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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110年:先人的种子(下)

2013-12-03 10:00 作者:丘濂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3年第48期
社团的四位创始人希望不当社长的方式来让印社始终保持“同人”社团的性质:志同道合的人自然相聚而不必有社会组织或行政等级体制的羁绊。

1921年,印社建缶龛,藏日本朝仓文夫所铸吴昌硕半身铜像。图为吴昌硕在缶龛旁留影

先生之风

在《西泠印社成立启》这份史料上,明确记载了西泠印社创立的初衷:同道中人,聚集一起,本着继承前人遗产,研求金石印学的志向创立了西泠印社。缘启中提到了两个时间:甲辰年,1904年,那是四位创始人呼朋唤友在蒋公祠初创印社的时刻;癸丑年,也就是缘启写成的1913年,这一年,社长一词第一次出现了,昌老就是“清末海派四大家”之一的金石书画家吴昌硕。那么从1904到1913年这10年间印社是如何在没有社长的情况下完成的初期建设?又是为什么,第一任社长迟至10年之后才产生呢?

对于印社的建设,似乎今天再也找不到像四位创始人丁仁、王禔、叶铭和吴隐这样才能互补的完美组合。几篇社员写成的《西泠印社记》都不约而同地将丁仁排在四人之首。之所以将他位列领衔,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极为充分的:他出身世代书香,丁家在当地属于名门望族。他的祖父一辈是杭州“八千卷楼”藏书楼的主人,藏书多达1.5万多种,20多万卷。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和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苞宋楼一起并列成为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丁仁的祖父在收藏古籍图书的同时,也收集了浙派篆刻领袖丁敬的印章72方,到了父亲一辈,将“西泠八家”的印章扩展到500方,制成《西泠八家印谱》,至今都是中国印学史上最丰富的西泠八家作品资料。《西泠印社志稿》中这样评价丁仁在艺术上的造诣:“治印宗浙派,善商卜文。偶画蔬果,亦艳雅动人。”西泠印社最早的建设用地就是丁仁捐赠的,之后又他在社址上捐钱建造了印人像,修建鹤庐作为书斋,同时声明“永为社产,不私所有”。1937年杭州沦陷之后,丁仁和另一位葛昌楹社员一起,将劫后所存的自明代迄今270余家,近两千方钮印章拓成谱,题名《丁丑劫余印存》来传给后人,很多款印都是难得一见的印坛珍宝。以世家子的地利人和之便,丁仁在园林建造、集印、制谱和刻印这些方面都有贡献。

在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中,王禔是以地道的篆刻创作家享誉于时。若论创作而能进入近代印学史,四人中只有王禔凭借铁线篆书法有开宗立派之功。王禔也是出身大家,先祖是鼎鼎大名的王羲之,父亲是杭州字样书院的院长。1920年,王禔任职于北京政府印铸局;1929年他又应聘到南京政府印铸局,任技正——相当于现在的高级技师,中华民国政府印就出自王禔的刻刀。政府的待遇虽然丰厚,但王禔对官场生活并没有兴趣,曾以白居易诗句“秋月春风等闲度”篆印,并边跋:“余复官白下(南京),非我之志,年复一年,苦被索缚,直如浔阳女儿,老大徒伤,因作此印志恨。”他来到南京任职的第二年就引退,1930年来到上海,凭篆刻鬻艺为生。王禔的孙子王乃康就向本刊回忆,家中经常有上海滩的名人来向祖父求印。“印象深刻的是梅兰芳和杜月笙。梅兰芳曾经赠给祖父自己画的梅花。杜月笙要来之前,他的几个手下人先过家里来,我们小孩子都吓得跑到楼上。母亲每天要为祖父来记账。常常打开抽屉,都铺着一层白花花的银元。”《西泠印社志稿》评价王禔“为人孤冷,不问世事”,但这并不妨碍他门生弟子遍布天下。王禔高寿至81岁,又极为勤奋,存世印章也最多,仅《福庵印稿》存印就在1.2万方左右。王禔也为印社营建做出了贡献。王乃康回忆,社址上一片名为“小盘谷”的园林土地得以捐赠,就是凭祖父的关系而来的。作为艺术家,王禔的威望又为西泠印社提高了声誉。

