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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抗到和解(下)

2013-12-13 16:06 作者:徐菁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这对我们全国国民是个重要的关头,我们的态度和行动将决定我们能否将痛苦、悲恸和愤怒化为力量,让这个国家走向唯一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民选政府……我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向我们全体人民呼吁,保持平静,将我们对哈尼的纪念化作严守秩序的力量,变为和平而尊重纪律的力量。

1994年4月2日,在德班郊外的一座小镇上,非国大的年轻支持者们排队参加集会,以支持曼德拉参选总统

和解

最危急的一刻发生在1993年4月。4月10日早上,曼德拉散步归来,到书房开始接受理查德·斯腾格尔的采访。那时,斯腾格尔正在为曼德拉写自传。他后来回忆:“我们刚开始,他的门房就通报说,有30个特兰斯凯区的橄榄球队员集合在他家门口,等待他的接见。曼德拉穿着运动服和运动袜走了出去,他微笑着和每个人握手致意时,突然有人告诉他有紧急电话。回到书房他才得知,克里斯·哈尼被一名白人极端分子刺杀身亡。曼德拉放下电话,遥望远方,神情肃然。然而,他站了起来,为这个打断向我道歉,之后就回到了车道上。在那里他又满面微笑,与剩下的还没握过手的15个运动员一一握手。”

当时克里斯·哈尼在南非的声望仅次于曼德拉,领导着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和南非共产党。他是个传奇,南非黑人都熟知他奋不顾身斗争的桥段和从诸次暗杀中逃生的经历。如果没有曼德拉,哈尼就是南非黑人的第一选择。《映像报》当时评论说:“目前情势下,只要有一个轻率的突发性举止,有一颗子弹走火,多一个报复性行为,精心搭建的谈判框架就会崩塌,魔鬼的力量便会如洪水般奔腾而出。”

当晚,曼德拉对全国发表了讲话。他要求人民保持平静,他格外强调说,凶手能够很快归案,是因为哈尼的荷兰裔白人女邻居的检举。她当时镇定地记下了凶手的汽车号牌。“一个白人男子,满怀偏见和仇恨,犯下邪恶的罪行,将整个国家推向灾难的边缘。一个荷兰裔白人妇女,则冒着生命危险,让我们找到这名刺客,将他绳之以法。”曼德拉说,“这对我们全国国民是个重要的关头,我们的态度和行动将决定我们能否将痛苦、悲恸和愤怒化为力量,让这个国家走向唯一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民选政府……我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向我们全体人民呼吁,保持平静,将我们对哈尼的纪念化作严守秩序的力量,变为和平而尊重纪律的力量。”这次讲话后,虽然全国都爆发了示威活动,但黑人民众没有采取暴力行动。多年后,图图大主教回忆:“1993年那段时光,形势危急,战祸一触即发。假如曼德拉没去电视台说那番话……我们国家将会燃起熊熊战火。”

1994年3月26日,曼德拉首次参加投票

曼德拉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和平,还有很重要的一步是,通过会晤,使康斯坦德·维尔乔恩放弃武力。

康斯坦德和孪生兄弟布拉姆1933年出生于一个乡村上层荷兰裔白人家庭,祖先是17世纪的移民。布拉姆曾在教会任职。而康斯坦德年轻时参军从戎,后来一帆风顺,成为将军,当上陆军司令,还在1980年出任统辖南非海陆空三军的国防部队总司令,一直干到1985年退休。数百万南非白人对他极为尊重。

曼德拉出狱不久,康斯坦德来到约翰内斯堡西南75英里外的城镇波切夫斯图鲁姆,宣布:“荷兰裔白人大众必须为保卫自己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放弃防卫的能力,只会坐以待毙。”当天创立了“南非白人阵线”,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荷兰裔白人国家——“独立布尔人共和国”。用康斯坦德的话说,这是“荷兰裔白人的以色列”。人们向他欢呼,把他视为摩西。

