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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给社会“添乱”的知识分子(2)

2013-12-16 12:58 作者:刘瑜来源:东方早报
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著名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托马斯·索维尔

固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犯下最终罪行的人,事实上是那些,也只有那些手握权柄的人才能够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但是,政府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尤其在民主国家里——往往取决于舆论,而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舆论的风向。面对其鼓励或者默许、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治灾难,似乎鲜有知识分子像奥威尔、纪德那样事后站出来表达反思。他们中的多数要么默默转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么继续以前的姿态但采用了一个温和的版本。当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个体在历史中的责任,而是那种知识自负加道德自负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尽管已经转型成一种相对温和的版本,却并没有消失。不但没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识界的主流。从欧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仇富口号到委内瑞拉最近的“严惩奸商”运动,从好莱坞电影中的各种阴谋论情节到媒体报道普遍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都看到,人类从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灾难中学到的东西有多么的少。

当然,并不是说索维尔的观点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首先,知识上的自负不仅仅是一个“左翼”现象。事实上,无论中西,不少右翼——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时常流露出“知识上的傲慢”。他们倾向于把还在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最低工资制导致失业率上升,比如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低效,比如民主导致多数暴政——当作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混淆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拒绝承认自己的言说背后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取舍、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可能是拥有另一套价值排序而并非由于无知。

有趣的是,索维尔这样的“自发秩序派”崇尚试错和调整,反对以掌握了“终极真理”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但现在很多右翼知识分子恰恰通过对一系列理念宗教般的坚持,走向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理性设计观”——任何偏离这些“终极真理”的政策实验都被严厉贬斥。罗尔斯、桑德尔这样的名字常常激起条件反射般的敌意,平等、福利、全民医保这样的词语简直就是瘟疫。奥巴马?他简直就应该下地狱。反讽的是,对“经验主义”的坚持本身使其失去了对经验世界的开放性。仔细想来,经验主义真正的对立面其实并不是理性主义,而是教条主义。

其次,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著名的口号“我们属于99%”人为地割裂了经济体系中金融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关系,索维尔对“知识分子1%的精英知识和普通民众99%的寻常知识”的划分,也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塑造了一种刻意的对立关系。索维尔整本书似乎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本来存在一个朝着美好、正确方向前进的“自发扩展秩序”,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干扰阻碍了这一进程。用这个逻辑来描述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众多重大事件,显然高估了知识精英和绝大多数民众之间的观念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在积极推进政府自上而下干预经济和社会,或者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方面,民众本身比知识精英更加激进。比如,从进步主义时代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民众通过各种抗议示威、投票组党等方式表达了“国家干预经济、调节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的意愿,而美国的最高法院对这种“经济干预主义”的浪潮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悲剧性的抵抗。但在索维尔的笔下,似乎这一过程是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法官”引领的,民众只是被动地、无奈地接受了它。

当然,知识分子的观念肯定影响民众的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使一些团体乃至阶级的利益主张具有了伦理上的合法性,但毕竟,一定的观念也是因为契合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利益的同时也是伦理的基础——才可能具有巨大的市场。在某种意义上,索维尔,乃至哈耶克,难以解决的一个悖论是:当“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演进过程中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倾向时,当人们自发地反对“自发秩序”时,政治应当如何应对?似乎无论如何应对,都构成对“自发扩展的秩序”的嘲讽。这个悖论是悲剧性的,很难将其仅仅归咎于知识分子。如果说需要检讨人们对政府、对干预、对乌托邦构想的迷信的话,那也应该是整个社会一起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去进行这种检讨。

这就引出了索维尔观点中的第三个问题:他对经验的信奉与对理性的反感。固然,当事人的、现场的、具体的经验往往比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家高高在上的认知更有实践智慧。比如之前提到的,警察关于开枪的知识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评判更有实践意义,农民比远在白宫的总统更清楚应该在本地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哪怕是对同一个事件,经验本身也是多样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哪怕在许多人体验中水深火热的“文革”,在某些人的记忆中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呢——所以如何“截取”经验、处理经验,往往还是靠理性的力量。即使理性主义可能导致错误和灾难,克服这种“理性迷信”,也还需要理性本身的力量。如果人类只能通过经验进行学习,只有“见了棺材才掉泪”、“撞了南墙才回头”,只有死几千万人才认识到纳粹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残酷,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过于沉重的学习方式。这大约也是为什么理性并不是经验之外的事物——恰恰是经验告诉人们理性的意义。可以这样说,真正的理性并不是对经验的排斥,而是对经验的合理组织方式。

