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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反对转基因(2)

2014-01-08 09:40 作者:贾子建、阿润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在这场科学家与公众认识不对等的讨论中,唯一的共识也许就是这已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让反对者发言、给双方开放的争论环境,这是保证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前提。

食用安全

食用转基因水稻到底安全不安全?这个问题黄大昉回答了无数遍。他告诉本刊:“现在有些媒体上说‘安全性还不确定’的说法是不对的。严谨的说法是,根据现行的安全评价、依法审批通过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黄大昉说,其实转基因水稻的研发工作起步并不比抗虫棉更晚,“植物转基因技术被列入‘863’计划,张启发院士就已经开始水稻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转基因研究。1998年转基因水稻项目就已经列题,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都已经搞了11年了”。2008年,转基因技术作为农业领域的唯一一个项目,和大飞机制造一起被列入了国家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这个重大专项是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15年内的投入将达到240个亿。这也让反对者质疑科研利益使科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黄大昉确认,转基因水稻的研究时间要远早于重大科技专项的立项时间。

2012年法国卡昂大学教授塞拉利尼等人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玉米会致癌的研究,这一研究遭到科学界对其实验设计漏洞的诸多批评。而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的研究方向是生态学,对自然生态的研究越深入,他对自然力的强大和自然生态法则的精巧就越着迷。蒋高明相信,物种就是通过生殖来实现隔离的,将微生物引入植物,这种自然界中发生概率几乎为零的事不可能没有风险。“为什么国内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在支持主粮商业化之前,先踏踏实实做上一两年安全实验?不管做出来的结果是怎样的。他们说Bt抗虫蛋白只作用于某些特定的虫子,对人体无害,这怎么来保证呢?我的原则是连虫子都不吃的东西,我也不吃。”

而卢长明告诉本刊,苏云金芽孢杆菌长到一定阶段,身体一端会产生菱形的结晶体,有很强的毒性,被称为内毒素(或被称为杀虫晶体蛋白)。昆虫食用Bt毒蛋白后中毒死亡,原因是没有活性的原毒素在昆虫体内经蛋白酶消化后,产生有活性的毒性肽,作用于昆虫中肠上皮细胞,与中肠道上皮细胞纹缘膜上的特异性受体结合,使细胞膜穿孔,消化道细胞的离子、渗透压平衡遭到破坏,最终导致昆虫死亡。他说:“苏云金芽孢杆菌原毒素的杀虫特异性受其溶解性和昆虫消化酶体系的影响,必要条件是像昆虫肠道那样具有碱性环境和毒蛋白靶位。在动物的胃肠道内,酸性环境下蛋白质晶体不能溶解,而且不具备毒蛋白作用的靶位点,因而对人畜无害。”“自然状态下,苏云金芽孢杆菌以一种生物细菌的形式生存于土壤和水中。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苏云金芽孢杆菌以及它产生的毒素。如果这种毒素会毒害人体,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来。”

2013年12月1日,一场转基因食品嘉年华在北京东城区后山艺术空间举行,由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转基因大豆、玉米做成的百余种转基因食品在此亮相

黄大昉则说,我国食用安全的评价标准是以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颁布的标准型文件为指导原则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于2003年通过了有关转基因植物安全检测的标准性文件CAC/GL45-2003《重组DNA植物及其食品安全性评价指南》。目前,国际上都是遵循该指南对转基因食品进行食用安全评价,该指南已经成为国际标准。“这一原则规定的安全评价时间就是90天,因为它是食品,不是药品。事实上,美国都已经不再要求必须做90天的食用安全评价实验。”他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用“汕优63”喂养大鼠90天,未见大鼠活动、生长异常。经过对大鼠体重、食物利用率、血液学指标、生化学指标、脏器重量、脏体比以及组织病理学观察,未发现有生物学意义的改变。“汕优63”的安全评价报告里还有实验大鼠3代繁殖的实验记录。“这已经属于是自选项目了。”黄大昉说,出于科学表达的严谨,科学界不可能表示“绝对安全”,但“现在还没有造成任何安全事故”。

生态安全

江晓原的谨慎源自他对科学史的认识。面对转基因问题的争议,他能想到的参考案例是杀虫剂,“杀虫剂曾被认为是一项重大成就,卡逊写《寂静的春天》是在1962年,杀虫剂推广差不多15年后危险就显示出来了”。黄大昉针对江晓原的说法认为,他能够理解公众对生态安全问题的关心,但他认为,拿农药和转基因技术作比较不恰当,“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农药对植物、虫子都有杀伤性,而转基因技术是由针对性的。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早已不是几千万年前的原始状态,基因突变、基因漂移是一直都在发生的,它不是一个稳定状态”。黄大昉说,自然选择和人类一万年前开始的农业耕作都在干预植物的进化,“现在反倒是很多植物的野生种含有的毒素水平是非常高的”。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的研究方向是植物生态学,他对转基因问题的关注始于2007年。“当年我招了一个来自‘银棉之乡’山东夏津的研究生。”聊天中,蒋高明得知她老家的转基因抗虫棉没少打农药,在对当地情况进行调研后,蒋高明和学生合写了一篇题为《转基因抗虫棉缘何也要打农药》的文章,提到抗虫棉只抗棉铃虫,而蚜虫和绿盲蝽象等原本的次生害虫反而成了主要害虫,结果农田中仍然需要大量喷洒农药。

