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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抗到和解(中)

2013-12-13 16:06 作者:徐菁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他儒雅的举止和洋溢的热情让人着迷,我见过的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当时我正在物色人才来充实领导层,他简直是天赐的礼物。”

1960年4月1日,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工人结束工作之后准备回到隔离地区居住

曼德拉的判断

南非的总兵力在60年代初已有7万余人,80年代初增至40余万人。为了捂住“水壶的盖子”,1984年1月,博塔宣布还要增加45%的军事力量,并为军警提供了现代化武器装备。1984年的军费开支比1960年增长了80倍。但一个事实越来越明显:国家已经无法承担这样的内耗。

“二战”后南非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是西方大批私人资本的输入,其中英国和美国的投资占外资总量的60%以上。南非储备银行承认:“南非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而发展,现在仍然要大大依赖外国资本。”

1985年,欧共体和美国都在国内受到公众的激烈批评,转而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大量国外资本的撤离,造成了南非每年净流出约40亿兰特资本,成为南非国际收支平衡的致命弱点。
就在库切向曼德拉抛出橄榄枝的同一个月,世界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了两个超级大国自“冷战”以来的首次首脑会晤。“冷战”的坚冰已经在融化。苏联在非洲的战略收缩很明显,南非这个反共桥头堡的战略价值也走了下坡路。

里根当初告诉撒切尔,他不再支持她对南非当局持有的保留态度。1984年,博塔在英国拜会了撒切尔,他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大学教授、开明派人士威利·埃斯特胡塞:撒切尔对他非常严厉,并明确要求释放曼德拉。

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库切和曼德拉的接触。“我们当时越来越靠近这样的结论,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和一位真正的国家领袖进行对话。”多年后,尼尔·巴纳德回忆:“在我们的头脑里,从情报部门的角度来观察,综观曼德拉先生的经历,他必须扮演这个关键性的角色。我们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情报能力之一。我们知道非国大内部在发生什么,领导权的掌握情况,领导层的个性特征,左右权力的真正力量。根据我们的评估,曼德拉的卓越是毋庸置疑的,他是整个过程中的象征。那些从罗本岛出去的人都视其为领袖。”

80年代,非国大已经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它建立起巨大的国际代表处网络,办公室数目远远超过了南非当局的使馆,在非洲大陆(非洲统一组织)和国际组织(联合国、体育和文化组织)中已经树立了未来政府的地位。

在南非国内,自60年代包括曼德拉在内的领导人大批被捕和流亡外国后,非国大对于黑人运动的实际领导已经削弱了。抵抗运动在国内的掌舵者最初是工会主义者和学生领袖,后来是黑人城镇的青年,但是非国大巧妙地用一些富有象征性的活动弥补了失去的阵地。就像它在80年代早期发起的解放曼德拉运动一样,非国大组织的运动有着强烈的人格化特征,几乎都浓缩在曼德拉的角色之内,在曼德拉、非国大的合法性和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合法性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

在南非黑人心中,曼德拉是最显著的领袖。1942年,西苏卢是非国大在约翰内斯堡的资深组织者。曼德拉当时25岁,刚从乡下来到约翰内斯堡。西苏卢立刻感到:“他儒雅的举止和洋溢的热情让人着迷,我见过的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当时我正在物色人才来充实领导层,他简直是天赐的礼物。”

1990年5月4日,在开普敦有关南非转型的多方会谈结束后,曼德拉与时任国民党主席德克勒克(左三)、外交部长鲍达一起走出会场

20世纪40年代,曼德拉担任非国大青年联盟的全国主席,在非国大高层领导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他身着棕色套装出席,衣冠楚楚,发表的演说曾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他预测自己将成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

当时,黑人兴起和平抗议。曼德拉是“藐视运动”中的“志愿分子头目”,他选择了在媒体上能够产生最大冲击效果的时间和地点来率先焚烧自己的黑人“通行证”。随后几天内,上万黑人就效仿了他的行动。他在黑人抗议活动中频频露面,总是穿着无可挑剔的套装。那身衣服是南非顶尖裁缝的作品,钻石巨头哈里·奥本海默的衣服也出自这位裁缝。曼德拉的形象,在黑人中绝无仅有。

