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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路(下)

2013-12-17 09:40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在曼德拉的狱中日记里,他经常记下自己的梦境,梦到与儿子在长满绿色农作物的旷野中沿着斜坡向上飞奔,然后又从山上狂奔下来,有时则梦到在空旷的山谷里隔河与温妮相望,温妮却消失不见。

1979年9月1日,时任南非总统博塔(左二)视察索韦托。在“种族隔离”时代,索韦托被设为黑人居住区

史诗人生

罗本岛监狱已成为南非的纪念地。在南非电影《再见,布法纳》里,我试图通过影像走近曼德拉曾被囚禁的时空,虽然这几乎不可能。罗本岛很孤绝,俯瞰只是露出海面的一小块石灰岩,成年累月经受冰冷的本吉拉海流的冲刷,荒凉阴冷。每6个月,有一位探监的亲人,乘船渡海上岛来探望曼德拉。穿过漫长的走廊,打开沉重的牢门,是6英尺见方的小隔间,有一张狭长的钢床,一张当桌子用的小矮凳和墙上的三只袖珍吊柜。曼德拉被囚27年,公开的狱中生活照很少,唯一的一张群像是在四面围合的操场上,囚犯们坐成两排,前排的人用鹤嘴镐和锤子把采来的石头敲碎,后排的人在缝衣,后来成为新南非国家领导人的曼德拉、姆贝基、西苏卢都在其中。劳役结束后,他们有时会凑在一起交谈,看守沿着墙角巡逻。1977年,一些外国记者来罗本岛参观,偷拍下他们在监狱花园里的另一张珍贵照片。他们戴着遮阳帽,手执铁铲,在劳作之间休息,手不约而同地插在腰间。

狱中的曼德拉(摄于1964年)

囚禁试图消磨和摧毁人的自尊与意志,让人的抵抗精神瘫痪。但曼德拉天生有一种举重若轻的能力,他甚至能跳脱出来如看戏般审视自己的人生戏剧,而他时常蹦跶出来的恶作剧的幽默感,形成了柔软的保护屏障,权力想制造的让人丧失自由的恐惧反而被消解掉了。他得知将要被带到最严苛的罗本岛,“感到很兴奋”,“从童年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岛了”。在他脑海里冒出来一串科萨黑人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越狱经历:“1658年,奥特舒梅奥在与荷兰人的战争中被流放到罗本岛,他最终划着一条破旧的小船成功逃离,虽然这条船千疮百孔,根本不适合航海。”他以这种方式汇入到历史中,“罗本岛的历史就是南非人民的奴役史,但它现在是我的新家”。

初入狱,所有囚犯会被脱光衣服站在一起,这是种羞辱。但曼德拉觉得滑稽,心想这辈子也难有机会见到彼此这可笑的样子了。他没有把户外劳动视为残酷的折磨,相反,他觉得劳动令他强壮,“使用全身的肌肉,太阳照射在背上,这种感觉很好”。在去采石场的路上,“可以看见茂密的灌木丛,挺拔的大树矗立在我们的房子周围,闻着桉树花的香味,偶尔还可以看见跳羚羊或大羚羊在远处吃草”。

入狱后,一个人会开始珍惜很多小事,比如能够自由自在地散步、过马路、进商店买报纸、讲话,甚至能够自由地保持沉默。曼德拉对于任何一件自己能支配的简单小事,都会尽力去争取,并从中寻找乐趣和成就感,这使他的自我意识从未被监狱制度化。比如,发给黑人囚犯的裤子是短裤,但曼德拉要求穿长裤,最后他胜利了。但他要求,除非所有其他囚犯都有长裤穿,否则他拒绝穿,结果他再次胜利了。看守要求他们走快点或干活快点,曼德拉会小声告诉狱友,“慢点,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监狱里是禁止唱歌的,音乐是自由之音。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唱自由歌,唱歌的同时还会伴着歌声跳跳舞,每个人都很受鼓舞。监狱当局意识到了:这些家伙,看看,太有斗志了,精神状态也太好了。因此,他们就规定‘干活儿的时候禁止唱歌’,这样在干活儿时我们就会感到艰苦了……在他们的法则里,有禁止唱歌这条规定……我们就服从了,但回到囚室后,尤其是在圣诞节前夕和新年前夜,我们会组织演唱会,大唱特唱。他们最后也就习惯了”。

