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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侣行”:一对北京情侣的环球探险之旅(3)

2014-02-26 10:51 作者:丘濂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有句话颇为流行:一个人的一辈子,至少要有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奋不顾身的爱情能坚持多长?说走就走的旅行又能行走多远?在张昕宇和梁红有关爱情与旅行的故事里,打动人心的并不是这样冲动的元素。

探险的意义

张昕宇和梁红认为,自己的旅行与别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前期的准备。“所以是探险,不是一拍脑袋就走的冒险。”张昕宇对我说。两人首先确定了去南极的交通方式。“我们决定驾驶帆船去南极,这样经济上能负担,也很环保。”张昕宇说。既然是开帆船,两人就先跑去学习帆船驾驶。在荷兰花180万欧元购得一艘二手帆船后,张昕宇发现要想让这艘船适合远距离航行还需要一些改装。“我就又跑去学造船,欧洲的船厂我跑遍了。最终在香港,我的船按照我设计出来的样子完成了大部分改装。如今船上6万多米电线,4000~5000个接口,4台发电机,6部卫星电话,还有大大小小的螺丝等等,它们的位置、工作原理我都烂熟于心。”

而这次旅行也不仅是开帆船去南极那么简单。“因为我们还要上岸。比如在墨西哥我们尝试了洞穴潜水,那个和一般潜水不一样,最大的挑战是洞穴中有大量的水下沉积物,很容易受到搅动导致能见度为零。在南极我们还要冰下潜水,它的危险在于海水的密度不同会导致有的部分迅速结冰,如果把潜水呼吸器的阀门冻住就是致命的问题。”张昕宇说。4年时间里,他和梁红考到了直升机、帆船、潜水等各种证。“还有些技能没有什么执照可拿的,比如怎么去拍摄野生动物,拍熊的话怎么防止熊的进攻,拍企鹅的话如何表现它们的家庭关系等等,就是要看书、看片子,慢慢琢磨。”在已经播出的两季视频中,观众可以看到张昕宇和梁红在第二季的航海旅程开始前还在第一季里去了4个地方,包括世界寒极奥伊米亚康、索马里、切尔诺贝利和瓦努阿图共和国的马鲁姆火山。“这实际是我们大航海之前的热身运动,我们需要练习如何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以及和险恶的人文环境相处。”张昕宇说。

张昕宇自学的本领很强,尤其是对自己感兴趣的机械技术方面的知识,以至于之前已经对张昕宇非常了解的梁红经常发出“神奇老张”的惊叹。“不是说认识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和他(她)去旅行么?我最大的认识就是,老张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强大了。”梁红说。张昕宇的爱好深受父亲的影响,他说:“父亲原来有一家汽车维修的店铺,很早我车、洗、刨、磨就已经样样精通了。我们爷儿俩曾经联手制造出北京第一台民用水陆两用车,当时就曾引起媒体一阵报道。”

2012年11月30日,张昕宇进入马鲁姆火山后,下降到275米的位置并在那里插了一面中国国旗

旅行途中,有的拍摄是要在特殊的环境下完成,这就需要有专门的设备。“一次是在马鲁姆火山,我从山顶向火山口下降的过程中要有摄像机来记录,于是自制了一个固定摄像机的固定支架。还有一次是在墨西哥潜水,得有照明设备才能拍得出来东西。买现成的要十几万美元,我自制了几盏灯,不到10万元人民币就搞定了。”而张昕宇对机械设备的熟悉还体现在一次次旅途中的化险为夷:在去寒极奥伊米亚康的路上,他们的车要穿过几段无人区,结果就在其中一段上,车子的电动暖风机因为一直处于工作状态,过热烧坏了。“外面已经零下50多摄氏度,河水冻到能结冰12米。暖风刚停掉几分钟,车里就是一层厚厚的霜。想到一路上我们看到不少抛锚车辆的残骸,心里真是非常紧张。”梁红说,“最后还是老张把车子大灯的线拆下来做替换,才顺利化解了险情。”