“我们搞生态研究的,看问题重视的是可持续性。一个问题要看到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抗虫棉抗棉铃虫,那么我们要考虑棉铃虫要去吃什么?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位,任何一点变化都可能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重新调整,就像盲蝽象从次生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一样。”蒋高明说,物种的本能就是繁殖后代,而繁殖对策除了增加种群数量就是选择遗传优秀基因的个体,“我们在对内蒙古草场进行恢复时发现,越是在牧草很短小、资源匮乏的草场上,老鼠的繁殖能力就越强,他要通过繁殖去增加后代延续的可能性。相反当牧草长到齐腰高时,老鼠的繁殖能力反而也下降了。”

在蒋高明看来,不论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对抗能力产生都非常迅速,“超级害虫”的出现正是协同进化中会产生的结果。“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通过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饿死害虫,但生存是物种最基本的权利,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植物叶子,或者庄稼或者杂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转了基因,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Bt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进化而与人类抗衡。其结果是,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而抗虫,这与转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卢长明承认,产生“超级害虫”和更难控制的“超级杂草”确实是国内安全评价中环境风险的重要内容。除此,还要考察的是遗传稳定性,以及对于抗虫和抗病植物,可能改变原有的生物多样性配置(如一些害虫或病害减少,另外一些则变化为优势种),并通过生物链的传递,对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中国是水稻起源的中心,具有遗传多样性,野生稻、杂草稻都普遍存在,确实有基因扩散的可能。棉花和玉米没有野生种,所以问题不大。”

黄大昉告诉本刊,在最近一次重大专项成果报告会议上,国家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研究院贾士荣公布了有关转基因水稻漂流规律和特点研究的长达12年的工作总结。“他的研究结果是转基因水稻确实会在普通水稻、野生稻之间有基因漂移,但是他们不能产生种子、无法长时间存活。我们改变的只是水稻的一个基因,它是个孤立状态,我们现在认为一个物种是有群体遗传的稳定性的,它有自己的保护机制,不会轻易发生变异。”

对于“超级害虫”,黄大昉说,我国多种作物套种的农业生产模式反而不利于“超级害虫”的产生。国家“973”计划“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彭于发曾指出室内实验研究证明,30多代之后,棉铃虫就会产生高达200多倍的抗性,八九十代的时候抗性达到3000倍,这时候抗虫棉就没有效了。根据这种预测模型,当初预计在中国7~10年抗虫棉可能就不能用了。“但是,我们国家小农户每家每户或者左邻右舍会种植多种作物,抗虫基因只是在棉花上有,其他作物上没有,所以部分棉铃虫会在大豆、花生、玉米这些作物上去危害,这样就能够保证每年的自然种群中间绝大部分棉铃虫还是能够被抗虫基因杀死。所以从1997年到现在,在田间进行系统监测的结果,棉铃虫在我们国家至今还是对抗虫棉敏感的,没有产生抗性。”

蒋高明则觉得,对于转基因主粮是否应该商业化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蒋高明觉得搞有机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路。“转基因种子和草甘膦的使用可以大大减少喷洒农药和除草的人力成本,这对像美国占人口2%的农民经营的大农场来说是很有效的。但是中国至少有一半人口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就地城镇化或者是更好的选择。”

2006年,蒋高明在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承包了村里最差的一片低产田,土层厚度只有20多厘米。在这片田里,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态农业试验,强调不用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化肥使用量为当地农民的一半。最初两年,收成并不好,2008年,小麦和玉米两季加起来才收了1000来斤。“最近的数字是小麦和玉米两季收获2000斤,更重要的是地力一直在上升。”蒋高明说。弘毅农场的核心是“牛粪”,原则是“循环”:把被农民烧掉的秸秆加工成牛饲料,产生的大量牛粪一小部分用于产生沼气,大部分牛粪用来堆肥给农田提供优质有机肥;害虫则通过“物理+生物”方法防治,用光源诱捕害虫,在林下养鸡,将害虫变成鸡的饲料;杂草通过“人工加生物”方法控制,收获的无农药杂草直接作为鹅、淡水鱼等经济动物的饲料。蒋高明说,他的农场每亩地的成本要比周边农民的地高五六百元。“我们省了农药、除草剂和花费钱,但是人工成本要高,因为施有机肥和除草的劳动强度比较大。”但是蒋高明仍然认为很划算,“牛肉、猪肉和柴鸡通过订单的销售,价格是市场普通肉的3~5倍,粮食5个月里全部卖光。我一亩地的纯收入有5000元。”

蒋高明认为,生态农业才是中国现实国情下农业发展的思路,它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价值,提高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以自然村形成新型农业合作模式,500人在1000亩的土地上可以出产上百种作物,而物种的多样性在生态学上就意味着稳定性。在农业合作社区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专业分工、开展旅游、商业经营,农民完全可以就地实现城镇化。”

黄大昉则认为,有机农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它本身是小众的,不可能作大规模推广。“它的成本只能让它成为社会上富裕起来的小部分享受。有机农业无可非议,但是它不该成为反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理由。”黄大昉觉得,转基因技术能够使农民减少对杀虫剂和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它本身也顺应了国家生态农业建设的发展潮流。2008年吴孔明院士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前,我们国家棉铃虫每年的发病高峰有3次,华北棉区平均每年用药次数是15~21次,应用转基因抗虫棉之后,危害高峰由3次降为1次,防治棉铃虫的效果达到80%以上,农药的适用次数少的只有2次,多的年份是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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