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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反对转基因(3)

2014-01-08 09:40 作者:贾子建、阿润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在这场科学家与公众认识不对等的讨论中,唯一的共识也许就是这已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让反对者发言、给双方开放的争论环境,这是保证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前提。

粮食安全

佟屏亚今年80岁,他说自己大概是农业领域第一位公开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科研工作者。上世纪中后期,他一直从事玉米高产的研究工作,1998年退休、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佟屏亚开始从事中国种子产业的调研和咨询。他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质疑主要在于转基因是否能够实现粮食增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Bt汕优63”的培育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曾在《科技日报》上撰文指出:“到2020年,我国粮食缺口达9000万吨,粮食总产量需要增加20%,发展转基因是必然的选择。”黄大昉也认为:“至少玉米已经到了非加快不可的紧迫关头。玉米作为饲料的增长需求是刚性的,现在的增产主要是靠扩大种植面积,单产没有太大提高。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表明,玉米需求的年增长率是3.3%,而生产增长只有2.2%。”黄大昉认为,玉米不能成为第二个“大豆”。“5800多万吨大豆的需求量,我们至少要腾出4亿亩土地才能种出来,依靠进口的形势已经不可能挽回。”黄大昉说,最初我国不发展转基因大豆确实有贸易竞争的考虑,“通过绿色壁垒阻止国外农产品进口,但是最后刚性缺口太大了。”

“玉米的进口量排第一,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缺玉米。玉米售卖的利润比较低,所以农户种植的玉米多数不会卖到市场上。”佟屏亚则认为,农业上保产和增产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转基因水稻只能抵抗某种单一病虫害,这属于保护高产的一种措施,其实它本身并不能实现增产,而只是把节省下来的农药成本折算成了6%~8%的粮食收益。‘汕优63’是福建农科院曾经培育的一个优良品种,通常一个品种的周期大概只有10年。这个品种因为产量下降已经被农业部禁止再在市场上销售,植入Bt抗虫蛋白后只是说会比原种的产量好,但是并不会比其他产量更高的品种好。”

佟屏亚说,在农业种植中,增产一直都是个综合问题。影响粮食增产的因素很多,包括气候条件,环境因素,国家政策,耕地面积,经营规模以及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等,农业增产是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每一项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对增产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改良土壤、提高农田水利设施、合理施肥、良种良法、病虫草防治、机械化……这些增产因素中,遗传育种起到30%的作用。在新品种出现代替老品种而大面积推广时,可能增加到50%。”

黄大昉承认,现在真正能实现增产的基因还没有找到。他认为双方的分歧是对“增产”概念理解的不同。他告诉本刊,美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每亩玉米的产量是400公斤左右,使用转基因技术后,现在每亩亩产超过600公斤。“袁隆平院士正在研究提高植物光合作用效率的基因,这就很接近增产的概念了,但是非常难,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佟屏亚认为,这个数据背后恰恰反映了两国农业种植模式的差异。“从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上,美国都要优于中国。土壤有机质可以划分为5个等级,美国平均可以到4,中国只有1;美国的平均月降雨在80~90mm,而中国旱涝灾害严重,自古需要通过水利工程进行调节。美国玉米的亩产在600公斤左右,中国玉米的亩产是397公斤,但是中国是一年两茬作物,单亩土地还能出340公斤的小麦。”佟屏亚认为,中国粮食亩产并不低于美国,重要因素恰恰在于土地的精耕细作。

佟屏亚告诉本刊,几周前,他刚对与北京南部接壤的河北几个县市做了调研,结果触目惊心。“60%~70%的耕地被撂荒,农民不再种植小麦。”农民们的账本算得很清楚,“亩产1000斤左右的小麦,市场收益只有1000块钱,除去日益增长的种子、农药和花费成本,纯收益只有500元左右。现在劳动力价格升高,随便进城找个小工的活来干,一个月也要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佟屏亚认为,过低的农业利润才是制约国家粮食增产的关键原因。被调查的县市正在动员农民们在撂荒的土地上改种玉米,“玉米不需要太多田间管理,浇水靠天,农民们就不耽误进城打工了”。在他看来,如何切实解决土地利用效率才是国家农业政策迫切需要关注的方向,“把撂荒土地进行流转,农业增产的潜力还是有的”。而黄大昉认为,一旦土地实现大规模流转,转基因作物将更能显示其在大规模种植中的优越性。

