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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8)

2013-12-02 09:40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那时,文革中遭迫害的国家领导人子女、家族撰写的控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字,形成最强烈的对文革控诉。在我看,这才是“伤痕文学”真正形成高潮的引子。

 

转弯时刻与史铁生
如果将文学对应当时的政治背景,会发现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
——当《今天》贴上西单民主墙的时候,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6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2月18日到22日仅5天的三中全会,当中央工作会议导引人们还沉浸在活跃的政治氛围中,仍在兴奋地传诵邓小平关于“写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的说法,对三中全会寄予厚望时,简短的三中全会迅速就结束,舵轮的方向其实已经转变了。三中全会上,在宣布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后,邓小平马上发出了“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声音。当北岛准备办《今天》时,当然并不知道,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邓小平其实已经改变了对民主墙的说法,他开始认为,民主墙上的一些言论不利于安定,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了。民主墙所扮演的角色,上层所需它的时间其实短暂得可怜。
为什么从1978年起追忆八十年代?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的跌宕起伏、风起云涌,确实是都由邓小平所导演。邓小平主导的八十年代由1978年始,而这一年10月始,是他驾驶一艘国家巨轮作180度大转弯的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家,现在回想,他把舵之魄力、急转弯之速度,真的都是惊人的。
改革开放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看,是他10月访日归来后不久就推出的“日本电影周”。这个电影周引进了三部日本电影:《追捕》、《望乡》与《狐狸的故事》。尤其《望乡》,因其中出现了妓院的场景,《中国青年》当时还曾专门约谢逢松写了一篇名为《青年可不可以看〈望乡〉》的文章。谢逢松当时就在中影公司工作,是《中国青年》的老作者。这个稿子是陈汉涛组织的,他当时很主要工作就是看电影。
明星的力量是巨大的,《追捕》与《望乡》中,一个高仓健,一个栗原小卷,一下在民众中拉近了中日关系,为随后的日本汽车与日本电器引进铺了路。尤其栗原小卷,当时对于中日关系的作用真是巨大,等到1979年她主演的《生死恋》牵动几乎所有中国人脆弱的心时,三洋电器就进北京,设立办事处了。
政治家们已经在为未来运筹帷幄的时候,很少有人能认清这样一个大背景。
1978年漫长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之后短暂的三中全会,前者是为了搬开挡路的石头,后者则是石头搬开之后,实际上早就深思熟虑了的道路选择。我的幸运是,当时正好身在一个非常敏锐的单位——那时的《中国青年》,因为社长关志豪可以直通胡耀邦,明显可以直接感知到中国政治大动脉中非常直接的脉动。三中全会一结束,1979年第一期的《中国青年》马上就刊发了本刊评论员文章《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冲破思想的牢笼”,其中提到要冲破的“牢笼”已经是:农业上的“人海战术”,分配上的“大锅饭”,提到最后,核心是对“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东西的态度问题”。这里所提的“蒙昧主义”与“禁欲主义”,已经与复刊第一期所要破除的“蒙昧”有了根本区别,明显已是在为1979年的政治突破铺路了——这个突破当然不是民主墙上那些人所期待的方向。《中国青年》紧接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标题已经是《党的司令部不能用炮打》了。这篇文章是用读者来信方式刊登的,作者徐贺,当时似乎是在黑龙江一个小县城团委工作,因这篇文章就调到杂志社,进了思想评论部,老关很赏识他。当时《中国青年》搜罗的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渐渐多起来。
三中全会结束后,加快了文革中被打倒老干部的平反。首先开追悼会的是彭德怀与陶铸,《中国青年》迅速组织了回顾彭德怀的文章。那时,文革中遭迫害的国家领导人子女、家族撰写的控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字,形成最强烈的对文革控诉。在我看,这才是“伤痕文学”真正形成高潮的引子。它以陶铸女儿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寄出的信》为起点,因为它以向父亲倾诉的方式,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在《人民日报》连载,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成为了一种最有感染力的主导性文体。我以为,是它引导了1979年的文学方向。

