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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婚姻中重建亲密关系(下)(2)

2014-02-10 13:32 作者:志余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5、6期
不管你选择什么婚姻体制,不管是公证注册、上帝见证,还是拜天地,都意味着承认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不然可以选择不结婚。

为了帮助那些还渴望爱情婚姻的人,弗洛姆提供了一套“艺术方法”:爱,可以作为一种艺术,首先需要约束感,任何艺术(古典意义上的),都是以约束的方式实践的,像学习绘画或练习提琴。只在心情愉快时才做的事情,也许会令人惬意,但它可能成为消遣,不可能成就艺术。约束感虽然在八小时工作中为人所熟练掌握,但自我约束和那种约束完全不同,它不是迫于外界的规则;然后,是专注感。现代文化鼓励一种分心而弥散的生活方式,你要读书看报看电视饭局喝酒听音乐,总之片刻不闲。有了约束感就会引导出专注、耐心和高度关怀,不管下一步的计划,区别于由外界目的,如薪金、升职、名声、地位等被迫的策略,这都意味着完全生活在此时、此地的能力。自身不敏感的人很难专注,就像一个好司机,不用时刻显得小心翼翼,但任何不正常噪音都会被他敏感到;这就要求一种客观立场,而与之相对的自恋,就是只把自身的东西体验为真实的东西,外界对他而言只是从对他有益或有害的观点出发来体验,这就丧失了客观的态度;客观态度背后是一种谦逊;耐性也是必需的。现代文化追求快速成果,大量的技术进步都是为了“快”而设计的。弗洛姆认为,如果不能以这些学习艺术的方式来对抗僵硬的社会结构,顶多成为一个爱情爱好者,不可能真正去实践那样的生活。

弗洛姆之所以像科普作者那样讲解爱的艺术,是因为他认为,“二战”后的欧洲社会结构产生出的时代精神中,“爱已经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不罕见的则是存在主义理论的流传,精神分析理论的推广。这似乎反映出新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种焦虑以及对消除焦虑的思想需求。

20世纪30年代,汽车成了亲密又刺激的新玩具,它强行重写了男女间的距离

终于,社会学家忽然注意到,连法国人都犹豫了,不太好意思说爱了,爱情主题也从严肃的文学作品中退场,成了娱乐文化中消费的主题,或商品推广中的作料。只有一些学者还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社会主题。

婚姻于是遇到了新的危机。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发生的变化,当年阻碍爱情婚姻的障碍一个个被克服后,“从前所说的需要结婚的理由又一个一个消失”:成家立业曾是成熟男人被社会认可的标志,现在男人立足于社会靠的是职业职务和社会地位;婚生子女曾是享有继承权的重要条件,现在未婚生子同样可以成为继承人;避孕术的广泛使用,对生育的控制直接促进了性解放的范围,性问题完全可以不依赖婚姻解决;同居作为个人自由也不再被视为非法或有违伦常。原来必须在婚姻内部解决的生存问题,如今都有了其他解决途径,留给婚姻家庭的似乎“只剩下一种象征性关系”。

没有航标的“日常社会实验”

现代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卸去了政治、经济、后代等负担,婚姻关系越来越明显地从其他社会关系领域突出出来,家庭随之变成了一个与其他社会环境判然有别的领域。按福柯的说法,婚姻越少,各种生存策略的负担就越自由。它的价值就集中在建立和维护一种强大和稳定的个人关系,包括共享生活、互相帮助以及道德支持。如果说这种婚姻的起点是因为双方以很文化的方式“凝结”出了某种爱情,那么《伪币制造者》里纪德感兴趣的问题就变成了:爱情是怎样溶解的?即使承认在婚姻中爱情好像有了主导地位,但爱情并不能保证什么,尤其不能保证长久稳定的婚姻。

曾经,公共权力一直充当着婚姻的保护者。福柯发现,婚姻这个私人体制的内部变化总会像公共体制的演变。古罗马时,一整套立法措施表明公共权力一点一点控制了对婚姻体制的评判。比如通奸法的出台其实没有在对事实认定上提出任何新东西,完全照搬伦理评价的传统解释,它的功用只是把原来属于家庭内部的制裁权转让给了公共权力。这种变化一直存在。今天,针对婚姻的公共权力的约束力是历史上最宽敞的,这种宽敞不是来自法律条目,而是现代婚姻内部的约束力变得严格了。他说,越少依赖于经济或社会目的,越会促进夫妻之间发展成一种比以往更紧密的生活方式,这种关系就越有约束力。婚姻问题常常在远远没有触及到公共体制的边界时,内部双方早已调节、斗争、妥协、商讨过,到了需要公共权力来认定时,其实内部的认定已经完成,走个手续而已。公共权力的作用除了可以保护一些经济利益或相关权利,对婚姻本身的保护基本是无效的,公共权力也缺少对现代婚姻伦理的解释。

婚姻的传统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与传统婚姻目标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方既要被更加地推崇为独立自主的另一个人,同时又必须塑造,进而承认与之形成的统一体。在福柯看来,这是现代婚姻家庭的最大的悖论。

因此这造成了新的焦虑和要求,离婚率提高、不婚人群增加或许与之有关。吉登斯究其原因,起自浪漫爱情观念假设的一种心灵沟通,一种特殊的信念。在坚持这种信念的婚姻中,如果爱情结束了,要么征服世俗陈规利益,拒绝和解,离婚;要么在“合法化的道德犯罪”中延续婚姻。这是1889年时爱情婚姻倡导者的决绝态度。但是,吉登斯说,因为与子女的关联以及共同生活痕迹的纠缠,这种颠覆性态度一直受到抑制,真爱永存白头到老的观念也参与了这种抑制。由于这种抑制的存在,两个人原有的那种独特感会有趋同的倾向。但这种趋同并不被感受为趋同,恰恰相反,常常被感受为对方不独特了,两人距离越来越远了,爱情婚姻的过程曾被视为两人共同去创造“一部相互叙述的传记”,这时却又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孤独应对,合作、港湾、保护子女等策略替代所谓的爱情。晚近的变化是,即使保护子女的负担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社会文化还是提供了大量如何照顾单亲子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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