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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背叛: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

2014-02-27 09:50 作者: 熊培云来源:南风窗 [微博]
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环境,然而,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诉世人——无论境遇如何,若是能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也并非别无选择。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它在“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七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梁启超曾经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与欧洲导演们对人生与历史的思考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导演依然热衷于为帝王修家谱,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当年满清入关的好处就是为几百年后的清宫剧作了贡献。至于电影,更是可歌可泣——若是少了皇上,我们的编剧就会像《十面埋伏》那样“找不着组织”,任凭演员们在风雪里打斗到地久天长,观众仍是不知所云。

当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环境,然而,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诉世人——无论境遇如何,若是能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也并非别无选择。

德国好人

《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魏斯勒,代号XX/7,是位史塔西(STASI)军官,审讯和窃听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次聚会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异味,于是自告奋勇地在德雷曼家里装满监控设备,开始记录这位“危险作家”的一言一行。正是这次不经意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魏斯勒的命运。

德雷曼是位著名的东德作家,妻子西兰德是位舞台剧演员。德雷曼态度温和、奉公守法,和许多人一样,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出奇的忍耐力与适应能力。他从不大声反抗,对于政府加之他人的迫害,宁愿选择沉默,有时甚至还会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沾沾自喜。

德雷曼夫妇表面平静的生活被文艺部长乌诺的出现打破了。所谓“吾爱真理,更爱追求真理的女青年”,显然这位自称“热爱文艺”的部长先生更爱文青。笔者曾撰文指出“强奸民意是世间最高境界的色情”,对于德雷曼一家来说,部长先生的色情无疑更进一步,这是一种从灵魂到肉体式的介入。一方面,乌诺以禁令相威胁来扼杀德雷曼可能的不服从;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逼迫德雷曼的妻子奉献自己,供其淫乐——“配合得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是部长先生的口头禅。

显然,西兰德对淫威的屈服触动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甘愿以莫名观众的身份去间接劝诫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从这一刻起,魏斯勒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他从德雷曼的书房里捎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就像是一只飞鸟衔走一根树枝,为自己构筑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谓时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德雷曼是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握着话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艾斯卡送给他的《好人鸣奏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进行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

故事围绕着德雷曼与魏斯勒的心理转变展开。获知妻子对部长淫威的服从以及好友的自杀后,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很快,他冒险犯难写了一篇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而就在此时,躲在暗处真实地见证了德雷曼夫妇不幸与屈辱的魏斯勒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原本兢兢业业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于自己的上级与其服务的体制,开始想方设法对他所窃听到的、不利于作家的内容进行删改。

有关自杀的文章使得东德安全部门大为光火,他们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兰德在审讯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史塔西人员到来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为自己的“窃听失败”付出了代价,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底层人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魏斯勒成为一个普通的发信工。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

翻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XX/7”。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纪录了解到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魏斯勒买下了这本书。当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魏斯勒说:“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人奏鸣曲》让两位不曾谋面的德国好人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达了自己对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这本书送给了自己,作为对自己拥有良知和生活的奖赏。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远不如其原意“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别人的生活”在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他人生活的闯入;其二是没有自己的生活。

如上所述,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在魏斯勒对作家家庭生活所进行二十四小时监听与监视。在没有宪政保障的国家,平民的茅屋被当权者视为监舍,他们可以像狱卒一样随时进入,美其名曰执行公务。

不同的是,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魏斯勒则更像是出于“公心”抛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魏斯勒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简而言之,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而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正是无数像魏斯勒这样的人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公权力当在私宅的门槛前止步。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像魏斯勒这样的敬业者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荣。他们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因此任何对政府的不信任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当人们被迫在政治的泥沼中求生,生活本是件奢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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