两个月内,康斯坦德和他的将军们在全国举行了155次秘密会议,决定建立大规模武装。这两个月,“南非白人阵线”招募了15万名分离主义分子,其中10万人是士兵出身。

康斯坦德第一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地是非国大与政府谈判地世界贸易中心。在世贸中心门口,他们与和谈的支持者们相隔100码,对峙了4小时,警察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康斯坦德甚至带领一个小分队驾驶一辆四轮货车冲向正门。这些人穿着防弹衣,手里握着R1机关枪。康斯坦德穿过破碎的玻璃门,找到非国大、政府代表团和警察头目,要求对方保证他们能够安全离开,这一要求得到了同意。

康斯坦德的孪生兄弟布拉姆和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布拉姆是一位神职人员,是非国大的支持者。康斯坦德领导武装抵抗时,布拉姆在“南非民主学会”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应该听取极右力量的声音。这篇论文对曼德拉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3年7月,布拉姆问康斯坦德的选择,康斯坦德说:“我恐怕只有一个选择,我们得通过军事行动解决。”“也许还有一个选择。你愿意考虑与非国大举行高级双边会谈吗?以此作为避免一场内战的最后尝试。”几天后,康斯坦德给出了答案,他愿意和曼德拉会晤。

会晤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1993年8月12日,康斯坦德带着3名退休将军来到曼德拉家中。在客厅里,曼德拉邀请康斯坦德坐在自己身边,亲自为他斟茶,客气地问:“将军,要加奶吗?”将军点头。曼德拉又问:“加糖吗?”将军说:“好的,曼德拉先生。加糖。”

尼尔·巴纳德曾说曼德拉“抓人弱点和让人宽慰的能力简直发自本能”。康斯坦德完全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他后来回忆说:“曼德拉开门见山地表态说,荷兰裔白人对他本人和黑人同胞造成许多伤害,但他却在某些方面对荷兰裔白人颇为赞赏。他说,尽管对局外人很难解释清楚,但他始终认为荷兰裔白人具有慈爱精神。如果荷兰裔白人农场里的黑人雇工的孩子生了病,白人农场主会用自己的车送孩子去医院,不但会打电话询问孩子的病情,还会送孩子的父母前去看望。与此同时,他们对待雇工的态度非常苛刻。曼德拉说,他们是既苛刻又富有人情味的雇主。”康斯坦德说,曼德拉这些评价与他对自己同胞的看法完全吻合。

曼德拉当时说:“将军,我知道您能召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武装精良,人员训练有素。我也知道,你们的军事力量远远比我们强大。我们无法与你们抗衡,更不可能取胜。不过,假如您发动了战争,长远看,也肯定不会取胜。这是因为,第一,国际社会将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第二,我们人数众多,你们不可能把我们赶尽杀绝。假如您发动战争,黑人民众会走进山林打游击战,你们承受的国际压力会无比巨大,这个国家对我们所有国民而言都将变成人间地狱。这是你想要的吗?不行,将军。假如我们走向战争,根本就不会有赢家。”“没错。”康斯坦德当时回答,“不会有赢。”这就是共识。在此基础上,非国大和白人阵线进行了三个半月的秘密会谈。

康斯坦德最终决定放下武器,参加1994年4月举行的大选。“我认为,正确的选择是谈判,并参加选举,我觉得这对国家是最好的选择。”至于选择的关键因素,康斯坦德说:“是对手的品德。重要的是桌子对面这个人的品德是否高尚,以及是否拥有民众广泛的支持。两样条件曼德拉都不缺。”

 

缔造南非人

1994年4月,南非第一次一人一票的大选是一次相互妥协的产物。妥协的背景是:1992年,南非全年死于政治暴力者超过3000人,比上年猛增30%。几年来,南非经济增长为-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9%,私人投资剧减,每年资本净流出约12.8亿美元,失业人口已多达600万。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不仅让白人资本和德克勒克政府如坐针毡,也对有望组成未来政府的非国大领导成员形成巨大压力,促使双方都做出最大限度的妥协。

