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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漫漫文化路——访台湾《汉声》杂志创办人黄永松

2013-12-17 00:50 作者:王晶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因为确实有一个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初衷,我们觉得“大汉天声”嘛,所以就定下“汉声”这个名字。

《大闸蟹》是《汉声》苏州风物志系列——植物、动物、人文之中的动物。“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苏州自古就是物产富饶之乡,大闸蟹文化与苏州更是解不开的万缕姻缘。“所以我们在做《水八仙》九本的同时,以两年的时间同时做了《大闸蟹》四册。”黄永松说。

翻看《大闸蟹》,从小蟹苗到成年蟹,图片记录如同一幕幕影像逐帧滚动。其实,不仅是《大闸蟹》,《汉声》的每一本书都或多或少地承袭着这种风格。而这,这与黄永松在创办《汉声》之前所做的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和很多年轻人追求现代感一样,黄永松学美术毕业之后想到国外留学,“那个时候想了解西方,向往现代艺术,所以毕业之后想到西方留学。在准备的时候,我有个机缘去帮一个拍纪录片导演的忙。他从美国回来,喜欢现代艺术,心态比较开放,很想跟他学习,所以我就去了。”黄永松回忆,“他来自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个学校的电影专业当时是全世界最好的。他回台湾拍他的毕业作品——一部有关老兵的纪录片。”

当时在台湾,老兵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蒋经国很照顾老兵,在他的安排下,老兵在台湾东部木瓜溪的河床上面建立新家园,可用的只有河边的大石头小石头。老兵就先把大石头爆破成中石头,中石头再爆破,变成小石头,再组织小石头做堤防、岸边,用碎石头铺地,一点点建成自己的家园。他就拍其中一个老兵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他是从国外回来的,而我又准备出国,我就和这位导演聊一些对未来的规划。他就说其实无论是在国内工作还是国外深造,都是为了对艺术有更好的追求,只是不同的场域,他虽然出国了但还是要回来替家乡做一点事。这给我很多思考,所以我也就不急着出国了。”

拍完老兵,黄永松紧跟着他,筹备拍一部有关京剧题材的纪录片。“在台湾,京剧是有别于台湾歌仔戏的传统戏剧。因为老兵想家,领导就在军队中成立剧团和学校,空军有大鹏剧团、大鹏剧校,陆军有陆光剧团、陆光剧校,海军有海光……”

“这位导演给了我很好的训练。他先要我拍摄戏剧服装,建立资料档案。剧团的人帮我把一个个戏服用晒衣杆撑起来拍,但是不够,还要把戏服上面的纹样整理出来。我就踏踏实实一件一件的面对,有的近拍,有的我就把它画出来整理。他看过之后说还不够,要把名称也搞清楚,比如蝴蝶、牡丹等很多的中国吉祥图案都要我一个一个分别写出来。”黄永松说。最后,除了戏服,黄永松在剧团同学的帮助下,把头饰、帽子、鞋子也都一一记录。整理好剧团的戏服之后,黄永松跟着导演去拍剧校的学生。“我早上4点钟就赶到剧校,也是11、12月的天气,很冷。我们到的时候,剧校早有一排七八岁大的小萝卜头学生靠在墙边拿起了大顶,老师拿了鞭子在旁边。京剧最重要就是能倒立,这种场景让我们很震撼,天慢慢亮了,我们就把镜头稍微拉近一点,就看到他们的鼻子呼出的都是白气,有的鼻涕都掉下来,就挂在那里,因为是倒立。”

“那是我做《汉声》以前第一堂最精密的实地调查课。拍完视频,又去看老师们台上的演出,这个过程让我很受震撼,也学到了很多,对京剧的调研和了解,唤起了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接着,我又参加另外一部片的拍摄,结束后我们的制片要我去帮他的一个朋友办报纸。其实我不会编报纸,也不会编杂志,但是长辈一说,我就得去做,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都特别纯朴。就是这个机缘,认识了到现在已经合作43年的《汉声》总编辑。”

《汉声》的开始

用电影蒙太奇来传达田野调查

《节气》:为什么叫《汉声》?