探险,也意味着在探索未知风景、挑战自身极限的同时,也能够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我们是成年人,需要承担对家庭、对工作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每个决定都是深思熟虑才做的。”张昕宇说,去切尔诺贝利是他和梁红小时候的愿望:“我们那个年代上小学会有一门‘三防课’(防止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课上放的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的影像资料,当时就很好奇,一个事故为什么能给一座城市造成这样大的影响,让几十万人瞬间撤离。”去切尔诺贝利之前,他们做了周密的计划。“我们随身带着盖革计数器,可以测量当时的辐射数量,也可以积累总数。我们设定的限度是总量不能超过500毫希伏。到了那里真的很震撼,那不是索马里那种真刀真枪看得见的危险。因为没有人类活动,那里树木繁盛,是一种鸟语花香的优美错觉。在叫普里皮奥季的小镇里走着,你会难以判断那是森林还是城市,经常就是一片茂密的树木里发现一根快要倒的路灯灯杆,或者出现半条柏油路的小径。但是仿佛越宁静,盖革计数器的蜂鸣声就越厉害,提醒我们辐射的威力。”一个废弃的幼儿园是他们的第一个拍摄地。“有孩子们遗留下的物品,像布娃娃之类,完全是一个不用置景的恐怖片的拍摄场地。那一片还只是边缘区域,没有进入核心区,可盖革计数器不久就爆表了,这其实表明,当地政府对于辐射现状的描述是有所隐瞒的。”

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进入出事的4号反应堆的控制中心。“因为前面的额度用超过了,我们算了一下,从217号走廊进4号反应堆要精确控制在7分钟之内完成才可以,还是风险太大。”同样放弃的还有对核事故亲历者的找寻。“我们驱车200公里到达一个社区,那里据说有从普里皮奥季迁出的一整栋楼的居民。我们很想问问他们事故发生时候的状况,这些年是怎样度过的。但是看到年轻的妈妈推着童车中的宝宝散步,老年人在长椅上安静地聊天,年轻人在空地上跑闹着游戏,一下子就觉得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社区。他们也许很艰难才有了这种生活状态,我们应该再揭开他们的伤疤么?”

张昕宇和梁红尝试用这样的探险精神和与之匹配的探险技术改变中国人的世界形象。“我们在学习各种技能的时候,一起的学员里很少有中国人。和他们聊起去南极的想法,他们就表示不相信,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就是吃苦耐劳,一辈子一直在辛辛苦苦挣钱,踏踏实实攒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玩,去更好地认识世界,丰富自己。那我想说,这其实不是我们不会,是我们观念没有更新。”张昕宇说。当他们学习了4年各种技能后,其实一直缺乏一个启动整个探险计划的理由。“一次帆船比赛,一个外国朋友提到了奥伊米亚康这个地方,说那里最低能够达到零下70多摄氏度,听说有探险家曾经在那里露营过。老张就转头对我说,那咱们也去吧。这句话被那位外国朋友听到,就说那里环境对我们太残酷了,中国人去不了的。老张心里就开始较劲。”那一年,他们的旅行以奥伊米亚康开始,以马鲁姆火山收尾。“去火山当然首先是感兴趣,在国内我们没有去看活火山的机会。再有就是我们看到过一个消息,一个新西兰的探险队对这座火山已经做过19年的研究和观测,但中国所有关于活火山的资料都是购买他国的,我们自己没有拍到过正在活动的火山是什么情况,于是我们就更觉得一定要去试一试。”梁红说。

最终,由于当天酸雨浓度太高,张昕宇进入火山后花了5个小时只下降到275米的位置,离当初设想的400米近距离观察岩浆的平台还有一段距离。“上来后才发现有一根绳子马上就要烂掉了,所以很庆幸做出返回的决定。”张昕宇说。他在那里插上了一面中国旗帜,还带回来了“佩雷之发”的火山标本交给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佩雷’是夏威夷火山女神,在夏威夷人眼里,火山爆发就是火山女神发怒了,火山口上炙热熔岩燃烧后飘起来的一根根黑色的细丝就像是女神的头发,因此叫‘佩雷之发’。”而让张昕宇和梁红兴奋的还有他们在选择下降锚点的时候与经验丰富的新西兰探险队的选择不谋而合。“我们在挖火山灰制作沙袋以拴住下降绳的位置时挖出了新西兰人遗弃的帐篷,这给了我们信心。要知道从绳子的定制、上升器和下降器的改造以及所有装备的改造,这是那年4次探险中准备最久的一次,也是考验和挑战最大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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