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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给社会“添乱”的知识分子

2013-12-16 12:58 作者:刘瑜来源:东方早报
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著名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

“知识分子”是什么?在中国,很多对此问题有过思考的人恐怕都会表达一个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掌握了特定领域知识的专家,而且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这种看法不奇怪——我国的知识阶层曾经被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浸润过一两千年,然后又被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观点鞭策过半个多世纪。

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救国济民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与批评。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著名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当然,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我们读到,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在外交领域,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拥抱“和平”、“裁军”、“反战”、“协约”等美好的字眼,但这种肤浅的道德观塑造了绥靖主义的外交政策,从而牺牲了长期的和平;在法律领域,他们鼓动法官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来推动“进步事业”,却最终使法院失去了捍卫宪法而不是捍卫特定“理想”的本意……总之,如果这本书可以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些人是坏人。事实上就个体而言,他们甚至可能是很好的人——谁能说萨特、罗素、萧伯纳、杜威这些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是“坏人”呢?问题甚至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好”了——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但社会是充满智慧的。社会之所以充满智慧,不是因为其中千千万万个体中的每一个有多少超凡脱俗之处,也不是因为“贫贱者最高贵”之类的民粹逻辑,而是因为社会通过亿万次互动、试错、适应这样一个“体系性过程”来实现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阶层的个体可能非常出类拔萃,但是,“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索维尔问道。“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他紧接着回答。

在这里,索维尔的分析显然是呼应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及其后果的观点。的确,某种意义上,索维尔的这本书是对哈耶克观点一次新的注释。和哈耶克一样,索维尔认为,正是知识论上的分野,导致了“精英设计派”和“自发秩序派”两种政治观的分野。知识上的自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过度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社会“自上而下被改造”的可能性,进而相信社会走向尽善尽美的前景;而“自发秩序派”更相信经验的力量,相信社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以及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未来。这种系统性的分歧,被索维尔最后归结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世界观差异:那些过于信奉理性、精英知识、政府干预的人被他称为“乐观主义者”,他们总是急迫地看到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索维尔的阵营,基于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政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背后,可能又带来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办法。”换言之,问题常常不是如何消除恶,而是如何在不同的恶之间取舍。对人性限度的认识导致对政治触角的克制。

虽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行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反战”、“裁军”、“和谈”,却忽略从二战到冷战,必要的军事威慑往往是持续和平的前提;他们还经常为警察对嫌犯密集开枪这样的“暴行”而义愤填膺,却没有人关注过开枪距离与命中率之间关系的知识——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仅有六英尺的近距离内,警察开枪射击时也会有一半完全错过目标,在十六至二十五码距离时,射中目标的比例只有14%……换言之,他们总是被一个词汇、一个陈述或者一个场景带来的“第一印象”俘虏,却缺少对其背后的事实与逻辑刨根问底的耐心。用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描述雷蒙·阿隆的话来说,阿隆对很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不严肃”。

以道德的热忱来取代对事实的深究,还体现在对批判对象的道德脸谱化上。在左翼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鲜有明确论据支撑。对石油企业发起的无数次联邦调查没有发现它们操控油价的明确证据;二战期间防止英国像法国那样迅速沦陷的,是武器制造商所制造的战斗机而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深情呼唤;一项调查显示,就慈善捐款数额、捐款收入比、当志愿者时间等指标来看,美国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付出得更多。

当然,当经验论据不足以支撑对批驳对象的道德丑化时,影视作品、大众媒体、小说戏剧可以通过虚构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在荧幕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荧幕中实在是太恶劣了,有40%的谋杀和44%的不道德罪行是他们所犯下的……”当“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弥漫到大众文化工业的角角落落时,这些虚构的形象就成了事实本身。

智识的懒惰还体现在反思的欠缺上。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或者如果工程师的设计出现严重误差,一般来说会导致他们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时——令索维尔感到惊异甚至“嫉妒”的是——他们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萨特1939年从德国学习归来,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罗素在二战前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和削减军备;萧伯纳上世纪三十年代访苏之后为斯大林唱赞歌;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斯诺六十年代中访华后,坚定批驳了中国不久前曾出现饥荒的“谣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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