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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牌屋》所想象的政治

2014-03-10 10:26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纸牌屋》的戏剧时空与现实世界的时空基本重合。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剧中将要举行的中期大选是2016年,地点在华盛顿。它构建了一个与奥巴马政府平行的时空,与其若即若离,却又背道而驰。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当下现实政治的想象,还引起了人们集体情绪的共鸣:进步主义在现实中受挫的政治危机时代,人们嘲讽人性,嘲讽政治,于悲观中滋生出愤世嫉俗来。

 美剧《纸牌屋》剧照

美剧《纸牌屋》编剧鲍尔· 威利蒙

权力与人性

巴尔的摩9月的一天,抽完了若干支烟的鲍尔·威利蒙(Beau Willimon)来到《纸牌屋》的拍摄现场。他留着络腮胡,头发乱蓬蓬地往后梳着,面色焦虑,好像正操心着一件国家大事。那是一场剧中主角、政治家弗朗西斯·安德伍德(Francis Underwood)与他的妻子克莱尔(Clair)走出房子,在户外草坪的讲台前对华盛顿记者团发表讲话的戏。这一集的导演朱迪·福斯特(Jodi Foster)正在安排所有的道具、演员和后勤,她有4.6万个细节需要思考和处理。对威利蒙来说,一季13集,意味着,他得操心的细节数还得乘以13,而他对每个细节都孜孜以求。2003年,他在荷华德·迪安(Howard Dean)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时,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与记者团打交道。他今年36岁,写过一部乔治·克鲁尼主演的电影剧本《总统杀局》(TheIdes of March),得过奥斯卡提名。《纸牌屋》就是他这4年来的全部人生:他在巴尔的摩翠贝卡的一间写作室里不断写作、重写,偶尔打个盹,成果就是这部暗黑的政治剧。即便在美国这波愤世嫉俗加虚无主义的政治剧新浪潮中(同期还有《丑闻》和《国土安全》),它也暗黑得出类拔萃。

片首,阴云袭来,笼罩住华盛顿的地标:国会山,白宫,华盛顿纪念碑,杜邦圈的使馆;黑夜降临波多马克河,桥上亮起夜灯……这组华盛顿掠影充满象征意味,仿佛要把现实世界的权力中心卷入令人压抑的、阴森森的黑暗中。剧情也的确如此:这部Netflix的美剧比福克斯的《美国人》更愤世嫉俗,比AMC的《行尸走肉》对人性更加悲观,比《丑闻》更精于权谋诡计。华盛顿贪婪,腐败,人性黑暗,弥漫欲望与野心,控制和背叛,与“好莱坞自由派”对国家政治的想象谋合。这与戏剧演员出身的主演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对华盛顿的观感相去也并不远。为了演这部片子,他跟着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thy)在国会待了一段时间,史派西得出的结论是,那里的政客“都是些演技拙劣的演员”。《纸牌屋》里,从南卡罗来纳小巷里走出的民主党党鞭弗朗西斯·安德伍德因没有获得许诺的国务卿职位,开始冷酷地追求权力和展开报复。第一季,他利用并睡了一个年轻的记者,把一个酗酒的议员拉下水,在利用完后诱使他自杀;用一篇大学时的右翼文章扳倒现任国务卿,用敲诈手段把自己的棋子安排到国务卿的位置上;与总统的商界密友斗智斗勇,登上副总统宝座。接着,在第二季里,他安排“自己人”接替党鞭,将调查议员死因的年轻记者推下火车轨道,引导总统夫妇秘密接受婚姻咨询,用与中国的商贸关系离间总统和国务卿,用能源危机离间总统和商界密友,接着爆出商界密友卷入中国商人洗钱并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向美国政治输送资金的丑闻;他利用总统的婚姻隐私,将丑闻的舆论矛头导向总统,总统被迫辞职(这段弹劾剧与克林顿时期两党与总统的关系很相似),安德伍德当上总统。

在副总统就职典礼上,安德伍德对着镜头说:“大家对民主的评价过高,我不经任何选举就当了副总统”;还喜欢说“权力之路由虚伪和牺牲者铺就”,以及“爬到食物链顶端的人没有仁慈”,乃至“屠宰开始了”。导演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很欣赏林登·约翰逊强硬的执政和谈判风格,同为民主党自由派的安德伍德(虽然实际上他与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都没有密切联系,是个完全的权力现实主义者)身上有缔造了“伟大社会”的约翰逊总统的影子,与美国政治的现实若即若离,既相互并行,又背道而驰。在国会山做了多年政治记者的克里斯·尼尔森(Chris Nelson)告诉本刊,安德伍德还令他想起共和党党鞭汤姆·德雷(Tom Delay)的形象,“他非常危险,有点精神错乱,总觉得自己是来履行上帝使命的,反对他你就是有罪。但哪怕是德雷,也远比不上安德伍德,更不可能会有谋杀。安德伍德是个虚构的人物”。但有一点是与现实政治准确对应的:“权力关系——白宫,国会,两党,媒介,权力外围的游说集团,金钱,它所联结起来的商界,以及如何玩转这种关系。”

