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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圣人与现实:宽容与代价

2013-12-12 13:20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曼德拉之所以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位“世俗的圣人”,实因他救赎式的和解妥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避免了这块土地上本已习惯的暴力冲突,避免了流血的代价。当然,这种和解妥协,在南非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纳尔逊·曼德拉(1918.7.18~2013.12.5)

1990年2月14日,获释的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与支持他的民众在一起

1990年2月21日,释放曼德拉的那天,他4点半就醒了,做了一番简单的常规锻炼,洗漱,并用了早餐。早饭后,他给几位开普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人士打了电话,让他们去他的维尔斯特别墅监狱做准备工作,帮他写讲话稿。他还来不及想释放后的前景,释放前有很多工作要做,第一场演讲应该在哪里、对谁发表,第一个获得自由的夜晚应该在哪里度过,都是要考虑的。监狱为他提供了箱子和盒子收拾行李,他几乎没积累下什么东西,唯有书和资料装了十几个箱子。

他与关照过他的警卫人员和狱警匆匆告别。下午15点过,他乘车离开别墅。在临近大门的地方,车慢慢停下来,他开始朝监狱大门走去。当他看到数百名摄影记者和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簇拥在大门外时,他感到震惊,有点紧张:“我发现,我们没有做好应付要发生的这一切的准备。”当一个电视台记者把一个长长的、黑糊糊的物体对着他时,他情不自禁后退了一步,他的妻子温妮告诉他,那是麦克风。重获自由的曼德拉已71岁,他在开普敦发表了出狱后的第一场演讲。他向人群举起拳头,人群中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他高喊:“Amandla!”(政权!)他们应和:“Ngawethu!”(属于我们!)“非洲!”他又喊。“Mayibuye!”(再回来!)人群随他应和。这一声音与他入狱前在叛国罪法庭审判席上发出的呼喊跨时空地重叠在一起,恍若隔世。

从科萨族的部落王室成员,到约翰内斯堡的律师,至走上反叛道路,再到切·格瓦拉式的革命与武装斗争的领袖,接着在叛国罪被告席上发表马丁·路德·金式呼唤自由与民权的演讲,其后在罗本岛等地方度过长达27年的牢狱生涯。他走出监狱、迈向自由的那一刻,殉道式的政治生涯早已使他成为大众混乱情感与欲望的化身和精神领袖。在他身处高墙内的1/4个世纪里,世界也发生了巨变。他最初以非暴力手段反抗种族隔离制度时,南非的执政白人政党还受温和的英语白人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着黑人的政治意识,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亦鼓励着曼德拉;他转向武装斗争,领导“民族之矛”并被捕入狱时,阿非利卡白人政权正以强力和高压抵抗非洲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世纪80年代,当他感到自己将被世界遗忘,衰老、虚弱与恐惧感消磨着他的反叛意志时,美苏“冷战”正在非洲趋于缓和,西方世界不再将南非白人政府视为反共堡垒,反种族隔离渐成世界潮流,工业社会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型,“低人权”优势支撑的南非政治经济体系无以为继。身处国外的非国大领袖奥利弗·坦博适时精心经营曼德拉的个人形象与传奇,于是,从欧洲到美洲,从伦敦到哈瓦那,曼德拉的名字与形象在消失了20年后,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成为所有人谈论的“全世界最知名的囚徒”。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美一些政治家就预见,南非的政治解决方案最终将由被囚禁、被流放或被损害的人来提出,时机将出现在阿非利卡白人变得更富有、更有安全感,因此也更自由偏左时。阿非利卡白人政府也很清楚:需要一位政治上相对温和的黑人领袖来化解迟早将到来的政治危机,并维持白人在南非的利益。于是,27年的沉寂与等待之后,曼德拉呼之欲出。

政治现实复杂而冷酷。于是,在曼德拉走出监狱时,他已经预感到,更加复杂的生活刚刚开始。尽管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常被视为和平进程,但实际上,1990到1994年,南非又历经了长达4年的腥风血雨。据估计,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1.8万人死于派系冲突。曼德拉与拒绝放弃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白人政府之间的谈判断断续续,旷日持久地持续了数年。在谈判期间,南非政治舞台上的另一黑人主角——布特莱齐酋长领导的因卡塔自由党,与非国大的追随者爆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在形式上已经放弃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非国大党员们,几乎已没有任何胜算再走“卡斯特罗式的道路”来获得权力了。尽管也曾受到过战友们的质疑,曼德拉始终未放弃以妥协与和解的精神推动的谈判。在一次次中断后,只能按各方推动的力量,继续往前走下去。

曼德拉之所以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位“世俗的圣人”,实因他救赎式的和解妥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避免了这块土地上本已习惯的暴力冲突,避免了流血的代价。当然,这种和解妥协,在南非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曼德拉比他的同辈人活得长久,他漫长的生命让他不断目睹现实对他曾身处的历史所进行的修正。他曾试图以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但与白人武装力量的悬殊对比和世界政治的现实修正了他所选择的道路;当他身处和谈角色时,资本全球化时代已轰然而至,他试图彻底变革南非社会结构的宏大经济计划也以各种方式搁浅。阿非利卡白人领袖接受分享政治权力的前提是,拒绝任何激进的经济重组和对土地、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全球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金融、商界领袖,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国有化。曼德拉于是主动回应了作为少数派的白人对其自身权利的担忧。在政治体制谈判上,非国大实现了黑人政治权利和建立民主国家的愿望,但作为交易,基本保留了少数白人的经济利益,这一制度安排,也成为后来新南非转型困境的矛盾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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