黄永松:我们的总编辑是一个能干的女生,也是当时少有的海归,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出国,居然还有个年轻人从海外回来,这又给我一个启发。她在美国留学,功课非常好,但西方人常把她当做日本人,因为那时候日本文化代表东方流行。西方人只要看到有自信的、做得好的东方孩子,就认为是日本人。她深有所感,也明白西方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只知道中国人曾经是华工,替他们建设铁路、开金矿。所以,她就发愿,要告诉西方人中国人不只是华工,于是她决定回自己的故乡,学习自己的文化,然后把它编成报纸,送到西方华人的手上,给华侨看,给周围同学看,可以告诉身边的西方人,还有深厚的东方文化存在。

但当时台湾有报禁,不能随便办报纸,有人就建议她编杂志。杂志是自由的,登记一下就可以,所以我们就转成做杂志。因为确实有一个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初衷,我们觉得“大汉天声”嘛,所以就定下“汉声”这个名字。

《节气》:从开始筹备到第一期用了多长时间?

黄永松:从开始筹备到第一期定调,基本用了一年时间。总编辑在国外学习时就编过校报,还获过奖,所以她对编辑很有经验,她常常带着我到旧书店去看西方的杂志,那时候最有名的就是《Life》、《Time》,特别是《Life》以摄影图像表达的方式,给我们很多启发。

选材上面,她原来是要做当时的时事报道,然后再谈传统文化。但因为当时台湾言论有管制,我就建议选题转进我比较熟悉的乡土题材。我是台湾人,在农村长大,过去生活的、所知道的传统生活方式介绍给她听,带她回我老家去看各种生活情况,她很有兴趣,可能因为她有一个国际视野,她说这个题材值得做。所以我们就偏向了民俗生活,后来干脆在第一期的就定调,以民俗生活民间文化为主。

编排上面我们有很多的突破,因为我学过美术,又参与过拍电影,我就把电影的感觉融入到二维的平面中,把电影的蒙太奇、长镜头等语言应用到版面上,我们看重一页一页翻阅中连续感的表现。

《节气》: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怎么维持早期的运转?

黄永松:当然有。办杂志要花钱,即使我们都很刻苦耐劳、不拿工钱也不行,因为要付印刷费。正好那时是台湾经济刚起飞的时候,很多外商到台湾来考察、办厂,而前期的《汉声》是英文版,所以他们就先看到,很喜欢。因为来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事,可以通过《汉声》知道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情形,所以这些外商就成为我们的基本订户。海外订户也慢慢增多,有30几个国家,但是我们很累,因为地区太散了。

这些在台湾的外商不仅订货,有时候还给会投放广告,我们也会接他们的产品图录、年报、特展等工作来打工。所以今天很多人常常问我《汉声》怎么维持,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我们是吃过苦头过来的。

英文版让很多人刮目相看,因为第一,传统民俗题材很新,表现新鲜,第二我们很认真,我们直接面对田野采访。看的人慢慢多了,航空公司来找我们,希望把《汉声》放在飞机上,那时候飞机上还没有杂志,我们是第一本被买到飞机上的杂志。但伤脑筋的是我们一本是12元台币的印刷成本,航空公司只付4元一本,所以我们一本要赔8元,他们订一万本,我们就要赔8万块。

总编辑很有营销能力,她考虑了一下,决定合作,就这样营销也就打开来了,那是42年前的事。因为飞机上有我们的杂志,引起很多关注,包括英国BBC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到台湾来的高层工作人员。

转型

建立传统中华民间文化基因库

《节气》:从什么时候转做中文版的?