在现实的权力关系框架下,威利蒙要创造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人性。在他的写作室里,大部分的对话不是围绕着如何解开一场复杂的阴谋展开的,而是对人物角色反复的斟酌。威利蒙不断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她要那么做?动机是什么?无论有多少诡计和背叛,这部政治剧归根结底,探索的是人物角色,其驱动力是人性。安德伍德与妻子克莱尔的关系构成了故事的主轴,克莱尔这个充满了麦克白式邪恶感的枕边人,成了美剧中最有魅力的女性角色,还为扮演她的罗宾·怀特(Robin Wright)赢得了金球奖。权力,成了威利蒙迷恋的非常个人化的表达和欲求:婚姻中、办公室中、生活中、政治圈中无所不在的权力。2012年美国大选期间,由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诞生,商界巨额的游说资金涌入华盛顿;一场接一场的筹款晚宴不断创造筹款数额的纪录。“每个人都想获得接触权力的通道。”熟悉华盛顿政治运作的人都这样告诉我。而每个来到华盛顿的人,“都曾怀揣理想主义。但还是有不少人逐渐忘却了初衷,热衷追求权力”。尼尔森说,这种随年龄渐长的愤世嫉俗在1999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中体现得更适度一些,也很受民主党自由派喜爱。

与原著作者迈克尔·道布斯(Michael Dobbs)相似,威利蒙也有过参政的经历,虽然这种经历与身为英国贵族、政治上更资深成熟,也更世故的道布斯相比,也许要肤浅一些。但道布斯告诉本刊,他对威利蒙的改编非常满意,“才华横溢,极好”。美版《纸牌屋》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家大多都曾在‘二战’中打过仗,担任政治要职时都已高龄,现在的美国政治家大多大学毕业,年纪轻轻”。威利蒙曾在2003年亲历过总统竞选,那时他才26岁。他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安在艾奥瓦州的一次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失态,那声“迪安尖叫”就此断送了他为竞选做出的所有努力。这件事很深地影响了威利蒙对政治的看法。“我们未能用有效的进攻来做出回应。当时我们想,对这件事要做冷处理,这相当于说,那些抓住这点诋毁我们的人,没有能力影响我们。但事实上,因为没有及时做出回应,这件事最终的结局是,权力被没收。”威利蒙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他开始思考这件事:“这就像我站在街角,等了15分钟,想招辆出租车。一辆车停下来,我刚想钻进去,另一个人赶在我前面抢了先。那一刻我有很多种选择:我可以打开车门,把那个人拽出来;我可以猛敲车玻璃窗,做个威胁的表情,但放他走;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闷在自己的愤怒里;我还可以超级忍,让他们走,反正还有下一辆。”这种交易非常吸引威利蒙,在他看来,这就是伟大戏剧的灵魂所在:“出租车事件中,谁是掌握权力的一方?我是否因为没被这件事惹恼而更有权力?还是那个抢车的人更有权力,因为我让他插了队?当你把它搬上政治舞台时,那就要动真格的下赌注了。”“迪安尖叫”让威利蒙开始探索个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正是在霍华德·迪安的总统梦破灭的讲台上,诞生了美国版《纸牌屋》里安德伍德版马基雅维利的主动进攻型政治哲学:如何在那种脆弱的时刻反击、包抄,智胜那些试图定义和打败你的人,这是安德伍德一刻不停思考的问题。《纸牌屋》中贯穿了这样的“安德伍德式”权力模式:抓住对方弱点和把柄,了解对方欲求,谈判,主动提供好处,要求做出某种放弃,否则以弱点威逼,达成交易;如此纵横捭阖,有时围魏救赵,有时联曹攻吴,随时扫清障碍,冷酷无情,精确算计,每个人都成为他棋局里的一步棋。

威利蒙对人性与权力关系的沉醉,使他的角色行为时常超越制度的法律框架:把未公开的法案交给记者,通过华盛顿警察局长抹掉议员的醉驾和招妓记录,谋杀或诱使他人自杀……安德伍德这样“反英雄”的反派角色在权力阶梯上的步步攀爬,引起了一些不安,到第二季结束时,他已经爬到了美国总统的位置上。哪怕怀疑和批判政治权力是好莱坞自由派的一贯传统,但让一个邪恶的角色登上总统的宝座,还是暗黑得太离经叛道,挑战了愤世嫉俗的底线,其虚无主义的透彻悲观,也有悖好莱坞一直宣扬的美国式乐观主义。第三季应该让这个角色倾覆消亡,最终让有道德感的人来统治,回归到邪不胜正的主旋律上,还是让他继续壮大,按照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力逻辑,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颠覆民主的信念?至少后一种如此挑战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结局,还没有过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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