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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9)

2013-12-04 14:42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史铁生的家,是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在那样的空间里,冥想和推理是他超脱命运不公的唯一支柱,也是他发挥创作才华的世界。

 

应该说,经过了1978年的铺垫,1979年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的好小说。1979年初,我先读到了史铁生的小说。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是直到1979年6月,《今天》第四期才开始连载的,所以,先读到的是史铁生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与《午餐半小时》。我依稀记得,《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当时发表在一本文化馆办的内部杂志《春雨》上,而《午餐半小时》是打字机打印后油印的版本。
在《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中,法学教授被称为“之死”,其夫人称“之死夫人”,“之死”的外号来自契诃夫的《一个官员之死》,是一种小人物的卑微。本来容不得欺骗,以正直著称,极有尊严的法学教授及夫人,如何就走向了尊严的反面,变成了被戏称“之死”的难堪卑微?史铁生感慨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文革中,“之死夫人”因真实的同情而引发出真实的恐惧,导致既战战兢兢、又唯唯诺诺,拙劣而出卖尊严的欺骗,背上了难堪的符号。成为“之死夫人”后,只能浑浑噩噩,直至半身不遂,终又因精神紧张无法松弛而死去。史铁生在小说中不仅执着地讨论“骗”与“被骗”,而且进一步讨论的是“言论”与“自由”。他明显被契诃夫小说中那种在灰蒙蒙背景中无能左右自己而艰辛生存的小人物的辛酸所吸引——随风轻飏,只是草芥而已,惶论尊严?小说中“之死夫人”关于“用自由言论把言论的自由弄丢了”的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深刻:“本来他还可以言论自由,也就还是人民。可这自由言论了之后,之后,之后人家就有理了。你说人家这还违法吗?”这是典型的史铁生反问。
《午餐半小时》没有隐含那么深刻的问题,它只是描述了类似“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那种感觉——还是那些如泥塑般、草芥般的小人物,午餐半小时,本来沉闷沉睡的空间里似乎连嘴脸都没有的众生们一一苏醒过来,有了自己的鼻子眼睛,蹬鼻子上脸,就有了真实的脸上的油彩。最后,一声悠长的“冰棍儿”,又将人们从忘我的瞬间唤睡过来,重回泥塑般沉闷沉睡之中。这两篇小说,我当时对人物与社会间的关系并不敏感,所以觉得“法学教授”有点沉闷,本能地更喜欢浅显些,小人物神态跃然纸上的《午餐半小时》。我一心想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这篇小说,我还记得当时急匆匆找到雍和宫大街26号铁生的家里,他父亲说他在街道工厂上班,又一路打听,去找他那个正对着雍和宫红墙,照不到阳光的作坊。那是一个加工景泰蓝的小作坊,没有《午餐半小时》里的缝纫机,但屋里人就是那样木讷的神态。那时紧贴雍和宫红墙的这条胡同里还很萧条,寒风摇动着那些光秃秃的树梢。他从他的工作台上下到自己的轮椅里,用手提起空空的裤管里那条没有知觉的萎缩的腿,在膝盖上铺一件破棉袄,他摇着轮椅,我就推着自行车,跟他沿着那红墙回家。
这两篇小说,铁生自己是更喜欢“法学教授”的。他的家,雍和宫大街26号,其实是一个很窄小的空间,他的轮椅一直摇进屋里。他摇轮椅到床边,借着力就上了床,不让人搀扶,下了床又落到轮椅里。那样的生活空间,冥想与推理真是他超脱命运不公的唯一支柱,所以,对悖论的思考总是他创作的引线,由“法学教授”到“詹牧师”,再由“詹牧师”到《务虚笔记》,这是他越来越深入地寻找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当时我们都在他的精神世界之外,意识不到他的路径而已。
当时我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发成《午餐半小时》——我兴奋地向陈汉涛与老宋推荐史铁生,没想到陈汉涛读完小说后却很严肃地坚持他的观点:“看不到光明”,“太灰暗了”,他说。在业务上,老宋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的,于是,只能沮丧,终未成为最早发表铁生小说的编辑。那时,“光明”与“灰暗”是很重要的阻止我在《中国青年》作为的一道坎。史铁生的这两篇小说,第一篇获正式发表的还是“法学教授”,发表在1979年创刊的《当代》第二期上,而《午餐半小时》先发在一本大学生杂志上,后来才在贵阳市的文学刊物《花溪》上正式发表。

