊特很自大,有一首讽刺的小诗中以他的口吻说:“我不知道的就不算知识。”但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导师,有着启发学生的天才。他认识每个人,会用小本记下他的熟人的名字,他使巴利奥学院成了该校拔尖的学院,他的住所成了著名景点。在宗教上他是个异端,在教育上他是一位改革家,在社会事务方面,他积极为中产阶级创造机会。学生都敬畏他,据说他跟一位学生一起,一言不发地散步,走了好几英里,回到学院后他建议那位学生好好培养谈话的艺术。但他是个勤勤恳恳、慷慨的导师。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62级学生约翰·马林说,导师辅导课的作用是提高学生的自我批判能力。“在牛津,讲座和课堂只是甜点和看喜剧式的放松。”有普利斯顿的朋友抱怨说,学英国文学的学生要在一周内写一篇关于奥斯丁的论文,这可是要读六部小说以及一些评论和传记才能完成的。给学生布置超过他们阅读能力的任务,能鼓励他们迅速吸收材料、简洁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两种能力是大学教育带来的最重要的智识益处。
历史学院士克里斯多弗·泰尔曼说:“导师辅导课是完全个别化的形式,它是分享思想的场合,既是一种社会交往,又是一种学术活动。学生进入导师的个人空间,导师就不得不接待学生,与之应酬。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学生成了导师的客人。导师和学生之间是完全平等的,通常是面对面相向而坐。这种身体形式上的平等主义无疑有益于学术交流,即便这种形式并不一定能排除学术上的装腔作势。由于大多数导师辅导课都是在学院或系里的导师工作间内进行,因此当学生的眼睛扫过导师的书架、室内装饰、墙上的画、家居摆设以及房间内的混乱(或整齐)时,即使是最严厉的导师也是处于一种潜在地毫无防备的位置。虽然最糟糕的导师辅导课带有刻意营造的温和谦让,但社会交往和学术论争会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一节让人印象深刻的导师辅导课必须给学生以收获,这种收获可以是一种理念或一种解释、一个观点或一个事实,一个玩笑或一块饼干,一杯咖啡或一杯饮品……”
艾伦·赖恩说,学生在翻开了导师指点他去读的第一篇论文后,会迫不及待地开始学习论文的撰写。这种写作必然会让学生产生更多的困惑而不是消除已有的困惑,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因为它能使自己业已掌握了的知识沉淀下来,并发现自己还未曾探知的领域。优秀的学生在谋划他第一篇论文的三四天里,大概会经受一种混杂着思维迟钝的懊丧、百思不解的困惑及突然之间的顿悟。这种体验强烈又富有教益。

懒散、勤奋的牛津学生

近年来哲学方面的两个大部头都可以说是牛津大学的学者贡献的。一个是德里克·帕菲特的《理与人》,一个是安东尼·戈特利布的哲学史著作《理性之梦》。而在历史上,牛津大学的老师是不写书的,他们主要靠言传身教。牛津大学学者本杰明·乔伊特曾经说:“一个人在写出一本书之前,都跟另外一个人一样优秀。”他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他“讨厌无用的学术”,另一方面是因为牛津大学一度是一个非常偏重教学的大学,许多导师甘于当“园丁”。曾经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学习古典学的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在回忆吉尔伯特·赖尔时曾写道:“他会给学生提出非常合理的建议,比如他建议学生除非迫不得已,不然不要去读博士。因为你最好是日后写一本很短的小书,而不是早早地写一本很长的烂书。”

牛津博德莱安图书馆为英国第二大图书馆

牛津博德莱安图书馆为英国第二大图书馆

在牛津大学的官方网页上有一个“著名牛津毕业生”名单,学者中,20世纪有A.J.P.泰勒(历史学家)、钱锺书(学者和作家);19世纪有汤因比(社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7~18世纪有爱德华·吉本(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家)、约翰·洛克(哲学家)、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家);15~16世纪有伊拉斯谟(学者);13~14世纪有奥卡姆(哲学家和神学家)。
牛津学术的兴盛离不开一些硬件。牛津毕业生简·莫里斯在《牛津》一书中说,牛津的学院传统上是围绕楼梯而不是走廊建设的,所以它们安静、私密,能让十来个人友爱地住在一起。有些学院的房间有两道门,如果有学生不想被打扰,他可以把两道门都关起来。学院里还会有一个带彩色玻璃的小教堂、一个古老的图书馆,一个墙上挂满照片、散发着汤的味道的食堂,可能里头还会有一个树木掩映、石墙保护下的花园。

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很好的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个中央图书馆,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钱锺书把它译为“饱蠹楼”)。它是英国三个版权图书馆(另外两个是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之一,英国出版的所有图书,它们都有权免费得到一册。但并不是所有的书博德莱安图书馆都想要,它选好后告知伦敦的版权代理,然后版权代理每两周用卡车送来一次。这个图书馆的结构特别复杂,以至于管理员要用几个月时间才能学会去哪里找一件藏品。馆内藏书只能阅览,概不外借,连国王都不能把书带走。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源于闲暇,其实许多学问都是这样。德国记者彼得·扎格《牛津: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至今在牛津还能感觉到英国天主教的巴洛克遗风,一种比较轻浮懒散的生活方式,但在剑桥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和纯粹派艺术家的严厉,有时甚至迂腐的精神。剑桥对一切太认真,尤其是对自己。牛津人则维护着那种不费力气的优越感,偏爱极端的东西、古怪的人、绝望的情形。”

导师们经常给学生布置假期作业,其目的是,把本科生从考试压力下解放出来,鼓励悠闲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8世纪就读于牛津大学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8世纪就读于牛津大学

最能反映牛津大学悠闲的,是万灵学院。万灵学院是一个高级研究院,学院的60多位导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学术研究。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尽管对他们有一种温和的期待,希望他们有时来学院就餐,并在那些候着他们的床上睡觉。

莫里斯写道:“万灵学院有大概40个导师是大学讲师,还有一些是教授,其他人是年轻的研究员,在一场残酷的艰难考试中赢得了他们的位置。剩下的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奖学金,只在周末露面,从伦敦归来,满载大都市的流言蜚语,储备了十几门职业的专门知识。万灵学院很有钱,里头的生活非常舒服,其成员都很聪明、很有影响。我宁愿看到万灵学院保留其拥有特权的挑剔个性,但是要在每个房间里塞满求知若渴的全职学者。传统理论认为,虽然思想与论争在古老的橡木桌上一周接一周地传来递去,但这本身是一种英式润滑剂,丰富了国民生活,弥合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罅隙。”

但另一方面,牛津的老师又对学生严加看管,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诺尔·安南在《教师们》一书中说:“乔伊特的父母一度很富有,后来家道中落。乔伊特此后一直被生命浪费的幽灵缠绕着,认定他的学生们不该浪费他们的生命。乔伊特教会他的学生勤奋的秘诀和乐趣。”

乔伊特说:“读书的目标主要不是为了得第一,而是为了人生而提升和强化品格。”他对一个学生说:“你是个傻瓜。你应该因为你的懒惰而感到恶心。考试不重要。重要的是持续学习带来的力量感。”他说的力量是控制和引导自己人生的力量。他的门整日整夜地开着,但是为了研究,而不是为了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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