黄永松:英文版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多朋友就一直劝我们做中文版。英文版是为了东西文化交流,让西方人解东方,是横坐标;而当时社会发展很快,不重视文化,所以我们反思,应该做纵坐标,做传统跟今天文化的衔接。

当时我们在制作京剧的选题,一位老师跟我说,“永松啊你要去做肚腹”,我以为是李白杜甫的杜甫。他说,“肚腹就是肚子跟腹部,社会是头脚分离、没有肚腹的时代,脚就是现代文化,拼命往前跑,头代表传统文化,丢在后面,中间少了一个肚子连起来,你要把头脚连起来,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可以全身前进。”有了这个启示,我们就把横坐标转成纵坐标,做“肚腹”,中文版就开始了。

台湾那时候都是移民,除了少数原住民,大量人口是从大陆移民过来。泉州、漳州、广东客家,是台湾移民中人口最多的。我们就循着移民,开发路线,做民俗调研,在这基础上,我们编制了台湾的“一府二鹿三艋舺”(一府是台南府,二鹿是鹿港中部,三艋舺是台北的万华),逐一做了特辑。

《节气》:什么时候开始着眼于大陆?

黄永松:1949年民国政府带来了大批的外省人,有很多精英,丰富了郑成功时期的闽南、客家文化。在探究民间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开始联系各省同乡会,这也变成了我们来大陆以前的积淀。那时候想要更知道一点祖国这边的事迹,只有到香港。到香港有两个地方可以探究,一个是香港三联书店,可以买到很多资料,另一个就裕华国货馆,那里有烟台梨、东北三宝,地理课本上谈到的什么特产都有。

我特别喜欢买两个东西带回去,一个是山西杏花村的竹叶青,因为我老爸爱喝;我喜欢工艺,特别钟情蓝印花布。但是买蓝印花布有一个让我斟酌很久的事,因为它的布头上面都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进海关不但会没收,还会被抓起来。我就买了一把杭州张小泉剪刀,忍痛在旅馆里头把这些字剪掉。这直接影响到我日后编的蓝印花布这本书的封面的设计,排了一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人家一定认为我疯了,但他们不晓得我有多深厚的感情。

后来很快蒋经国先生就安排可以让老兵回家探亲,因为我岳丈是湖北人,我就跟他一起到了湖北。要回家的老兵有的紧张,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茫茫然,各种表情都有,思乡情切。这种情形下,我们制作了“寻根系列”。

在台湾的大陆人中,最多的是泉州人,第二多是漳州人,再来就是客家人。我们每一个地方做两期,一共做了六期。其实在台湾,早期移民的“泉州、漳州、客家人”很保守,他们到这里,完全按照家乡带过来的生活方式,他居住的房子要按家乡的型式来盖,宗教信仰的庙宇也要完全把家乡的搬过来,比如台北万华最有名的龙山寺,就是按照泉州安海龙山寺建的,甚至把家乡的工匠都请到台湾来了。

寻根系列做完之后,因为可以进到大陆,我们就开启了一期一期着眼于大陆祖国文化的杂志。

《节气》:每一本《汉声》的选题是怎样定的?

黄永松:开始做传统民间文化后,发现祖国太大了,我们能力有限,所以我们把能力集中起来,定了四个工作条件:第一,只做中国的;第二,只做老的、传统的;第三,只做民俗文化、民间文化;第四,只做活生生的。因为我们在台湾有经验,开放和进步中如果对传统文化不能保护,它就会受到伤害,要及时抢救。所以我们就定这四个方针,抓紧做整理工作。

这个整理工作是我们的目标,非常庞大,应该建立一个体系。我们按照条理分配,定下5种10类56项,给它定了一个名称——传统中华民间文化基因库,于是我们的选题就有了归依体系。

《节气》:杂志里都没有广告,只靠发行维持收入?

黄永松:收入要打平,常常都是很辛苦,我们尽量去做。我们会替全国各地的文化工作做推广,如在宁波的慈城,我们跟地方合作,办一些手工艺馆,也可以收到一点制作费来养活我们。

到大陆之后我们就停掉广告了,拉广告你要去给人家打躬作揖,甚至要陪吃饭,所以我们决定不要广告。我记得我们到大陆来第一期,不能把内容放在封底,我们就查一下全中国第一个广告是什么,把第一个广告登在封底,然后再登第二个广告、第三个广告,把广告史都登出来了。

坚持

踏踏实实以苏州风物志做出文化示范

《节气》:能不能介绍一下苏州风物志系列?