1996年2月3日,南非国家足球队夺得非洲杯赛冠军,曼德拉在现场与队员们共同庆祝

在经济上,即使面对左翼盟友的压力,曼德拉还是扭转了自己一贯以来的态度。在出狱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还曾提到关于境内矿产财富国有化的非国大旧政策,但到1994年,他已经彻底放弃了这种激进的纲领和口号,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现状,承诺在非国大的经济政策中不会留下“任何关于像国有化那样的东西”。

 

为了避免“黑人统治白人”的情况出现,德克勒克在谈判中提出了四五种不同的政治方案,其中包括:实行“照顾不同集团利益”的两院,使非经普选产生的上院拥有对下院议案的否决权;需要规定少数人政党在政府中占有一定代表;制宪机构所通过的任何议案要以75%多数通过;实行中央分权,加强地方政府权力等。

曼德拉说服非国大及其联盟中的强硬派,在议案通过所需的票数比例上让步到了70%。更重要的是,非国大决定放弃“胜利者内阁”(大选的获胜者垄断组阁权)的政治向往,在未来的政府中和各派别分权:这个国家将由民族团结政府统治,行政权由那些赢得普选5%以上的政党分享。为了消除黑人和白人中右翼的反作用,它允许一种种族主义的保证,为少数派在某些地方政府机构内保留30%的席位,并且给少数集团的代表在市政委员会内“对再分配式的预算的正式否决权”。国民党要求有一条教育条款,允许家长和学生选择国立或国家资助的学校教学所使用的语言。非国大同意保证这种权利,他们许诺不对文职人员进行清洗,原封不动保留了旧秩序的文化机构和人员。

在和布特莱齐的斗争中,曼德拉看到传统部族首领集团中的当权派维护既得权益的愿望和实力。在最终各方达成的协议中,祖鲁国王和其他全国的传统领导人都受到了保护。

为了不让国家陷入冤冤相报的恶循环,曼德拉决定不用清算和惩治的方式对待种族隔离制度,提出以宽容的精神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未来的政府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收集、调查和公布1960至1994年间政治迫害事件,听取参与者、策划者的陈述,对主动陈述者予以赦免,对受害者予以补偿和帮助。1996年,曼德拉在委员会成立仪式上强调:“所有南非人都面临着要与过去达成妥协的挑战,这样的方式使得我们能够以一个统一和平的国家面向未来……你们的目标就是通过这样,通过赦免的方法以确保永恒的和解。”

结果,1994年4月27日举行的多种族全民选举中,非国大获得62.65%的选票,在议会中获得250个席位。国民党居次席,获得20.4%的选票,得到82个议席。居第三位的是因卡塔,获10.5%的选票,得到43个议席。曼德拉宣誓就任总统,政府由非国大、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联合组成,两名副总统是来自非国大的姆贝基和来自国民党的德克勒克。新政府包括27名内阁部长,非国大占17个,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安全部长等均由非国大成员担任;国民党占7个,包括财政部长等;因卡塔自由党占3个。

学者莫里斯这样评价这一政治过渡的性质:它是一场组成新国家和新联盟的政治斗争,“这是一场没有绝对赢家的战争……南非的两个主要政治力量达成了平局”。在曼德拉之后当选南非总统的非国大领导人姆贝基后来写道:“因而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走到一起,来制定走向民主南非道路的计划。”

对于曼德拉来说,自己的政治使命并没有因为新政府的成立而大功告成。1994年初,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新政府在国歌问题上的立场。旧国歌《南非的呐喊》中的一部分是歌颂19世纪的白人领袖雷蒂夫驰骋南非,一路粉碎黑人的抵抗。而黑人青睐的歌曲《上帝保佑非洲》表达的是黑人长期经受的苦难和追求自由的渴望。