佟屏亚说,常规育种中,一个优良品种的培植周期往往要10年时间。佟屏亚并不抵制分子生物技术在杂交育种中应用,“因为常规杂交育种本身也是转基因,不过它不是针对单一基因,而是多基因整体的转,而且杂交育种的基因转移是在同种之间进行”。“基因技术可以作为常规育种的辅助手段,通过基因标记,我们可以有目的的保留目标基因,取出其他不利基因,这能大大加快遗传育种的效率。”

绿色和平组织今年推出了《双重风险下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主要结论是国内培育的三种转基因稻种涉及孟山都、先锋、拜耳等多家外国公司的知识专利。报告通过对过去国际案例的分析,认为专利可能对粮食自主权、农民生计和粮食价格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国外专利持有人也可能对农民和种子公司提出诉讼。黄大昉认为,正是为了国家利益,才更要自主发展转基因技术。“我国对转基因作物成果判断的第一条就是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因为中国物种的多样性,黄大昉说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新命名的基因,中国已经占数量的一半以上,黄大昉认为孟山都等公司确实有占领市场的商业目的,这点无可厚非。“抗虫棉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种植规模扩大后,从来没有发生过国际纠纷。孟山都、先锋反而都提出愿意与我们一起合作研究。”

公众议题

这场争议中,支持者与反对者也许唯一可以达成共识的是:这个话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黄大昉在反思这十几年来科学界在公众宣传上做得远远不够。“我们的政策法规、研究过程都没有向公众做科普宣传。”

对于转基因主粮的推广,卢长明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表达的忧虑也是在于安全管理标准落实的能力上。“中国现在有转基因的环境标准,但我认为这个标准是形式上的,真正的评价标准还是需要研究的,现有的并不成熟。现在的检测技术是针对已经批准商业化的,对于已知的东西我们知道怎么去检测,对于未知的东西,就算是有影响可能也检测不出来。我们还需要时间去研究新的标准。”相比于水稻的基因漂移,他更担心“一旦放开之后可能科研的积极性会更大,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转,这个监控是非常困难的。作为主粮,这一点的风险很大”。卢长明觉得,谨慎起见,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应该是非粮食作物先行,“棉花、油菜、大豆都可以,因为油里不含有转基因的成分。但是现在研究水稻的专家声音高一些,他们会拼命推动转基因水稻,我们研究油菜的想推动油菜就很难了,因为专家少,声音小”。

对于这个科学家与公众信息、认识完全不对等的议题,拥有话语权的资格也成了争议的一部分。江晓原认为,只承认科学家的话语权是不负责任的。“转基因主粮一旦推广,将会推到全国人民的饭桌上,凭什么全国人民要把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交给少数极力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的人来决定呢?公众应该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黄大昉认为,除了科学家的科普宣传做得不够,政府部门也有问题。“政府的态度不坚决,在2009年舆论最热闹的时候,政府没有及时、明确表明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态度,甚至很长时间连专家委员会的名单都没有公开。公众意见很大,觉得你们偷偷摸摸的,肯定不是好事。”

江晓原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客观的安全。“安全和幸福相似,是主体自身参与构建的,也就是说,你觉得安全与否很重要。当你心里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你的肉体就是不安全的。你感到不安全,就是安全还没有完成构建。”按照这个思路,江晓原把食品分为四类:事实上安全并被认为安全的、事实上安全但不被认为安全的、事实上不安全但被认为安全的和事实上不安全并被认为不安全的。

“当你觉得你所食用的食物不安全的时候,都不能说这是安全的食品,因为此时你的身心健康就会在‘客观’上受到伤害。所以当人民群众认为转基因主粮不安全时,它就是不安全的。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部分安全但是不被认为安全的食品是被‘冤枉’的呢?有可能,但是这种‘冤枉’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需要时间来验证它的安全性。保障广大公众的健康,比不冤枉某些食品重要得多。”

佟屏亚认为,对于解决争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方都能拥有开放的讨论环境。“当我们讨论转基因主粮争议的时候,一旦把争议问题简化为所谓的科学问题,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去考虑背后的经济利益。”黄大昉比较乐观,他觉得近两年科学界不遗余力地科普宣传已经开始见到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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