60年代,非国大采取武装斗争策略,曼德拉成为“民族之矛”的司令。他脱下西装,模仿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切·格瓦拉,穿上一身戎装。他1962年被捕前在德班举行的最后一次公众集会上,身着游击队员的绿底迷彩服,留着格瓦拉式的大胡子。那个年代的黑人也都还记得,他穿着科萨族传统的豹皮衣服,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批驳社会和司法的不公。

即使在监狱里,曼德拉也没有淡出公众的视角。从1974年起,狱中的曼德拉开始撰写回忆录《漫漫自由路》。西苏卢告诫他:“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书稿完成后,长达500页的手稿被偷偷埋在监狱的花园里,被狱友压缩为“近乎显微镜里才能看到的缩写”,由即将获释的马克·马哈拉杰带出去。这本书首先在伦敦出版,而后风靡世界。

在被关进罗本岛监狱时,曼德拉仍继续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士的课程。法学学习后来被狱方禁止,他又开始攻读商学士,并又连续学习了经济、历史等课程。为了进一步了解外部情况,分析国内政治动向,曼德拉还在监狱里自学起了荷兰裔白人使用的南非荷兰语。他花了两年时间,通过了六级考试。

“他使用南非荷兰语问候别人时毫不紧张,跟看守们交谈,借此练习南非荷兰语,神态十分自然。”费基勒·巴姆后来回忆说,“其他囚徒对此大感疑惑,还生出抵触情绪,但曼德拉没有这种感觉。他真心想要了解荷兰裔白人,很清楚看守们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帮助很大。”

当时,非国大的正统观点认为,荷兰裔白人势力是欧洲殖民主义的翻版。而曼德拉宣称,荷兰裔白人与非洲黑人都是非洲人。巴姆说:“他对荷兰裔白人的历史人物兴趣极为强烈,他说得出所有欧洲裔将领的名字,绝不限于布尔战争中区区几位荷兰裔白人领袖。”巴姆对曼德拉着手研究荷兰裔白人心态时说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他教导我们:‘荷兰裔白人也是非洲人。这块热土是我们的家乡,但是,不论以什么方案解决政治问题,都不能把欧洲裔非洲人排除在外。’”曼德拉看到博塔一方面镇压黑人的残酷无情,另一方面也告诫荷兰裔白人,“要么妥协,要么消亡”。他知道,对于白人来说,南非已经是他们的家,他们的一切首先是为了生存。

曼德拉比一般黑人更懂得如何与白人相处:“从我接受律师行当的各种训练开始,就与荷兰裔白人一起工作。我觉得他们单纯而直率。假如一位荷兰裔白人不喜欢你,他就会直说:‘嘎恩卡克(滚开)。’但是,假如他们喜欢你,就会与你亲近。他们能够信守诺言。”

即使在监狱里,曼德拉也从未放弃和白人达成正常私人关系的尝试。他和狱警克里斯托·布兰德的关系非常亲密,他给布兰德的妻子写信,责备她丈夫在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方面下的功夫不够,鼓励她说服自己的丈夫用功学习,口吻就像是父亲。

监狱负责官员范·西特特少校以冷酷闻名。为了和他打交道,曼德拉平生头一次翻看报纸上涉及橄榄球的版面。他发现范·西特特说英语吞吞吐吐,立刻改用了南非荷兰语。他主动说起橄榄球,西特特很快便兴致盎然。

五六十年代,曼德拉曾是非国大内最积极的武装斗争支持者。在他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他判断:“不管我们是否主动挑起暴力,暴力都会开始。如果现在我们不能够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很快就会成为落伍者和追随者。”1961年,在曼德拉的坚持下,非国大才最终下决心建立“非洲之矛”。

但这场武装斗争并不是以推翻白人政府为目标的。马克·马哈拉杰回忆,非国大进行武装斗争有几个难处:南非军队中的黑人主要从事后勤工作,并不是战斗人员。黑人没有战斗经验,也没有获得武器的途径;黑人没有良好的装备和严密的组织,难以团结作战,每个部落都各自为战;解放运动还担心暴力斗争可能会激发严重的种族冲突。