这天会议刚开始,曼德拉出去接了个电话,剩下与会者以压倒性多数赞成废除《南非的呐喊》,以《上帝保佑非洲》取而代之。曼德拉回到会议室,向欢欣鼓舞的同事们严厉地提出:“你们轻易对待的这首歌包含了许多人的情感,可你们并不代表这些人。你们大笔一挥做了个决定,结果是摧毁了我们正在建立的唯一根基:和解。”最后他决定,两首歌都应该成为国歌,在所有正式仪式上,奏完一首接着另一首,都要这样。

曼德拉在总统府的密友兼法律顾问、白人尼古拉斯·海索姆说到曼德拉当时的难题时一针见血。海索姆提到19世纪中叶统一意大利的爱国军人加里波第“在完成自己的军事使命后说:‘我们缔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造就意大利人。’”“意大利虽然分裂,人民却同属一个民族。而1994年的南非,国家分裂的因素包括历史渊源、文化差异、种族矛盾,还有众多其他缘由。再多的谈判、演讲、法规都不足以‘缔造南非’。想让人们凝聚起来,还需要另一种东西,需要曼德拉在已有的基础上做出最大的努力——克服族权之间的差异,超越将人们分隔开的种种障碍,找到能让我们凝聚起来的因素。”

如何造就“新南非人”?曼德拉为自己赢得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80年代的国际外交舞台上,非国大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是促使国际体育界孤立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体育。尼尔·巴纳德说:“非国大在橄榄球领域将我们孤立于国际体坛,让荷兰裔白人深感痛苦。这是心理上的残酷打击,因为橄榄球是我们这个小民族能够扬眉吐气的领域。阻止我们与世界其他球队比赛,成了影响政治的一种极为成功的控制手段。”

其实,1992年,非国大执委会里已经有人提出,要缓和或放弃针对橄榄球的国际孤立措施,有人因此说:“这等于是对白人说:‘只要你们愿意和我们合作,你们就能够去欧洲,去美国,去澳大利亚,去拜访你们的外国朋友,而且在机场出示护照的时候,不会受到鄙视。他们还会从中看到生意方面的好处……’”尽管有一些人反对,但曼德拉赞成这个想法。他说:“全力争取荷兰裔白人的支持,是我们的目标。我一再提醒民众,在荷兰裔白人眼里,橄榄球是一种宗教。”199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埃利斯公园体育场,时隔11年后,南非队首次与新西兰队在国际比赛中对阵。1993年1月,曼德拉赠送给了南非白人一份厚重礼物——1995年世界杯橄榄球赛。南非不但获准首次参赛,而且还要主办比赛。西苏卢会见了国际橄榄球理事会的高层,搞定了这件事情。

赛前,曼德拉特意邀请了南非国家橄榄球队队长皮纳尔到总统府做客,向他强调比赛的重要性。国家队选定的口号是“一支球队、一个国家”。球员们参观了罗本岛监狱,球队请来了一位老师,教清一色荷兰裔白人球员用科萨语演唱黑人钟爱的国歌《上帝保佑非洲》。“我当然听过这首歌。”前锋韦斯说,“我看到过那种电视画面——无数黑人走上街头,一边又唱又跳,一边挥舞手中的木棍,点燃轮胎,乱扔石块,烧毁房屋。我和我认识的人都觉得,这首歌是‘黑人威胁’的同义语。但是,你知道,我热爱唱歌,一直如此。当我突然发觉自己也在唱这首歌时,心里真是吃惊不小。”

1995年5月25日,在国家队即将开始第一场与澳大利亚队对阵的前一天,曼德拉到访了球队。他向大家承诺,政府要统辖军队、警察、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保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并告诫队员们:“你们现在有机会为南非做出贡献,将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

在当时背景下,是否要为南非国家橄榄球队加油,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橄榄球是白人的运动。外号为“跳羚”的国家队里是清一色的白人球员。