应该说,经过了1978年的铺垫,1979年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的好小说。1979年初,我先读到了史铁生的小说。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是直到1979年6月,《今天》第四期才开始连载的,所以,先读到的是史铁生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与《午餐半小时》。我依稀记得,《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当时发表在一本文化馆办的内部杂志《春雨》上,而《午餐半小时》是打字机打印后油印的版本。

在《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中,法学教授被称为“之死”,其夫人称“之死夫人”,“之死”的外号来自契诃夫的《一个官员之死》,是一种小人物的卑微。本来容不得欺骗,以正直著称,极有尊严的法学教授及夫人,如何就走向了尊严的反面,变成了被戏称“之死”的难堪卑微?史铁生感慨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文革中,“之死夫人”因真实的同情而引发出真实的恐惧,导致既战战兢兢、又唯唯诺诺,拙劣而出卖尊严的欺骗,背上了难堪的符号。成为“之死夫人”后,只能浑浑噩噩,直至半身不遂,终又因精神紧张无法松弛而死去。史铁生在小说中不仅执着地讨论“骗”与“被骗”,而且进一步讨论的是“言论”与“自由”。他明显被契诃夫小说中那种在灰蒙蒙背景中无能左右自己而艰辛生存的小人物的辛酸所吸引——随风轻飏,只是草芥而已,惶论尊严?小说中“之死夫人”关于“用自由言论把言论的自由弄丢了”的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深刻:“本来他还可以言论自由,也就还是人民。可这自由言论了之后,之后,之后人家就有理了。你说人家这还违法吗?”这是典型的史铁生反问。

《午餐半小时》没有隐含那么深刻的问题,它只是描述了类似“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那种感觉——还是那些如泥塑般、草芥般的小人物,午餐半小时,本来沉闷沉睡的空间里似乎连嘴脸都没有的众生们一一苏醒过来,有了自己的鼻子眼睛,蹬鼻子上脸,就有了真实的脸上的油彩。最后,一声悠长的“冰棍儿”,又将人们从忘我的瞬间唤睡过来,重回泥塑般沉闷沉睡之中。这两篇小说,我当时对人物与社会间的关系并不敏感,所以觉得“法学教授”有点沉闷,本能地更喜欢浅显些,小人物神态跃然纸上的《午餐半小时》。我一心想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这篇小说,我还记得当时急匆匆找到雍和宫大街26号铁生的家里,他父亲说他在街道工厂上班,又一路打听,去找他那个正对着雍和宫红墙,照不到阳光的作坊。那是一个加工景泰蓝的小作坊,没有《午餐半小时》里的缝纫机,但屋里人就是那样木讷的神态。那时紧贴雍和宫红墙的这条胡同里还很萧条,寒风摇动着那些光秃秃的树梢。他从他的工作台上下到自己的轮椅里,用手提起空空的裤管里那条没有知觉的萎缩的腿,在膝盖上铺一件破棉袄,他摇着轮椅,我就推着自行车,跟他沿着那红墙回家。

这两篇小说,铁生自己是更喜欢“法学教授”的。他的家,雍和宫大街26号,其实是一个很窄小的空间,他的轮椅一直摇进屋里。他摇轮椅到床边,借着力就上了床,不让人搀扶,下了床又落到轮椅里。那样的生活空间,冥想与推理真是他超脱命运不公的唯一支柱,所以,对悖论的思考总是他创作的引线,由“法学教授”到“詹牧师”,再由“詹牧师”到《务虚笔记》,这是他越来越深入地寻找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当时我们都在他的精神世界之外,意识不到他的路径而已。

当时我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发成《午餐半小时》——我兴奋地向陈汉涛与老宋推荐史铁生,没想到陈汉涛读完小说后却很严肃地坚持他的观点:“看不到光明”,“太灰暗了”,他说。在业务上,老宋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的,于是,只能沮丧,终未成为最早发表铁生小说的编辑。那时,“光明”与“灰暗”是很重要的阻止我在《中国青年》作为的一道坎。史铁生的这两篇小说,第一篇获正式发表的还是“法学教授”,发表在1979年创刊的《当代》第二期上,而《午餐半小时》先发在一本大学生杂志上,后来才在贵阳市的文学刊物《花溪》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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