黄永松:为什么选苏州做风物志?因为我想提醒现在各地都在推广文化,很多地方都互相套模式,推动太快了,面对自己地方的题材反而认识不够。我们以自己领悟所得来的经验做一个示范。苏州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是江南文化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也是雅文化最繁荣的地方,我们就选雅文化之最来做俗文化,雅俗要共赏才是一个有机健康的文化,所以就选了苏州。

开始我去苏州的时候,苏州很多朋友很高兴,最后问出我们要做的题目是水八仙,他们全都跌破眼镜。我们之所以选水八仙,是因为苏州是水乡,几千年傍水而居,这些水生植物养育着苏州人,苏州人也宠爱着水生植物,所以水八仙就变成它的文化,叫做八仙。

八个植物的生长期交错不一,我们做了两年半才把它整理好,踏踏实实地做了9本,每一仙一本,最后有一本是“检讨”,水八仙何去何从?其实就是今天苏州人对待植物、对待生态的问题。

做水生植物的同时,我们做了水生动物——大闸蟹。这两个都是属于自然领域,所以第三本我们要做个人文领域的,就定了苏州版画的题目。

传统苏州版画是民艺中最精美最丰富的,其中康乾盛世时期和西洋铜版画交流的“西风版”最为特别。西风版版画大家都不太熟悉,它是康熙皇帝将国外的铜版画引进来与中国版画结合的产物。西风版画有几个特色,第一,它有透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就有透视,中国是反透视的;第二,它有光影,中国则不打光影。这些作品当时非常兴旺,也外销,所以我们做这个版的时候,原作都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在西方大学里的图书馆作为馆藏,日本也藏很多。

版画是文化,可以量产复制,过年过节或是房间布置都可以用到,所以它是民俗风物。9本水八仙,4本大闸蟹,再来后面是3本苏州版,就是一共16本,我们希望苏州从上到下都能赏识,希望苏州的年轻人可以起来努力踏实地给地方文化做整理。当全国各地的文化整理好,我们总和加起来才好。

《节气》:能否透露一些《大过马年》的精彩细节?

黄永松:“过大年系列”我们历年都做。《汉声》很重视岁时节庆,我们最早选民俗题材时,最容易让我们接触的就是过年过节。过年过节是最多传统事物呈现出来的日子。随着大家约定俗成的时间段去看地方文化的不同表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以可以把民间文化看得很透彻。

年复一年,不老的是岁月,所以我们的文化中有天干地支的历法,以此来安顿时间、人世。地支里面就得出一个很重要的数字——12。我们中国人就把数12用最亲切的家禽,到向往的飞翔的龙、威武的虎排定,每年一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年一个轮回,让大人小孩都有生肖分配。

中国人生肖的设定是很有创意的,讲究平衡,平衡才是最美。比如鼠、鼠是最机敏的,牛是最厚重的,这就是一个平衡;虎和兔,虎是最威猛的,兔子是最娇弱的;龙跟蛇,龙是飞在天上,蛇钻到草丛,一上一下;马和羊,马是一马当先,羊则是合群……我们希望人世间都平衡。

马年,马其实对我们的历史文化非常重要。在汽车引擎发明之前,马是所有动力的来源,今天汽车走的路叫“马路”。南船北马,北方的马更影响着我们的国防,强秦、大汉、盛唐都和马有关系。马这么重要,因此马的文物就非常丰富,比如唐朝骑马的唐三彩。落到民俗里,相马图、百马图,这种记载也非常多。还有马字旁的中文也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当然希望,随着过马年,大家通过马,不只是鼓励马到成功,还希望了解它背后的含义,它跟骑术有关、跟中国历史有关,从而给我们的民族一个历史的温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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