叶铭与吴隐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二人都不是来自书香门第,而是刻碑的工匠出身。但也正是拥有一身刻碑的好手艺,总归是文墨艺事,才有机会“与诸君子游”,继而在创办西泠印社过程中作为中坚力量并显示出足够的见识与手段。

“望云草堂”主人张鲁庵

四位创始人中,若论与西泠印社朝夕相守、精心建设、悉心维护之功,无人能出叶铭之右。叶铭在西泠印社初创时筹建山川雨露图书室,以供同人研究印学和集会栖息之所,之后丁仁、吴隐、王禔相继赴沪赴京发展,而叶铭则据守西泠,虽仍以刻碑为业,却为孤山上的景观建置不遗余力,四十年如一日,担任督造守护之责。叶铭曾修纂过最早一部《西泠印社小志》,里面包括详尽的园林营建的账目,是后来50年代编写的《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清晰地寻访西泠印社的发展脉络,全赖叶铭的苦心记录。身为匠人,叶铭也致力于理论研究。他不像王禔那样关注重点在古文字学,反而对文献检证与编纂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所写的《广印人传》,共记录历代印人1886人,这在近代印学史上还无人能比。

吴隐的情况最为特殊,在创社四人中也最特立独行。他极具经营头脑和社会活动能力。西泠印社创社后,他很快便在上海创办西泠印社书肆,整理出版印谱理论,并且自制“潜泉印泥”来出售。因为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吴隐为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建设出力出资最多,使印社能有今天这样的景观建筑规模。当年以吴隐的字号命名的“潜泉”和“遁庵”修成后,吴隐特别规定,吴家子孙只能在此拜祭先祖,至于建筑和物品则要交给西泠印社管理和使用。《西泠印社志稿》中评价吴隐:“斥私财营之,举舍于社而不自私,可风也。”虽然吴隐早在1922年就去世,杭州的西泠印社也在1937至1947年停止了活动,但上海西泠印社一直在出版印学专业特色的书籍。“这块招牌也就继续保存和传播了西泠印社的影响力。”孙慰祖这样说。

这四个人,论名望则丁仁,论篆刻影响则王禔,论实务则叶铭,论经济实力则吴隐,谁都有机会当社长,但一到推举名义时,又都互相谦让。1947年,当战争过后社员们重新相聚在孤山,此时吴昌硕已经去世,谁来当社长的问题又一次摆在面前。一位亲身参与当时聚会的社员张锐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坐中一位章劲宇先生对几位老先生说道:‘我真不明白,你们几位先生辛辛苦苦地办了西泠印社,大家都不肯当社长,一定要请别人?’王老莞尔笑道:‘我们创办印社,并不是想当社长啊!’事后,章劲宇对几位先生虚怀若谷的谦逊精神深表钦佩,赞不绝口。”

1932年,一位叫汪厚昌的社员在上海的《金刚钻》报上发表了长篇连载文章《西泠印社之创始与现在》道破了这种无权力架构的组织形式为社团带来的强大生命力:“印社之所以能成今日巨大之规模,其故果安在。一言以蔽之,曰无义务、无权利是已。欲责人义务,则人皆裹足,避之若浼矣。尽义务必有权利,有权利则必争,彼攘此夺,内讧竞起,事乃不可为矣。试观社会上无论何团体,罔不如是……社中终岁无所事事,故无社长,无职员。偶尔聚会,皆由临时召集。

故在社中,平日既无事可为,无权可争,无所谓私心意见,强权把持,举凡社会上种种恶现象,一扫而空,通力合作,而社务日渐进步矣。”社团的四位创始人希望不当社长的方式来让印社始终保持“同人”社团的性质:志同道合的人自然相聚而不必有社会组织或行政等级体制的羁绊。

而西泠印社的历任社长也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他们几乎不直接插手社务,更多的是社团的精神领袖。成立至今,西泠印社一共历经了七位社长: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和现在的饶宗颐。他们每个人不仅是那个的时代的艺术大师与学术泰斗,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文化名人。“西泠印社对于社长的选择包含了一种特定的思考:印社之长,懂印即可?他们都将篆刻与印学引向了大文化的层面。”陈振濂告诉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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