在整个世界杯期间,曼德拉都在说服黑人支持“跳羚”队。用好友海索姆的话说,曼德拉视之为他的“头号战略责任”。

在夸祖鲁举行的非国大支持者大会上,曼德拉在演讲的过程中戴上了“跳羚”队送给他的球帽。曼德拉对听众说:“你们看到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了,明天下午,我们的小伙子们要跟法国队比赛,我这是对我们的小伙子们表示敬意。”此话一出,听众嘘声一片。曼德拉继续说:“听我说,大家不能目光短浅,不可感情用事,从事国家建构,就要付出代价。白人同样也付出了代价,白人在体育方面向黑人开放,这是一种让步,而我们现在就必须欣然支持这支橄榄球队,这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最后,我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曼德拉后来回忆说,“我在全国巡回演讲,处处听到嘘声,但如果球队获胜,经历过的种种艰难挫折都算得到了回报。”

正如曼德拉所预料,黑人的抵制随着唱《上帝保佑非洲》的国家队的接连胜利而消弭。曼德拉的保镖里半数是黑人。蒙沙米是其中的一个。最初,他不理解白人对胜利的欣喜若狂,接着,赛事成了黑人白人保镖交流的主要话题。他们甚至亲自动手玩了玩:“玩触式橄榄球的过程中,我们相互喜欢上了对方,有时候,我们彼此间推心置腹起来。连我们自己也觉得奇怪。”

与加拿大比赛的前一天,向南非全国直播的电视画面,让蒙沙米感到他或许喜欢上了“跳羚”队。队员们访问了一座名叫茨维德的小城镇,电视画面上,白人运动员与兴奋的黑人孩子亲密交谈,开心玩耍,让蒙沙米感怀不已。次日,球队以20比0大胜加拿大队,茨维德的居民倾巢而出,球队乘车往返于酒店和训练场之间,马路两旁的群众夹道欢呼,黑人越来越多。

在与法国队比赛前,德班下了暴雨,国王公园体育场上积水成潭。如果比赛不能如期举行,按照世界杯的规则,因南非队比赛期间犯规较为严重,将判法国队进入决赛。为了保证比赛的进行,武装部队动用直升机在体育场上空盘旋,试图用螺旋桨掀起的大风吹干场地。大批黑人妇女拿着水桶和抹布清除赛场积水,使比赛终于得以进行,南非队笑到最后,进入决赛。蒙沙米想不到自己会如此投入:“比赛过程中,我们都紧张得要命……最后,我们全都舒了口气,高兴得像发了疯。”几年后,法国队的前锋比纳齐和老对手偶然相遇,谈起往事,他坚持裁判错判了一个法国队的得分:“输给了你们这帮家伙,我们哭得撕心裂肺。但是,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去观看决赛,又一次哭了。我明白,我们没进决赛是对的,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件,比橄榄球赛的输赢更重要。”

决赛那天,开普敦主要报纸《百眼巨人》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万岁‘跳羚’队!》“万岁”是黑人在抗议活动中使用的战斗呐喊用语,是从古巴革命的口号中借来的。标题下面的文章说,学界的报告称:“本届世界杯橄榄球赛掀起了南非各种族间和解的壮观浪潮。”“在‘跳羚’队比赛时段,约翰内斯堡主要由黑人居住的街区上车辆行人极少,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乡镇居民聚在家里,观看电视直播的橄榄球赛。国家建构中这种非凡的崭新气象让分析家们深感吃惊。”

6月24日,决赛日。上午,皮纳尔带着球队绕酒店周围的街区慢跑。“我听到人们的喧闹声和喊叫声,4个黑人小报童认出了我们,跟着跑,还一边叫我们的名字。他们几乎能叫出每一个队员的名字,我激动得要命。我甚至拿不准这些孩子是不是认识字,可他们能够分辨出我们是谁,把我们当成他们自己的球队。这一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这场比赛比我们想象过的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