那么,如果知识分子热切的“责任感”曾经助长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我想索维尔的观点并非如此,否则他也没必要写这本书了。他自己也通过大量的书籍、文章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甚至还在专业领域之外撰写了一本《美国种族简史》,而此书就连在中国也颇有市场。事实上,如果说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像萨特这样的误判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潮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的话,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奥威尔这样警惕和批判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正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像郭沫若这样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可能被认为太多了,但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顾准这种黑暗中的“守夜者”式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所以问题似乎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公共领域,而在于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如果知识分子不应借助政府甚至极权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那么他们的责任可能恰恰是抵御这种“终极解放”的诱惑、“人间天堂”的诱惑,以及去推行这种构想的极权的诱惑。他们的责任与其说是辅佐政治家进行“顶层设计”,不如说是勘定、守卫“社会智慧”发展的空间;与其说是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不如说是限定政治的扩张,换言之,坚持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等待,事实上“反政治的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意味着积极行动与言说——当洪水来袭时,人们需要积极地“筑堤”才能够抵御洪水的危害——换言之,消极自由需要积极行动来维护。政治行动恰恰是反政治的必要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专业性的工作是知识分子的显然责任。如前所述,将理念简化为空疏的口号,对经验事实的选择性失明,以道德讨伐甚至人身攻击替代知识讨论,是左翼右翼知识分子都经常犯下的错误。阿道司·赫胥黎曾戏称:“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性更有趣事物的人。”套用这个句式,但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也许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道德批判更有趣事物的人。”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是那种致力于“发现”新颖观点的人,而是用更扎实严谨的方式来论证“寻常”观点的人。知识分子的勇气也并不仅仅体现于创造和开拓的热情,更体现于对“工匠”之苦持久的承受。

但“专业性”并非真理的保证。在公共言说中,我们常常能碰到一些“理中客”,他们以“专业分析”、“技术流”的名义表达对“民粹主义”的藐视,但是,同一个领域里的不同专家经常持有不同观点这个事实本身——正如经济学大家曼昆和克鲁格曼持续的争论所揭示的——就说明了所谓“专业分析”并不是“客观真理”的保证。正如索维尔在书中试图指出的,社会现象总是有多元的、综合的因素在推动发展,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全然陌生,所以任何人都很难拥有一个综合性的视角。马尔萨斯曾经预测,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只能依靠战争、瘟疫、饥荒来解决;生态学家埃利希曾预测,人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会出现导致几亿人死亡的大饥荒;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学派预言,在“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经济崛起的可能性……就对历史走向的判断而言,犯下最荒谬错误的经常是专家本人。视野深常常也意味着视野窄,专业性有时候可能恰恰是认知的障碍。对此缺乏自觉的意识,常常导致“专业知识分子”知识上的傲慢与褊狭。

也就是说,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性,是一个负责的知识分子的标识。这并非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每个知识分子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但知识上的审慎要求他们在有八分论据的时候不能持十分的观点。在社科人文领域,那种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少之又少,那些动辄被称为“常识”的知识,其实往往只是“我深信不疑的观点”而已。所以,知识上的谦卑并非基于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而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职业上的诚实。

雷蒙·阿隆曾经将意识形态比做现代的宗教。尽管1955年他写下《知识分子的鸦片》时,其主要批评对象是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分析其实可以应用于各种过于自负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极权的诱惑来自于确定性的诱惑,“对少数精英的归属感,整个历史和我们自身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和感觉的一种封闭体系所提供的安全感,在当前行动中将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的骄傲感,这一切都激励和支撑着真正的信徒”。面对这种诱惑,他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当时法国知识界孤独的“另类”——给自己设定的责任是:“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这种“平息狂热的怀疑主义”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颖,但每个曾经、正在与“确定性的诱惑”搏斗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这一永无止境的抗争是多么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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