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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哲琴:做一个音乐传递者(2)

2014-01-14 14:45 作者:王小峰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觉得我回零了。音乐回到了一个心愿——就是你想做这些事。当音乐成了你自己的事情时,就像回到了十几、二十岁的一个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状态,它让我有了很强的生命力。”

“在采集之旅的过程中,每到一处,听到那些音乐,就会让我想太多,让我很感动。他们没有受过音乐教育和训练,为什么他们一唱出来就那么美?那些音乐为什么那么灿烂?这太真实了!所以在制作唱片的时候,我不希望以某个作曲家、艺术家的角度去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欢乐就很欢乐,这种东西经得起时间考验。这个行程教会我太多东西,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就是不归路,你一定要把它做出来。这就是我的想法。所有这1000多首采样我们以后会捐赠出来,或者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平台带到更远,这是我们的希望。原来是我们去保护这些东西,后来我发现,其实当代文化传承在一个危机中,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互相协作、互相扶持,才会走出一条新路。”

在采集之旅还未开始时,朱哲琴就面临一个问题,原来计划投资的一家公司决定放弃投资。可能在投资方看来,这类民族文化保护项目不会有期待中的商业回报,所以,最初的费用只能由朱哲琴自己掏钱。后来,中国银行出了一部分资金,让采集之旅得以继续。

在途中遇到的问题往往出现在录音环节上,这些音乐录音必须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比如田间、山坡。朱哲琴说:“在村子里录音时,经常有鸡叫鸭叫。鸡鸭叫都不是问题,但是比如拖拉机、发电机的声音就非常要命,因为是工业声音,所以就要去到远一点的山坡上。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长调之乡,我们在蒙古包里录音,但是现在内蒙古人冬天都住楼了,蒙古包就在楼边上,电器声又很容易录进去,所以我们后来把一个60年代的蒙古包移到草场远一点的地方,拉上一根电缆,我们所有的录音都要回到他们原来的生活场景中。包括我们所有的图片记录、资料记录,对每一个音乐传承人有肖像拍摄。这些东西留下来,在未来就是这个时期的活的音乐地图和实况。”

采集过程遇到最多的情况是当地文化馆的人把他们直接带到旅游区,让他们去“欣赏”“旅游民歌”。这经常浪费不少时间,这些从事当地文化工作的人已经失去了对民族文化的判断意识。朱哲琴说:“为什么现在人不喜欢民歌?就是因为我们让人接受的都是伪民歌,都是赝品。”在黔东南采风时,当地县长很热心地把他们带到了苗寨旅游区,最后他们只好放弃黔东南,去了另一个地方。等团队离开后,县长又给朱哲琴打电话,说找到了他们要的民歌。采集团队重新返回,终于录到了想要的东西。朱哲琴说:“在《月出》这首歌里,你能听出蜜蜂翅膀颤动的声音。他们的歌声唱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苗族音乐就是有生命的源动力,原始荷尔蒙基因的味道。这个东西可能在别的文化里找不到,只有在这种野性的、自由的文化中才能找到,这种文化造就了一种对原始和野性的保护。我觉得特别棒,只有在非洲曾经听过比较接近这样的东西。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核,我们都找到了。我们回来后,面对这么一大堆素材,最后整理素材也是一个困难。”

《月出》双CD封面

后期素材整理和音乐合成对朱哲琴来说是更大的挑战,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素材整理出一个完整的音乐形态,着实让她费了不少心思。面对这些采样,她能回忆起来的就是在采集过程中的一些场景,这些场景在不断触动她,让她慢慢清晰起来,中国文化的多元造就了每一处文化都有自己的“核”。她回忆说:“在喜马拉雅山的定日县协格尔乡,一个歌手在我面前弹琴唱歌,就是一个单音在弹,他面无表情,目空一切,没有任何传达的意图,这种感受我觉得真是太好了,他不是一个表演者。后来问了一下歌词,就是对自然的崇敬,就是雪山永远都那么壮美。那个时刻,一下子就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后期制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录音合成。朱哲琴在和母带混音师冯炜国谈到母带处理时说:“我绝对不追求一张发烧唱片,这不是我的目的,我要做音乐,要把这张唱片的制作特点传递出去,这是最重要的。传递这些采样的时候,应该是淋漓尽致的,我不希望把采样变成录音室音乐。”朱哲琴说:“这就给制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因为它一直在采样和录音室中穿越。当时我们在北京做过一段,觉得不对,又找一个香港的录音师做了几首,出来质量好一些,但是传达出的音乐又不一样,像流行曲了。后来我们又找苏前,他以前和我合作过,但是他一做就变成录音室音乐,少了很多东西,他觉得很多音质有问题,就会拿掉。我又不想做成《阿姐鼓》那样的东西。后来我们的编曲蒙柯卓兰又找了一个做民乐比较不错的录音师,做完了还是不满意。又找到一位年轻的录音师范郡哲,拿到母带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不够,因为有些曲子一首里有好多不同采样,而不同采样都带着不同的采样环境。冯炜国跟我说,唱片的最大问题是采样的空间互相抵消这个关系怎么解决。我说我要体现这些原初的基因的美,这些基因的美其实是带着土壤来的,这是我们最珍贵的地方。”

朱哲琴在回忆她制作这张唱片的时候说:“当我一个人走进工作室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特别欣喜,我觉得我回零了。过去做唱片,有唱片公司投入制作,有完整的团队来帮助你,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音乐回到了一个心愿——就是你想做这些事。当音乐成了你自己的事情时,就像回到了十几、二十来岁的一个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状态,什么都没有,就是喜欢。这个让我挺感动的,它让我有很强的生命力。我没有任何挣扎,我这儿没有选择题,只有肯定句:我要做,我要怎么做,我能怎么做。在现在音乐这么低迷的情况下,音乐家需要通过创作过程让人感觉到音乐还有生命,这个太重要了。音乐的消失是因为没有了灵魂,没有音乐家而消失,而我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灵魂。不单是我,蒙柯卓兰他们那群年轻人也是,他们找到了那种灵魂,所以他们现在像雨后春笋般成立乐团,又在演出,其实不是为了任何唱片公司商业的目的,就为喜欢这个。这就是一种原创的精神。我们这个小团队,找到了这个东西,这个太珍贵了。它是一种清流,而且我希望它能影响很多年轻的来者。”

(实习生尤帆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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