转弯时刻与史铁生

如果将文学对应当时的政治背景,会发现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

——当《今天》贴上西单民主墙的时候,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6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2月18日到22日仅5天的三中全会,当中央工作会议导引人们还沉浸在活跃的政治氛围中,仍在兴奋地传诵邓小平关于“写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的说法,对三中全会寄予厚望时,简短的三中全会迅速就结束,舵轮的方向其实已经转变了。三中全会上,在宣布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后,邓小平马上发出了“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声音。当北岛准备办《今天》时,当然并不知道,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邓小平其实已经改变了对民主墙的说法,他开始认为,民主墙上的一些言论不利于安定,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了。民主墙所扮演的角色,上层所需它的时间其实短暂得可怜。

为什么从1978年起追忆八十年代?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的跌宕起伏、风起云涌,确实是都由邓小平所导演。邓小平主导的八十年代由1978年始,而这一年10月始,是他驾驶一艘国家巨轮作180度大转弯的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家,现在回想,他把舵之魄力、急转弯之速度,真的都是惊人的。

改革开放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看,是他10月访日归来后不久就推出的“日本电影周”。这个电影周引进了三部日本电影:《追捕》、《望乡》与《狐狸的故事》。尤其《望乡》,因其中出现了妓院的场景,《中国青年》当时还曾专门约谢逢松写了一篇名为《青年可不可以看〈望乡〉》的文章。谢逢松当时就在中影公司工作,是《中国青年》的老作者。这个稿子是陈汉涛组织的,他当时很主要工作就是看电影。

明星的力量是巨大的,《追捕》与《望乡》中,一个高仓健,一个栗原小卷,一下在民众中拉近了中日关系,为随后的日本汽车与日本电器引进铺了路。尤其栗原小卷,当时对于中日关系的作用真是巨大,等到1979年她主演的《生死恋》牵动几乎所有中国人脆弱的心时,三洋电器就进北京,设立办事处了。

政治家们已经在为未来运筹帷幄的时候,很少有人能认清这样一个大背景。

1978年漫长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之后短暂的三中全会,前者是为了搬开挡路的石头,后者则是石头搬开之后,实际上早就深思熟虑了的道路选择。我的幸运是,当时正好身在一个非常敏锐的单位——那时的《中国青年》,因为社长关志豪可以直通胡耀邦,明显可以直接感知到中国政治大动脉中非常直接的脉动。三中全会一结束,1979年第一期的《中国青年》马上就刊发了本刊评论员文章《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冲破思想的牢笼”,其中提到要冲破的“牢笼”已经是:农业上的“人海战术”,分配上的“大锅饭”,提到最后,核心是对“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东西的态度问题”。这里所提的“蒙昧主义”与“禁欲主义”,已经与复刊第一期所要破除的“蒙昧”有了根本区别,明显已是在为1979年的政治突破铺路了——这个突破当然不是民主墙上那些人所期待的方向。《中国青年》紧接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标题已经是《党的司令部不能用炮打》了。这篇文章是用读者来信方式刊登的,作者徐贺,当时似乎是在黑龙江一个小县城团委工作,因这篇文章就调到杂志社,进了思想评论部,老关很赏识他。当时《中国青年》搜罗的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渐渐多起来。

三中全会结束后,加快了文革中被打倒老干部的平反。首先开追悼会的是彭德怀与陶铸,《中国青年》迅速组织了回顾彭德怀的文章。那时,文革中遭迫害的国家领导人子女、家族撰写的控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字,形成最强烈的对文革控诉。在我看,这才是“伤痕文学”真正形成高潮的引子。它以陶铸女儿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寄出的信》为起点,因为它以向父亲倾诉的方式,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在《人民日报》连载,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成为了一种最有感染力的主导性文体。我以为,是它引导了1979年的文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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