1988年的一天,温妮(右前三)带领家人去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探望曼德拉

1986年,南非一名黑人男子遭警察射杀后,参加其葬礼的亲友正在安抚他的两个儿子

他们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些许成就:1969年,狱中开始播放电影;1975年,囚犯们第一次洗上热水澡;1980年,囚犯们可以读报;1982年,囚犯们可以接受儿童探望。曼德拉不懈地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就狱中配备运动设施进行游说,最终在1970年得到批准,他们得到了一个排球场和一张乒乓球台。后来,他们还在监狱庭院里建造了自己的网球场。1982年,曼德拉和狱友共处一室时,凌晨3点就起床,在牢房里跑上1小时,然后做有氧运动和举重,曾有狱友抗议这么早就被他吵醒。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生活漫长而乏味,人不断地转着圈,今天的终点和昨天的起点一模一样。这些斗争与成就,让人不忘记主宰命运的滋味。

1968至1969年是曼德拉精神上最痛苦的两年,他的母亲和儿子相继去世,但他连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他写信给监狱指挥官申请去参加葬礼,但或者没有回复,或者被拒绝。在给朋友的信中,曼德拉写道:“我从未想到自己不能参加母亲的葬礼。相反,我一直陶醉在一个美好的希望里,梦想着她年迈时我能够在她身边照顾她,在她逝去的最后一刻守着她。扎米和我曾一直想接她来约翰内斯堡跟我们一同生活,那样就能离巴拉瓜纳医院近一些。”不久,儿子桑比在开普敦的车祸中死亡。当曼德拉意识到去墓地看他一眼都不可能时,心痛至极,陷入记忆的深渊:“1962年7月底,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见过他,他那时才17岁,是个健壮的小伙子。那天他穿着我的裤子,有点肥长,他有很多衣服可以穿,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感情太明显了,我深深地被触动。我意识到我的离开给孩子们造成的影响。……1960年,我开车跑了很远去见他,告别的时候,因为没法送他到公交车站,更没法送他到火车站,我感到很难受。作为一名囚犯,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我必须放弃作为父亲的责任。我的儿子,应该是我的朋友,离开家之后只能独自照顾自己,而我只能偶尔偷偷地见他一面。……我把我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把所有的铜币和银币找出来塞给他,这些也就是一个可怜的逃亡者能给得起的了。……现在,我很想你,好像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想念过你。在这样一个充满痛苦、不幸和失败的日子里,回忆这些会让我感觉好受一些。”

曼德拉是有韧性的。多年后出狱,曾有老友问他,在狱中时,“你的妻子在外面有自己的生活,或许会和别的男人交往,会喜欢上别的男人,会和他们约会,用那些男人暂时替代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呢?”曼德拉说:“我不能去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必须接受一些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事实和现实,人都会有希望放松自己的时候,但人的好奇心也不能太强。她对我很忠诚,支持我的事业,来监狱探望我,会跟我通信,这些就已经足够了,真的,足够了。其他的事情无论是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与她的关系。”在曼德拉的狱中日记里,他经常记下自己的梦境,梦到与儿子在长满绿色农作物的旷野中沿着斜坡向上飞奔,然后又从山上狂奔下来,有时则梦到在空旷的山谷里隔河与温妮相望,温妮却消失不见。

在罗本岛,曼德拉对大学时代就热衷的文学和戏剧仍情有独钟。狱友把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撰写的《安提戈涅》改编成了一出戏剧,曼德拉出演了剧中残暴的国王克瑞翁。在罗本岛,自第一次开始拿起书,他就时不时地引用莎士比亚。他阅读了南非作家纳迪尼·高迪莫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习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还阅读外国小说,比如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在狱中写道:“读完那些作品后……你就会感觉整个人的境界都提升了,你对人类的敏感度也提高了。”1970年,在给温妮的信中,曼德拉引用南非作家C.J.朗恩霍芬的《拿撒勒的影子》,影射了他对自己处境的理解。《拿撒勒的影子》描述的是古罗马犹太总督彼多拉对耶稣的审判。“在罗马本土,法官只能根据对囚犯的指控、法律和法庭证据这些因素对囚犯进行判决。但是,在远离罗马的地方行省,我们正处于战争中。