曼德拉当初曾仔细考虑过暴力斗争的形势:从实力上看,公开革命是不可能的,恐怖主义会削弱公共支持,从事破坏活动是一个较好的开始,因为这不会造成生命损失,为未来的种族和解留下了最大的余地。据马哈拉杰的回忆:“我们不希望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制造大规模流血冲突。荷兰裔白人和英裔白人之间的关系在布尔战争结束50年后依然十分紧张,如果我们发起了内战,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怎样?”

事实上,非国大的武装斗争从来没有成熟到对白人统治者构成军事威胁的地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非国大承认自己的军事力量“已看不到加强的迹象”。当时,非国大已经失去了在安哥拉的军事基地,并被迫将它们远迁到东非。苏联与西方关系的转向也使非国大的武装斗争失去了主要支持者。

1988年5月开始,尼尔·巴纳德开始不断地拜访曼德拉,询问他对于共产主义持什么观点,对和解是不是真感兴趣。他让冷酷的巴纳德动了心:“他有一种神奇的超凡魅力。你不由自主想要倾听他的话……这就是我们要的人。假如不能与他达成解决方案,我们将别无指望。”

于是,1988年12月,曼德拉有了一个私人庭院,并能够接待访客。看守杰克·斯瓦特的职责是为曼德拉做饭,开门迎客,整理日记,清理房间。客人来到前,斯瓦特和曼德拉要讨论接待问题,比如首先上哪一种葡萄酒最得体。院子里有游泳池,健身房里有健身自行车和力量训练的设施。巴纳德解释说,这是为了让曼德拉在26年与世隔绝后追赶上正常生活。“我多次对他说:‘曼德拉先生,管理国家是一桩棘手的工作,可不是在众人满怀敬意的目光注视下安坐于伦敦的酒店里,一边喝南非产的城堡牌啤酒,一边对政府评头论足。’”他这是在讽刺非国大流亡英国的领导人。

但曼德拉并不满足于博塔政府的进程。1989年,他坦率地对巴纳德说:“我与你就诸多根本性问题进行了许多预备性讨论,这是好的,但是你要理解,你并不是个政治家,未获得授权,无力决策。我必须与博塔先生本人谈,而且要尽快。”1989年1月,博塔经历了一次中风,巴纳德对博塔说:“总统先生,假如您会见曼德拉,就奠定了一个基础,这将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历史将永远承认,是您启动了这一必然进程。”

1989年7月8日,南非的街头巷尾终于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博塔和曼德拉举行会谈了!”政府推迟了许久才公布了确切消息:7月5日,南非总统邀请曼德拉到开普敦的总统官邸用茶,曼德拉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官方使用了一个模糊的词语——“礼节性的访问。”

在与博塔会面前,曼德拉把准备了几天的笔记看了一遍又一遍。当天,威利·威廉斯将军陪同曼德拉乘车前往官邸。一小时后,曼德拉下车,准备步入博塔的办公室,等在外面的巴纳德拦住了他。他蹲下来,替曼德拉系好了鞋带。

曼德拉表达了和谈的愿望,但也严肃表示不会像博塔要求的那样抛弃南非共产党这一盟友。巴纳德回忆:“曼德拉非常真诚,直言不讳的时候甚至近乎无礼。荷兰裔白人其实喜欢这一点。曼德拉懂得如何巧妙利用自己的能力,同时又不至于羞辱敌人。”会谈后,两人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语气虽然波澜不惊,但表示“坚决支持南非的和平发展”。

曼德拉后来回忆这次会见:“博塔先生长期以来一直谈论要跨过卢比孔河(公元前49年,凯撒越过此河,进军罗马,与庞培的军队决战。博塔借此表示要与黑人抵抗运动决战),但是,直到那天早上在特因赫伊斯会谈之前,他从未迈出这一步。那一刻,我感到他从此没有回头路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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