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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腾冲之围》:一场战役的微观史

2014-01-13 18:14 作者:孙若茜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09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了《1944:松山战役笔记》,今年即将出版《1944:腾冲之围》,这两本书都以微观的视角,尽力还原滇西战史。这两本书的作者余戈,目前正在准备有关龙陵会战的写作,最终可将滇西战史形成相对完整的三部曲。

1944年8月1日,远征军士兵在云南腾冲城外用美式“巴祖卡”火箭筒对据守村落的日军展开攻击

60年代末出生的余戈从小在军营里长大,是抗战史的发烧友,现任职于解放军出版社。在他相关的阅读经验中,要么是学术著作写得太过宏观,只讲些政治、外交的斡旋,对战事极其简略,要么是纪实文学中虚构的色彩太过浓重。

后来,余戈接触到了日方记录的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发行的一套日本的公开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是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组织编写的,属官修战史,卷帙浩繁,使他非常震惊。“我们的历史居然要像新闻一样,靠发现,对于我们国家经历过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记录了下来。”

余戈的震惊还来自书中的记述方法:“日本人怎么就能把战争、战事写得这么细,而且精准,上头如何运筹部署,命令如何下达,而后行动过程、结果是怎样的,表达清楚,一点不含糊。”余戈说,这套战史行文上的叙事色彩很重,读起来接近于故事,并不枯燥,有时甚至会细致到叙述一些担当重任的将领在某一刻的心绪。与我们常见的纪实文学中滥用虚构不同,这些内心活动的采集,都来自当事人在其国会图书馆里留下的录音,有据可查。“咱们的官修战史里应该不会去写粟裕在某一刻为什么要下一个决心,因为这太个人化了。但是战争跟人有着太大的关系,尤其是将领。”

其中,还有一些真实、但极具文学色彩的描写:比如日本的56兵团叫作“龙兵团”,最后战败在龙陵。龙陵即是龙的坟墓,战史中就写道:“这简直是宿命之地。”余戈说,虽然日方战史中有情绪的表述,但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即便他在军事行动中看不起你,也会很控制地写。“越看心里头越拧巴。”最后,余戈用这样的形容总结了自己阅读的感受:“因为他写得好,写得准,有时候就会恍惚地进入了他的视角。”

这些发现对于余戈在战史上的写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微观战史”这一研究方式播下了种子。但实际操作上,日本战史依据的是战争过程中留下的大量制式文书。“作战时候,他们有计划、有命令、有日志、有详报,这套制度非常严格,手写命令、邮驿命令、电报,在战后都有留存,甚至个人日记都能汇总起来,因此书写历史的时候并不需要再重新进入案发现场,一个个复原。”余戈解释说,这一套行为方式,日本学习德国,我们学习日本,但执行程度有很大差距,在我国,军、师以下的级别,所谓详报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一场战事结束,及时对所有参战人员,从重要人物到次要人物全部进行口述史的整理。趁着他们意识清楚、责任在肩,手里头还有日记就弄清楚,这才是修史。”但对于余戈来说,“及时”早已不再可能,因此,任何国内战场的资料收集都是极其困难的。

之所以选择滇西战场,余戈首先注意到的是它得天独厚的历史遗存:“那里是远离内地的边陲,经济活动很弱,大地还基本保持着原貌。要是内地,光是拆迁修房子就可以把历史发生地搞得面目全非。”余戈看到,松山上仍然保持着当年的战壕、阵地,腾冲的古建筑上也依然是弹痕累累,稍高一点的山上,日军和远征军留下的战壕里,挖一挖就能看见大量的弹壳。

战争痕迹同样遗留在人身上,因没有很强的经济活动将人的记忆进行一次次格式化,几十年来,当地人谈起抗战都像说着昨天的事情。“和我同龄的60年代出生的人,从小玩的、用的,都是当年在战场上捡的东西,鬼子的钢盔一类,甚至有的人要挖弹壳卖钱当学费。”另外,有大量内地的老兵流落在那里,打完仗受了伤或是脱了队,就安家落户下来。于是,在交谈中,材料搜集中,会让人觉得历史正在慢慢浮现,很多东西都触手可及。

另外,官方的记载也相对丰富:“在滇西的都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属最早美式化的部队,相比‘杂牌儿’部队,留下的资料自然更多一些。”加之日本人在这个战场中伤亡惨重至难以磨灭,因此日方记录更可谓浓墨重彩,有大量相关书籍可考。同时,还有一些美方的记录可用来相互甄别或补充。

当然,即便是“历史基础”较好,也只是相对而言,由于国内战争史整体基础低,资料收集的工作依然艰巨。用余戈的话说,“就像在戈壁滩上找一块玉”。不是唾手可得的那些桌面上的报告、档案馆里的存案就都有价值。军事部门的战斗详报、上下级之间的指挥电文、相关地图资料,即便是地方史志,余戈选用的也多是大量散落在县地级的资料选集,再者就是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在抗战周年对老兵的访问。“很多资料根本不会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首先因为太杂芜,再者因为地位低,县里政协的老人、老兵社会地位极低,要是他们自己能写还好,如果不能,别人代为整理记录的水平就更低。因此,很多资料也不可靠。”不可靠,就要淘汰掉,资料不成系统,就要为其编织经纬,这都要花费巨大的工夫。

“就像一个大机器,你知道它的样子,知道它如何运转,也知道它齿轮的缺口在哪儿,也许就是一位亲历者在一个小小的场合中描述自己的经历,放在大的背景中,咔嚓一下,齿轮就对上了。”有时亲历者的叙事是锦上添花,让书写更加丰富,但当遗留的资料极少时,仅仅是几个人的讲述,也有它的无可替代性,甚至成为还原一件事实最有力的支撑。余戈说:“有时候找了那么多资料,用在书里的只是一点点,有可能只是几十个字。但我觉得这有价值。”

在他的心里,科尼利厄斯·瑞恩的《最长的一天》是完美还原历史现场的典范,而自己的作品相对枯燥。“因为是作战档案,为了准确,文字稍微有点干巴,尤其出现那么多的番号和地名。很多人不熟悉战争发生的地区,就会像在苏联小说读到一大堆一长串的外国名字以后的那种感觉,可能会影响阅读。”余戈说,即便这样,他也不能把这些名字、部署、命令从书里剔除掉而只保留情节。“没人做过这个事儿,也可能我做了,就把这个事情留下了。”

余戈把他所关注的战场比喻成一个封闭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只是演员,哪怕只是一个拉幕的,也同样是做出了贡献,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全部人都得找到,尽可能地还原,把贡献记上一笔。“松山战役持续了100天,2.5万多参战兵力投入进去,最后连死带伤7763人,其中阵亡4000人,这个数字是我统计的,此前中国只有一个说法,就是‘好几万’。”什么叫“好几万”?这是一个不精确到可怕的数字。“其实在战场上,死几千人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摆都摆不开啊!如果把这4000人的尸体摆在山上,再加上日军的1250人,基本上能把整座山给盖住。”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较真,能找到名字的绝对要用名字,只要有原始记录的人数,那这个数字就要绝对保留。”面对几方相互冲突的数字,就要专门拿出来做统计。“官修的战史可能不会写到这么琐碎,但我觉得过去咱们欠人家的,那今天咱就做过一点儿,咱就往头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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