比赛开始前5分钟,曼德拉出人意料地穿着皮纳尔的6号球衣、戴着一顶印着6号的队帽出现在看台上。数万名白人观众为之疯狂,他们齐声高呼:“纳尔逊!纳尔逊!”图图主教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吧观看了现场直播:“曼德拉掌握着一种诀窍……当天的那一幕,曼德拉处理得恰当之极……我相信,那是我们国家生活中一个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刻。”

这场比赛以“跳羚”的胜利告终,全场观众在终场哨响的那一刻都互相拥抱起来。曼德拉把身边的路易斯·卢伊特抱得两脚离了地。这绝对是件不寻常的事:熟悉曼德拉的人都知道他从不与人拥抱。为他撰写自传的理查德·斯腾格尔曾说,曼德拉有强烈的自信心、自尊心和地位感,不喜欢过分亲密的举动。保镖蒙沙米回忆那一刻的曼德拉:“他像是登上了世界的巅峰。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我与他朝夕相处了5年,没见过他比这一天更快活了。他当时激动无比,简直是狂喜。”看台上激动到落泪的白人球迷又开始高呼曼德拉的名字。

南非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在球场上采访皮纳尔:“现场6.2万名球迷在支持你们,你有什么感觉?”皮纳尔毫不犹豫地回答:“支持我们的不是6.2万名球迷,而是4300万南非人。”

曼德拉为皮纳尔颁了奖。原司法部长库切挤在开普敦酒吧里,抽噎着像个孩子:“眼前的局面超过了一切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白人曾经是他的敌手,但在这个时刻,他们都将曼德拉拥入怀中。当时,我感觉,这是个可与美国立国相提并论的时刻。这是曼德拉最辉煌的时刻。看到他与皮纳尔站在一起,我哭了,心头感慨:‘一切都是值得的,承受过的所有痛苦,我经历过的一切,这些全都值得。奇迹由此而生。’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康斯坦德此前一直受到好战分子的烦扰,但这一天,他开始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是黑人的偶像,但看到他身穿‘跳羚’队球衣兴高采烈的模样,我放心了。我当初的决定一度困扰着我,我从来没想过会在如此壮观的场面中得到解脱。”

斯拉伯特这名地道的荷兰裔白人在参加完当天街头的纵情欢庆后无法回家,只好搭了辆黑出租。“黑出租”,其实是公共汽车,这种车有固定的行车路线,招手即停。之所以说这是“黑出租”,是因为白人基本都有自己的私家车,这种巴士历来是黑人的交通工具。斯拉伯特跳上一辆巴士,这样的事情以前几乎闻所未闻。“我上了车,乘客们都在欢呼。我对司机说,我在市府礼堂下车,可他问我最终要去哪儿?我说我家在北郊,但我在市府礼堂下车就可以了。我猜想,车可能要经过那里。但司机的态度非常坚决,硬是要送我回家。这要让他偏离正常路线多跑半个钟头,加上当天交通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也许还不止多跑半个钟头。我说,那好吧,可车上这么多人怎么办?车上挤得满满当当,乘客们齐声说,没关系,我们喜欢乘车兜风。最后,我到家了。下车时,我问司机:‘多少钱?’他朝我微笑:‘不要钱。今天谁都用不着付钱。’”

“一年以前,甚至仅仅几个月前,假如你预测人民会在索韦托街头载歌载舞庆祝‘跳羚’队的胜利,大多数人会说:‘你在南非的烈日下坐久了吧?肯定是大脑被灼伤了。’”图图大主教说,“那场比赛产生的效果是政治家或大主教的演讲完全无法实现的。那场比赛好像在说,我们完全可以融合成一个民族。”

(参考书籍:约翰·卡林:《不可征服:纳尔逊·曼德拉治国传奇》;威利·埃斯特胡塞:《终局:秘密谈判和种族隔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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