处于战争中的人是不会去关心判决公正与否的,他们关心的只是结果,是最后是否会取得胜利,而且法官自己其实也在接受审判。我很清楚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我的职责要求我判他死刑,所以,最终,我就这么做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十字架上的一堆索具中挣扎,后面的人们在谩骂他,朝他扔东西。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他将要死去。我相信向一位朋友忏悔之后,我良心上的不安可以得到一丝缓解,因此我决定给你写这封信。朗恩霍芬写下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南非人民的政治意识。对于你我,这则故事可以让我们想想当今所发生的事情。”

曼德拉对人性怀抱善意。他注意到,“有看守提醒他们的同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参与自由运动的人最终总是要战胜他们的压迫者,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些进步的看守呼吁监狱不仅应该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对待囚犯,也应该好好地对待囚犯,一旦哪天这些黑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组成了政府,反过来也可以好好地对待白人”。“有些看守不仅对我们很有礼貌,而且在厨房工作的时候,还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口粮,偷偷拿来肉啊、白糖啊很多东西。当这些看守把我们当人看待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黑暗中的一线光明。”1977年,他在写给班德律师的一封信里对监狱总长说:“160年前,发生了集体被判死刑的图幅博茨事件;74年前,布尔战争集中营建立;61年前,约皮·福里做了最后一次演讲。我相信您肯定不会忘记那位南非白人爱国者,他牺牲了自己,帮助您从英帝国逃出来,使您成为这个国家统治阶层中的一员,最后担任了这个国家的监狱长。”

被外面的世界忘却的恐惧始终缠绕着曼德拉和他的狱友们。囚于罗本岛的最初那段时间,非国大销声匿迹。镇压的势力很大,法律禁止任何南非媒体提到曼德拉,所有的政治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再提他了,除非他们碰巧认识并且喜欢他。英国和美国报纸最初还来罗本岛报道一下监狱条件,英国大使馆有时给曼德拉寄一些法律书,但到1967年,曼德拉的名字已经完全从媒体上消失了。温妮的探监是他获取政治新闻的重要消息源,而他也用暗语通过温妮把他真实的想法传递给非国大。20世纪70年代,南非其他组织的黑人运动并未间断,比如影响很大的黑人觉悟运动。但在这个时期,非国大领导人已被囚禁在罗本岛十几年,早已无法与国内革命运动互通信息,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也是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其他黑人政治组织领袖都被关进了监狱,一些死在狱中,罗本岛则成了囚禁反种族隔离政治力量的大本营。此后,是数十年的沉寂。

1975年,曼德拉在日记里写道:“又有一批年老的著名斗士倒下了,他们就像历史上前赴后继的勇士一样,其中一些很快会被世人遗忘,另外一些会成为历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也只有学术专家对他们感兴趣。”

1975年,在西苏卢和科特拉达的建议下,曼德拉开始秘密撰写自传。开始数周,他白天去石料厂劳动,晚上吃过晚饭后先睡一觉,然后从晚上22点钟开始在墙上撑起的简易书桌上伏案写作。后来,由于身体实在吃不消,只好请病假不去石料厂劳动。监狱当局似乎对此并不介意。因此,曼德拉得以白天睡觉,夜间秘密地撰写。每天,曼德拉把写好的手稿设法交给科特拉达,科特拉达看过后,再设法把手稿交给西苏卢,西苏卢看过后交给鲁·奇巴,由他把手稿转换成微型速记稿。1976年,狱友马哈拉杰出狱,将手稿秘密带出罗本岛监狱。它被带到了伦敦,这是罗本岛里与世隔绝的囚徒与外面的世界对话的一线希望。

1977年,曼德拉开始感到衰老。他写道:“14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我们所爱的人在迅速变老,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当朋友们终于在聚会上开始缺席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一种很奇怪而冷清的氛围。梦想越来越难实现,进度计划越来越难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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